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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治發展: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變奏(下) 燕繼榮  
 

二、中國政治發展宏觀探討

在積極從事理論構建的同時,中國政治學界也針對中國政治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展開研究。本文力圖從下面兩大方面簡要概括這些問題上所形成的主要觀點。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文獻遠遠不是下面的文字所能完全涵蓋的。

(一)中國政治發展的路徑與戰略選擇

伴隨著新世紀的來臨與中國共産黨治國方略的不斷創新發展,中國政治發展該如何總結上世紀的經驗教訓以及如何在新的百年繼續前行成為國內學界討論的熱點之一。不同學者基於各異的研究旨趣和獨特的研究視角,給出了各自的解答。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1.以善治為發展目標的增量政治改革。有學者認為,我國在政治領域的改革,實際上是也應該是一種“增量政治改革”,其內容首先體現為“增量民主”。即在有足夠改革“存量”的基礎上,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生成新的增量),體現為漸進的質變改革;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善治,是中國政治的主要發展方向,而增量民主則是在中國目前現實環境下唯一通往善治的道路。

2.在政府制度與憲政民主建設中尋求最佳結合點。有人在國家與公民關係的框架中構造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兩個根本制度變數:政府制度與憲政民主。由於兩者往往不能兼得,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採取了政府制度建設優先於憲政民主的發展策略。這種次序安排的局限性會逐漸暴露,需要有技巧、適時地引入憲政民主制度加以克服。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的政治發展要在政府制度與憲政民主建設中尋求最佳結合點以達到雙贏。

3.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有序民主化發展。該觀點認為,民主化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而有序民主化是由共産黨指揮設計並領導實施的成功的政治發展策略。民主政治有序穩定的發展需要強大政黨力量的保障。中國共産黨要通過發展黨內民主,然後推進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有機統一的路徑,建立領導和推動國家政治發展的權威和能力,為有序民主化提供保障。

4.適應全球化趨勢的中國政治發展。有人提出,現階段制定中國政治發展戰略目標,既要考慮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要求和影響,適應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潮流,體現人類社會的價值取向;也要從中國的實際國情與社會發展階段出發,關注中國政治發展的民族性,體現我國政治發展的本質特徵。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治發展戰略目標應該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穩定化和政治意識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

(二)政治發展視角下的治國方略:政治文明與和諧社會

“政治文明”與“和諧社會”是近年來國內政治學界的理論研究熱點。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共産黨的十六大與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同層面的戰略目標被分別提出,反映了中國共産黨治國方略、執政理念的發展深化。而這兩個概念本身,更具有濃厚的政治發展意義。國內學者從政治發展的視角出發,圍繞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與和諧社會構建的各個方面展開了研究。

關於政治文明的研究

1.政治文明的概念與構成。由於分析框架的不同,理論界對“政治文明”概念的界定多有差異,但在對比中仍能總結出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政治文明”概念包含著過程(動態)與成果(靜態)兩個層面的含義,即指政治生活脫離“自然狀態”走向“文明狀態”的過程和成果。政治文明內在構成的分析基本以“政治主體文明、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或“政府文明、政黨文明、法治文明和公民文明”為基礎。

2.政治文明建設的路徑選擇。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理論界的普遍共識是,要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與辯證統一。從中觀的層次考慮,有人推斷,政治文明建設一般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政府推進型道路與社會自主型道路。由於以往的國情問題,中國長期以來選擇的是政府推進型道路。這一路徑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局限性。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必然沿著人類政治發展的總趨勢,逐步轉變到社會自主型道路上來。也有人提出,文明政治的重要體現在於文明治理,而民主憲政是文明治理的根本制度安排。因此,民主憲政制度的建設和完善是通往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3.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學界普遍同意:“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是中國共産黨在政治理論、政治思維方面的重大創新。有學者總結,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概念既是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規律的回歸與遵循,也是對時代變化與實踐發展所做出的積極回應。這樣一種科學明智的戰略選擇,不僅將把中國社會主義文明進程整體性地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且將在一個新的時代層面上創造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文明理論體系。

關於和諧社會的研究

1.和諧社會的概念與內涵。與“政治文明”一樣,學界對“和諧社會”的概念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對和諧社會概念不宜進行泛化解釋。和諧社會概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概念主要是指:社會同一切與自身相關的事情(例如自然環境、文化等)保持著一種協調的狀態。狹義概念主要是指社會各層面本身的協調。中國共産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所提出的和諧社會主要是狹義概念。也有學者指出,和諧社會並不是一個十全十美而靜止不變的社會形態。和諧社會本身是一個過程,是一個克服對抗、擺平矛盾的過程。因此,構建和諧社會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路徑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有:“和平導向説”:從階級鬥爭的政治導向轉變為社會和平發展的政治導向;從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所遇到的問題中走出來,向著和諧社會所要求的目標轉變;“建設服務型政府説”:轉型時期,政府在社會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尚不能改變。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能夠促進社會正義,實現城鄉、地區和各個階層的均衡協調發展。因此,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過程就是和諧社會構建的過程;“資源整合説”:轉型時期,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以執政黨和政府為主體,對各種社會資源進行理性整合,將社會利益矛盾與利益衝突控制在平和、有序發展的範圍內。

