□王素莉

隨著社會歷史發展和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起源的研究，已經逐漸超出中共黨史的界限，而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過程及整個中國近現代社會歷史的發展聯繫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説，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構成了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與文化史的重要歷史線索和理論依據。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在20世紀初葉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展開的。隨著生産力的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人類社會中出現了突破各民族獨立發展的歷史而向世界歷史過渡的大趨勢。馬克思發現並指出了從“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這一被今天稱為“全球化”視野的最初端倪。

1840年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從民族歷史強行納入了世界歷史發展的軌道。在經濟上，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的海外市場和掠奪資源的場所，淪為資本主義經濟附庸的危機日益加深；在政治上，中國逐漸喪失了獨立自主性，帝國主義的殖民化政策，嚴重妨礙了中國自身的政治發展；在文化上，傳統政治秩序的瓦解使中國文化處於“失范”狀態，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情況下，人們把對舊制度的否定與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結合起來，試圖創造一種“新文化”。

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尋求中國的再生之路，中國幾代志士仁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從洪秀全到康有為、嚴復、孫中山等人，前赴後繼、曆盡坎坷。他們向西方學習，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文化學術等方面廣泛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從人間“天國”、君主立憲到資産階級共和國，都曾經強烈地吸引著中國人民的注意力。然而結果卻令人失望。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先進知識分子在對世界大勢和中國歷史進行精心觀察和深刻總結的基礎上，在對種種主義、種種學説進行廣泛了解和諸多比較的基礎上，獨立思考、自由爭論。1921年元旦，長沙新民學會會員開會，討論中國和世界應當走什麼路，向何處去？在所列舉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即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産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産主義（羅素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經表決，“贊成波爾塞維克主義者十二人”，“贊成德謨克拉西主義者二人”，“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産主義者一人”，“未決定者三人”（《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在當時流行的眾多學説中，他們之所以選擇馬列主義，只是因為馬列主義作為嚴密的科學理論比其他任何一種學説都更加具有説服力，“只是因為他能夠圓滿解決我們底問題，能于我們有益處；決不是趨時髦”（施存統：《我們底大敵，究竟是誰呢？》，1920年9月20日）。這表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接受，而是把它作為觀察與改造國家命運的工具。在當時，他們基本上是圍繞中國社會改造和革命的問題來進行理論探索，更確切地説，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和社會革命理論首先被他們所接受，以便從中尋找出中國社會改造的精義和中國社會革命的真正出路。

由於社會歷史環境和主觀條件的差異，與俄國馬克思主義相比，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在組織與理論準備上，還是在社會客觀條件方面都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首先，在理論和組織上，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相交往，並接受他們的直接指導，而且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開始形成了由理論到實踐的過渡，並逐漸向社會革命的要求轉化。從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日內瓦建立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勞動解放社”開始，到1903年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建立，這中間經歷長達20年的時間。在中國，如果以1918年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標誌，在兩年之後即出現了共産主義小組，三年之後成立了中國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在理論上和組織上經過了長時間的錘鍊，而且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派別和思潮進行的持久論戰中，使自己在理論與組織上日益成熟起來並健康地發展。在這方面，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顯然不具備這樣的社會環境和理論條件。

其次，在社會革命的國情條件和革命實踐道路的選擇上，俄國和中國的“差異至今還是顯而易見”（[美]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頁）。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面對的是不太發達的資本主義國情條件，但與中國相比，它基本上擁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在19世紀最後10年，俄國工業增長達到了最迅速的時期。儘管“封建主義殘余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美]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96頁。）。“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城市戰勝農村的歷史”（[美]莫裏斯·邁斯納：《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這種説法雖未必精當，但俄國十月革命基本上沿續了歐洲無産階級革命的方式，即以城市武裝起義為奪取政權的基本方式。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説，他們所面對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條件，“走俄國人的路”已成為共識，但究竟怎麼走，歷史給他們提出了諸多難題。他們不僅要在理論上區分和確定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性質，同時又要在實踐中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以及革命的依靠力量；他們不僅要批判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同時還要批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及其文化。在反帝反封時代主題之下的多重歷史任務，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具備更敏銳的理智來判斷和把握中國革命的方向。他們所面臨的困難和考驗是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前所未有的。

正由於存在著上述和俄國不同的歷史環境與主觀條件，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才顯得格外緊迫，因而也更具有創造意義。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實際上在馬克思主義傳播于中國之初就已經存在了，它是一種內在的歷史意識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但這種歷史要求只有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具備一定的理論條件時才會被人們所關注。歷史發展表明，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首先是在知識分子當中進行的。但在最初傳入時有兩個特點必須引起我們的注意：第一，在馬克思主義被中國人介紹的初期，它不過是作為眾多西方思潮中的一種，甚至被人們所誤解，這就使得其傳播過程受到一定影響。第二，除李大釗等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外，一般人視馬克思主義為“諸子百家”之一派，並未當成“救國良方”（《紀念五四運動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一），第28頁）。事實上，到了五四運動之前，這兩個特點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

五四運動開闢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它構成了推動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直接前提，是中國人民經受了近百年剝削後對“殖民化”滋味體驗的情感總爆發。“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解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頁）。五四運動不僅使人們把俄國十月革命與馬克思主義聯繫起來，而且它所高揚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的革命精神，也把人們的追求吸引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上來。另外，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所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對於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向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學生領袖，就是從這裡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鄧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1頁）。

因此，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説，理論準備不足與中國的特殊國情構成了雙重困難，但也使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更具有獨創性。他們一旦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以此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群眾鬥爭中去。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識分子曾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調查他們悲慘的生活狀況。鄧中夏等還到長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傳，開始同工人建立聯繫。注意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正是這種同實際結合、同群眾結合的偉大實踐活動，為他們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機會和空間。

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主體性選擇中，已經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但其對中國的適用程度還取決於他們對中國國情的認識。1920年中國共産黨籌建時起草的第一個綱領，正如毛澤東後來評價的，“不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革命，是空想的”。在這方面，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確有些人在認識和思維方法上存在一定偏頗，尤其是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把握方面更是如此。有些人對中國國情的特殊性認識不足，甚至斷言：“中國完全是個無産階級的國家”，“中國的資産階級就是五大強國的資本階級”。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除去已經成為勞動者國家的俄羅斯，世界上所有別的國家都成了“資本家的國家”，中國亦屬此列之中（《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7月23日）。這樣的認識，無疑會對中國革命性質及特殊性的判斷上産生簡單化與教條化的傾向，給中國早期共産主義運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與之相對應，李大釗等人的思想與行為特徵具有很獨特的意義，可以這樣説，他們在形成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以之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思想武器時，已經表現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