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江蘇省行政學院社會學部教授扈海鸝
扈海鸝，江蘇省行政學院社會學部教授、碩士生導師。社會學碩士點“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革” 方向學科帶頭人。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原理、文化社會學、學習型組織、婦女研究、社會轉型等。新近專著《解讀大眾文化——在社會學視野中》是從文化社會學角度對大眾文化進行探討的一種嘗識。目前正在做大學生生活方式轉型的研究。
記者：扈教授，我們知道您很關注與社會轉型相聯繫的生活方式問題、關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社會學界也不斷在談論“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您覺得“生活方式”這個話題很有意義嗎？
扈：非常有意義！近20年來中國的變化速度太快了，世界現代化進程幾百年的變化都在中國快速積累。中國的GDP總量已達到世界第六，中國已成為世界製造業的加工廠。成千上萬座高樓、商廈、超市、高速公路在中國大中城市拔地而起，其景象越來越像發達國家。這種巨型的社會結構變化，社會學把它叫做社會轉型。轉什麼呢？即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
我們的國家日益走向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社會。這是一個不可遏制的趨勢。但這不僅僅是一個GDP上升的過程，它也是一個生活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國的許多問題不能只在經濟結構層面上理解，一定要去發現、解釋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
比如上億人的非農化進程，對於社會來説，它是産業結構的變化過程，對於個人來説，它就是個人既定生活方式被改變。在今天的中國行政版圖上，“村落的終結”正在快速地發生。每天都有村落在消失。有的是整個村落變成工廠區，昔日的農民進了村子裏的廠；也有的整個村子裏沒有一座工廠，但年輕的男性、女性都外出打短工了，村裏人多為老人與孩子。我在南京淳化地區做調查時，看到一些農民幾乎整村地搬進了城市型公寓，但家中的擺設還是“農舍式”的。那些50—60歲以上的農民住進現代公寓後，説自已“找不到了平衡的感覺，總想找一塊空地再種點什麼！”這也就是説，他們還要在心理上、生活方式上經歷“農民的終結”。非農化進程的另一面，是對新的生活方式的認同、接納、適應過程。
同樣，今天城市的變化也是非常之大的，大中城市成了高度流動、開放“生活場域”。外來移民、打工族增多，成為有吸引力的大都市特徵。越來越多的城市小區成員，不再是從前同質性的單位同事，“陌生人之間”的交往關係問題出現了。
齊美爾在20世紀初就説過“典型的現代精神生活，是一種大城市生活”，“城市人表面上的傲慢是對差異性的冷漠”。今天，差異性、異質性的特徵，發生在中國大中城市、城鎮不同市民群體中，甚至存在於農民群體之中。人口學意義上的老人群體、女性群體、青年群體等，在生活方式上的異質性其實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城市化進程已到一個生活方式的拐點，這就是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中國已經從一個溫飽型社會走向一個小康型社會，從一個以生活必需品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結構，走向以耐用消費品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結構。家用小汽車、貨款買房，正成為繼電視機、洗衣機、空調等耐用消費品之後，新的家庭投資所在。中國正在經歷著深刻的消費革命。
在世紀之交，我們可以這樣説，“過去時代的生活方式正在被連根拔起”。
記者：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中國當代的生活方式問題與早發展國家工業化未完成時的情景，是否相似呢？
扈：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跨越式的。早發展國家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也存在生活方式的變化，但那時的生活方式變化，主要是由於與工廠組織、工業社會的興起相聯繫。19世紀後期古典社會學在解釋現代社會秩序時，主要關注兩個東西，一個是社會化分工的紐帶能否成為社會團結新的基礎，二是與社會競爭相聯繫的生産領域能否培養出工業時代的新的社會性（即現代性）。這兩個方面都與以生産為中心時代的生活方式相關。直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者英格爾斯對後發展國家做“人的現代性”研究時，也沒有脫離這個思路。
但今天的中國發展時段則很不同，工業化雖然沒有完成，但我們是在用資訊化帶動工業化，用工業化促進資訊化。由於與全球化、資訊産業革命聯繫在一起，我們今天關注的生活方式問題，其主要趨向不只是以生産為中心的社會，而且主要的是以消費為中心的社會。因為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的特徵是以消費為中心的。它本身包含著很多新的文化特質：
