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

史德，是清人章學誠明確提出的，在其名著《文史通義》中，有《史德》篇，專門論述這個問題。他説：“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章氏提出這一點，是對唐朝人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補充。所謂史才三長，就是史才、史學、史識。劉知幾説：“夫有學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對於史識的內含，劉知幾沒有明白説出，只是説“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事實上這裡麵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章學誠在肯定劉氏理論的前提下，感覺意猶未盡，“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於是就提出來“史德”。何謂“史德”？章學誠説，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提出“史家的四長”，把“史德”排在第一位，這就是“史德、史學、史識、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置於最重要的地位，這是歷史認識和史學家的自覺意識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史德的概念雖然到清代才被提出來，但在中國悠久的史學傳統中，卻是一直被特別強調的，只是所用的詞彙有所不同而已。先秦時期，孔子稱讚晉太史董狐“書法不隱”。漢朝班彪、班固父子錶彰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提出“素心”説：“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劉知幾在《史通》中有《直書》、《曲筆》專篇，對直書予以表彰，對曲筆予以無情地鞭笞，愛憎分明，充滿激情。明朝胡應麟有“公心”之論：“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從書法不隱、實錄到素心説、直書論、公心論，無不與史學家（歷史研究者）的道德有關。強調史家的道德修養，從現代歷史認識論來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研究歷史，涉及到三個方面，即客觀的歷史自身、歷史資料、歷史研究者。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統一于歷史研究活動之中。客觀的歷史自身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研究者工作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地將這個曾經存在而又已經消失、一去不復返的本體再現出來，如何再現？逝者不能復現，歷史研究者依靠的就是歷史本體所留下的痕跡——歷史資料，所以有人説歷史研究是一種三極思維活動。歷史研究者是史學活動的能動者，是他把兩個失去生命力的事物——歷史本體、歷史資料激活，使歷史資料再現歷史本體。在歷史研究活動中，史學家始終是最積極能動的因素。可見，歷史認識有自身的特殊困難，如果史學家不能堅守忠於歷史的職業道德，他所寫出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與歷史實際相符，就要大打折扣了。正由於這一點，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對史家的修養才非常重視，而且大都集中在史德上，所以，強調史德，從歷史認識論來講，是十分正確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傳統史學對史家道德修養的評論是有局限的。無論是直筆論，還是史德論，它們都沒有擺脫名教的束縛。劉知幾説：“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以較多的篇幅論述司馬遷《史記》如何合乎“名教”，説：“《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封建社會的史學是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根本上説，它要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君臣父子夫婦是封建等級制的根本，而名教就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作了規定，成為維護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原則，歷史學的求實、直筆等，都不能突破它。在劉知幾看來，尊從名教，在記載歷史、評論史事上對客觀歷史的扭曲不是曲筆，是直筆的另一種形式。章學誠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名教是道的核心內容，自是天然合理，不可置疑的。所以，在他們那裏，維護名教與提倡史德並不矛盾。中國傳統史學與封建政治聯繫緊密，帶有鮮明的二重性特點，它一方面追求實錄直書；又一方面為了宣傳皇權神授，維護封建統治，在某種情況下又故意曲解歷史。封建史學二重性反映在對史家的道德要求上，就出現了這種自相矛盾，從而表現出局限性。

擯棄其封建性的糟粕，我國傳統史學重視“史德”的傳統在今天仍是值得發揚光大的。《左傳》上記載的齊國史官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千古傳誦。當時，齊國的崔杼殺了國君，“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氏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種忠於史官職守，不畏權貴，據事直書，冒死以赴的壯舉，是崇高史德的表現，在任何時代都為人們所敬仰。相反，那些“用舍由乎臆説，威福行乎筆端”，“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曲筆阿時”，“諛言媚王”的人，總是為世人所唾棄，為一切正直的史家所不齒。中國史學已形成了崇尚直書的優秀傳統，儘管其“直書”有不徹底的地方。從史德的角度來反思新中國以來的歷史學，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故意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在政治上起了很壞的推波助瀾作用；一些人以歷史研究為名，對歷史資料斷章取義，肆意解釋，史學成了他們整人的工具，嚴重敗壞了歷史學的聲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後果。歷史學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是某些治史者在史德方面出現了問題。“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心術不正，什麼恣意踐踏歷史的事都能做得出來。可見，加強史德修養，對歷史研究者（不僅僅指專業史學家）是多麼重要，對歷史學界是多麼重要，對整個社會又是多麼重要。章學誠把史德歸結為“心術”，梁啟超則説史德的第一要義是對歷史“忠實”。這裡我們再借用西方人一句話，治史者要對歷史懷有敬意。

歷史學有兩大主要功能，一是科學功能，一是社會功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這兩大功能應該是統一的，而不應是對立的。歷史著作首先要具有科學性，這是歷史學作為一個學科得以立足的根本。失去了科學性，歷史學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歷史學要實現它的借鑒功能，也必須以科學性為基礎。錯誤的歷史研究結論不可能為社會提供正確的資鑒。也就是説，要實現歷史學的社會功能，首先要實現它的科學功能。而史德則是實現歷史學的科學功能的前提。

強調科學性，決不意味著提倡治史者漠視現實、只在無關緊要的論題上埋首鑽研的學風。歷史學屬於社會科學，關心社會是它的職責。不關心社會的歷史學，其研究成果也許合乎科學的規則，但終不免為社會所冷落，它的科學價值亦不能在社會中得以實現。當然，對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我們要看得開闊一些，以免出現實用主義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