三、中國政治發展時政熱點分析

理論探討推動實踐的發展,而實踐的探索又使理論得到豐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不斷深化的改革實踐為政治發展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要求學術界做出積極的回應。

1.政府職能轉變

政府職能轉變是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重大舉措,也一直是國內學界研究的重點。政府職能轉變的必要性近年來得到普遍肯定,職能轉變的方向卻始終是學界討論未決的問題。隨著入世對中國社會的衝擊、政府治理理論的發展以及執政黨關於政府職能轉變目標的提出,學界對此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最終建立一個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高效政府。服務型政府被設定為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礎上,政府職能轉變的政治學研究開始向服務型政府構建的研究集中:從政治學理論的角度出發,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基石,吸收“治理─善治”理論觀點,闡釋服務型政府的內涵和特點;以西方國家改革策略為參照,探索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模式與具體措施。

2.地方政府創新

與地方政府創新實踐同步,20世紀90年代,中國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研究開始起步,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2年至今,隨著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學的滲透影響,我國學者開始運用新制度主義理論對地方政府制度創新進行研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內涵、主體、動因、內容、作用意義、缺失及應對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開始了比較分析、案例研究、社會調查以及統計分析等方法的嘗試。另外,還有很多學者針對地方政府創新的具體政策開展了專門研究,例如“政務公開”、“電子政府”、“選舉改革”、“立法聽證與政策聽證”等等。

3.基層民主建設

中國共産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肯定了基層民主建設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意義。農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區居民自治以及企事業職工代表大會是我國基層民主的三種主要形式。

村民自治作為中國基層民主的重要形式,自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已經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國內學者採用制度主義和“國家─社會”兩分法的理論框架,融合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的研究視角與研究方法,在深入進行個案研究與社會調查的基礎上,發表出版了大量有創見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和學術專著。村民自治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村委會選舉和鄉村治理研究,按照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條主線展開制度探討;從宏觀上探討村民自治在我國民主化進程中的意義、村民自治推行過程中暴露出的新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村民自治過程中制度創新以及村民自治的未來發展方向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設、加強村民權利保障、國家進一步放權促進村民自治能力以及加強農村村民的公民素質,是受到學者普遍贊同的今後村民自治建設方向。

近年來,各地轟轟烈烈開展的社區建設以及部分城市進行的社區自治試驗,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成為研究熱點。許多有影響的成果相繼問世,其中有些已轉化為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政策。學界主要運用國家─社會理論、治理─善治理論,借鑒社會學的組織理論、轉型理論,輔以個案研究方法的嘗試,對城市社區自治進行研究。城市社區自治研究主要是對社區自治的動力機制與治理模式進行探討,提出了政府主導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種治理模式的劃分,在實踐中表現為上海模式、江漢模式、瀋陽模式。在此基礎上,城市社區自治研究還就城市居委會建設、居委會與政府之間角色關係的轉變以及與黨組織的合作實踐展開討論。其中,非政府組織的發育對社區自治的影響也是關注的焦點之一。另外,村民自治與城市社區自治的比較研究也開始興起。

4.執政黨建設

中國共産黨的十六大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又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為黨的建設的重中之重。2002年以來,我國學術界對此課題進行了積極的探討。研究包括:運用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政黨學理論對“執政能力”內涵的探討;從理論價值和現實作用兩方面分析“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提出的意義;從共産黨執政理念的提升、執政基礎的鞏固、執政資源的整合、執政體制的構建、執政方略的選擇、執政方式的改進、執政環境的優化等多角度多層面討論了執政能力建設的內容。

此外,中國共産黨十六大報告將“黨內民主”提到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指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理論界以此為契機,在原有研究基礎上,對黨內民主從理論、實踐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黨內民主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黨內民主發展的意義;黨內民主的原則;黨內民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黨內民主建設的路徑選擇。其中,黨內民主的定性問題是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學界對黨內民主究竟是一種制度還是一種原則仍然存在分歧。有人強調,黨內民主是民主的制度規定以及由此形成的黨內政治生活規則。有學者從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原則與黨內集中制原則相統一的角度出發,強調黨內民主應以黨員之間政治上的平等為前提,這一點是以往黨內民主研究所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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