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曾經是世界上競技體育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在它短暫的41年曆史中，東德運動員在各種世界大賽上不斷摘金奪銀，締造出一個為世人仰首興嘆的東德奇跡。

數據顯示，從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短短20年間裏，東德共獲得了519枚獎牌，成為自蘇聯（774枚）和美國（624枚）之後，獲得獎牌數量最多的國家。而如果按照人口平均計算，東德所獲得的獎牌數量是蘇聯的10倍，是美國的13倍。對於這個人口只有一千六百多萬的歐洲小國來説，這無疑是一個令人驚詫的“奇跡”。

這一奇跡的造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東德所實行的競技體育體制。東德的體育體制脫胎于蘇聯所實行的“全運會體制”。這是一個從選材、訓練，到參賽等各個環節均獲得政府全額買單，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壟斷體制。只是，東德人在繼承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改良與濃縮，建立起異常發達的國內體育組織。作為東德體育組織主導的“全國體操和體育聯合會”，曾經擁有多達364萬多成員，佔東德人口的20%多。其下設的體育俱樂部達10600個，體育幹部人數高達40余萬。這些遍佈全國的基層教練和運動員，支撐著東德競技體育的“金字塔”。對此，作家萊思立·考立特在自己的書中有著非常貼切的描述：“體育是東德僅有的幾小塊可以拿來向西方炫耀自身優越性的地方”。

然而，東德體育的造夢機器後來竟然分崩離析，其速度之快，烈度之嚴重，遠遠高於其他任何行業。而隨著好奇心接踵而至的深入調查，為世人揭示了東德體育截然不同的另外的面孔。

違禁藥物腐蝕了東德體育。隨著原東德內部檔案的解禁，東德競技體育的禁藥問題浮出水面。經調查，至少有10000名東德運動員，其中很大部分為青少年運動員，在東德體育機構的指使下長期服用各類禁藥，並且造成了至少100名運動員的死亡。後續調查更顯示，大部分前東德的奧運會獎牌獲得者都涉嫌服藥。在長達20年間，東德運動員在醫生的監護下定期注射合成代謝類固醇和口服激素等違禁藥物，並設法避過了各種主要賽事的藥檢。更有甚者，東德的藥物研究機構為了研製出更為先進的藥物，不惜利用國內的青少年運動員進行秘密藥物試驗。這種有違人倫的做法所造成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很多運動員在長期服用禁藥後身體發生異變，女性選手聲帶變粗、毛髮增多、卵巢性痛經、肝功能失常、更有甚者發生癌症，以及生育畸形兒等生理問題。根據後來的統計，在1972年到1988年之間，前東德每年給運動員派發至少兩百萬片合成代謝類固醇，這期間東德總共獲得了384枚奧運會獎牌。稍微計算一下，也就是每個獎牌要消耗掉88000多顆類固醇，這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

運動員特權化成為眾矢之的。長時間以來，東德運動員享受比一般公務員好得多的生活水準，特權化和貴族化現象普遍。特別是精英運動員，他們不但有比普通人大的多的房子和更好的汽車，還另外享有國家的特殊津貼。而獲得奧運會冠軍的運動員更可以除基本津貼外在獲得至少35000馬克的額外補貼，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個東德普通工人三年的收入。奧運會銀牌則獲得大約20000馬克的獎勵，甚至第六名也可以獲得3000馬克的獎勵。同時，他們還可以通過特殊渠道獲得更好品牌的酒和國外日用品，這在一個任何商品都需要配給的社會中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儘管如此，並不是所有運動員都可以順利得到這些獎勵，很多運動員指責自己的教練和領隊貪污和霸佔運動員的津貼。

不但如此，東德長時間對高水準競技體育的偏愛更致使本國群眾體育開展的嚴重滯後。為了更好的服務於高水準競技體育，東德耗鉅資在國內修建了數量眾多的體育設施，條件優越，但這些設施基本上不對公眾開放，常年處於半封閉式的管理運作之中。同時，東德的普通老百姓卻得不到基本的鍛鍊休閒設施和指導。柏林墻倒塌後，一些市民甚至採取焚燒體育明星的汽車和在公共場所鬧事來直接發泄對東德體育制度的不滿。

回首整個東德體育，我們看到以國家的中央集權為主導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以選材、集訓、競賽和獎勵的體系的確行之有效、立竿見影，且在一定時間內為國家民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榮譽。遺憾的是，東德沒有為這種競技體育國家壟斷體制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更沒有將競技體育所能産生的社會效益反饋到整個國家的體育事業的持續發展上來，而一味追求競技體育的成功對國家制度優越性的表達，以及它對民眾短期的精神振奮效益。這不能不説是東德體育最終走向悲劇的必然結果，給世人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與啟示，東德體育表面上穿上了華麗的成功外衣，而本質上卻是一具失敗的文化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