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
史德,是清人章學誠明確提出的,在其名著《文史通義》中,有《史德》篇,專門論述這個問題。他説:“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章氏提出這一點,是對唐朝人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補充。所謂史才三長,就是史才、史學、史識。劉知幾説:“夫有學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對於史識的內含,劉知幾沒有明白説出,只是説“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事實上這裡麵包含了史家的道德因素。章學誠在肯定劉氏理論的前提下,感覺意猶未盡,“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於是就提出來“史德”。何謂“史德”?章學誠説,史德就是“著書者之心術”。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清華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提出“史家的四長”,把“史德”排在第一位,這就是“史德、史學、史識、史才”。史德之提出以及置於最重要的地位,這是歷史認識和史學家的自覺意識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標誌。
史德的概念雖然到清代才被提出來,但在中國悠久的史學傳統中,卻是一直被特別強調的,只是所用的詞彙有所不同而已。先秦時期,孔子稱讚晉太史董狐“書法不隱”。漢朝班彪、班固父子錶彰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提出“素心”説:“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唐朝劉知幾在《史通》中有《直書》、《曲筆》專篇,對直書予以表彰,對曲筆予以無情地鞭笞,愛憎分明,充滿激情。明朝胡應麟有“公心”之論:“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從書法不隱、實錄到素心説、直書論、公心論,無不與史學家(歷史研究者)的道德有關。強調史家的道德修養,從現代歷史認識論來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研究歷史,涉及到三個方面,即客觀的歷史自身、歷史資料、歷史研究者。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統一于歷史研究活動之中。客觀的歷史自身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歷史研究者工作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地將這個曾經存在而又已經消失、一去不復返的本體再現出來,如何再現?逝者不能復現,歷史研究者依靠的就是歷史本體所留下的痕跡——歷史資料,所以有人説歷史研究是一種三極思維活動。歷史研究者是史學活動的能動者,是他把兩個失去生命力的事物——歷史本體、歷史資料激活,使歷史資料再現歷史本體。在歷史研究活動中,史學家始終是最積極能動的因素。可見,歷史認識有自身的特殊困難,如果史學家不能堅守忠於歷史的職業道德,他所寫出的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與歷史實際相符,就要大打折扣了。正由於這一點,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對史家的修養才非常重視,而且大都集中在史德上,所以,強調史德,從歷史認識論來講,是十分正確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傳統史學對史家道德修養的評論是有局限的。無論是直筆論,還是史德論,它們都沒有擺脫名教的束縛。劉知幾説:“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以較多的篇幅論述司馬遷《史記》如何合乎“名教”,説:“《騷》與《史》,皆深于《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封建社會的史學是它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根本上説,它要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君臣父子夫婦是封建等級制的根本,而名教就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作了規定,成為維護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原則,歷史學的求實、直筆等,都不能突破它。在劉知幾看來,尊從名教,在記載歷史、評論史事上對客觀歷史的扭曲不是曲筆,是直筆的另一種形式。章學誠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名教是道的核心內容,自是天然合理,不可置疑的。所以,在他們那裏,維護名教與提倡史德並不矛盾。中國傳統史學與封建政治聯繫緊密,帶有鮮明的二重性特點,它一方面追求實錄直書;又一方面為了宣傳皇權神授,維護封建統治,在某種情況下又故意曲解歷史。封建史學二重性反映在對史家的道德要求上,就出現了這種自相矛盾,從而表現出局限性。
擯棄其封建性的糟粕,我國傳統史學重視“史德”的傳統在今天仍是值得發揚光大的。《左傳》上記載的齊國史官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千古傳誦。當時,齊國的崔杼殺了國君,“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氏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種忠於史官職守,不畏權貴,據事直書,冒死以赴的壯舉,是崇高史德的表現,在任何時代都為人們所敬仰。相反,那些“用舍由乎臆説,威福行乎筆端”,“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曲筆阿時”,“諛言媚王”的人,總是為世人所唾棄,為一切正直的史家所不齒。中國史學已形成了崇尚直書的優秀傳統,儘管其“直書”有不徹底的地方。從史德的角度來反思新中國以來的歷史學,有很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故意歪曲歷史,顛倒黑白,在政治上起了很壞的推波助瀾作用;一些人以歷史研究為名,對歷史資料斷章取義,肆意解釋,史學成了他們整人的工具,嚴重敗壞了歷史學的聲譽,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後果。歷史學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是某些治史者在史德方面出現了問題。“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心術不正,什麼恣意踐踏歷史的事都能做得出來。可見,加強史德修養,對歷史研究者(不僅僅指專業史學家)是多麼重要,對歷史學界是多麼重要,對整個社會又是多麼重要。章學誠把史德歸結為“心術”,梁啟超則説史德的第一要義是對歷史“忠實”。這裡我們再借用西方人一句話,治史者要對歷史懷有敬意。
歷史學有兩大主要功能,一是科學功能,一是社會功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這兩大功能應該是統一的,而不應是對立的。歷史著作首先要具有科學性,這是歷史學作為一個學科得以立足的根本。失去了科學性,歷史學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歷史學要實現它的借鑒功能,也必須以科學性為基礎。錯誤的歷史研究結論不可能為社會提供正確的資鑒。也就是説,要實現歷史學的社會功能,首先要實現它的科學功能。而史德則是實現歷史學的科學功能的前提。
強調科學性,決不意味著提倡治史者漠視現實、只在無關緊要的論題上埋首鑽研的學風。歷史學屬於社會科學,關心社會是它的職責。不關心社會的歷史學,其研究成果也許合乎科學的規則,但終不免為社會所冷落,它的科學價值亦不能在社會中得以實現。當然,對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我們要看得開闊一些,以免出現實用主義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