第一個是技術品格的作用。今天的中國至少95%以上的商品都在過剩。但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只用“豐富”來概括，還是太簡單了。某種意義上説，生活方式新的特質是技術品格塑造的。儘管中國的基本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但全球化使中國成為世界電子資訊産品的一個生産飛地。中國正在成為電視機大國、手機大國、網民大國。廉價的“MP3”、電腦、手機，DVD機、光碟，及1.5元1小時的上網費，不僅帶動起巨大的經濟、文化産業，而且這樣一種對資訊及文化産品的廉價佔有及享用方式，已轉化成這個時代社會成員特有的生活方式。中國新的年齡群體正在成為掌握、運作符號資源的新階層。
第二個是跨文化互動的作用。由於全球化與巨大的新型媒體産業的作用，今天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處在跨文化互動的關聯中。衛星電視、網際網路從通訊手段上把多種文化、多民族的生活景象連接在一起。一個剛能識文斷字的孩子就可能知道“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貝克漢姆、羅納爾多、麥當娜、好萊塢電影……一個孩子的跨文化感受可以超越過去時代的幾代人經歷。跨文化互動的普遍化，説明這是一個充分開放化、世界走向中國的時代。
第三個是日常文化經驗的變化。前面説到，生活方式本身就有一個文化傳承的問題。文化模式説到底是一個特定的群體、民族世代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的總和。 但生活方式塑造往往體現在細節、習慣中，體現在動態的身體語言上。身體語言（包括體形、姿態、舉止、穿著打扮等）在今天業已成為身份的標識。今天的日常文化經驗的變化之一，就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出現。特別是在大城市，青年身體語言的展示，構成了日常生活審美化的中心，這是一種新的文化經驗。
由於以網際網路、電視、手機短信為代表的中國的新型媒體工業空前地發展起來，快速地普及到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已顯現地或潛在地影響了社會結構。更重要的是，它已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文化經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日常生活離不開電視，離不開網際網路、手機。這些東西已不是資訊時代的奢侈品，而是新的交往方式所需要的必需品。這個時代的許多流行詞，如“酷”、“性感”、“版主”、“網聊”、“年輕派”等都是和新的文化經驗相聯繫。 “我喜歡，我選擇”，這句廣告詞代表了一個很深刻的文化現象。在今天的時代，不是按年齡，而是按你的認同及選擇（基於文化經驗的），來區別你是屬於哪一個生活方式圈子的人。多樣化、個人化是這個時代創造力的來源，也是網際網路時代生活方式下的另一種難題。
記者：您曾寫了《在社會學視野中解讀大眾文化》一書，您很關注大眾文化現象，這是為什麼？
扈：在我看來，大眾文化是當代文化現象特殊的聚焦點。大眾文化的流行及其所擁有的廣泛的受眾，本身説明其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由於大眾文化的興起，使“文化”行為大量地走進了消費領域、走進了人的欲求領域。從前人的現代性主要通過人的職業成功來體現，但現在大眾文化的流行代表了人們的某種非理性的、非標準化的訴求。艾德加·莫蘭説，“大眾文化變成了個人私下裏的文化，與技術、城市社會一起發展了起來。”人們在娛樂、消遣、消費中獲得的某種潛意識的滿足。這是傳統社會學文化解釋的思路所沒有關注的。我認為，大眾文化的普遍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的另一種折射，從中我們可以探討當代中國主文化與亞文化間的關聯。
記者：你怎麼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當代生活方式所包含的複雜性？你覺得應該如何思考呢？
扈：總體來説，經濟全球化伴隨著資訊媒體與文化全球化，是一個世界潮流。這是一個非常有文化張力的時代。這種文化的張力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互動中展開的。有學者認為，“中國正處在把世界傳統作為自已傳統的時代”。這話説得很好。當今中國生活方式的活力，不只是它有了第四代手機、數位電視，那麼多的高樓……，最重要的是我們擁有了全球化時代視野，以及與此相聯的創新型、開放型的思維方式、生活觀念。這是一種社會變革的力量。我特別希望“這種張力”能一直持續下去。
當然，我們同時也在遭遇其間的困境。如對消費主義的盲目追逐，使生態破壞、資源浪費、人變得貪婪；又如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不斷強化，使文化不再有歷史感，成為消遣型的“文化快餐”。這樣一些“文化泡沫”過剩的後果，就是人們看上去“精神食物很富足”，但實際上又感到空洞和匱乏。
當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的硬體方面，越來越講究品牌，越來越像“西方”；在時裝、流行、影視的商業審美方面越來越接近“國際標準”，但我們缺的也許是另一些更基本的東西，如信仰、信念、誠信，對人性美好的理解，還有對傳統文化的保存。
與電子世界相伴隨的很多東西，其實是工具性的。急劇的社會變革，快速的城市化，技術、外語資格成為人們的文化資本等因素，都可能會帶來對傳統文化的忽視、或丟失。一個當過農村中學教師的碩士生對我説，“現在給我心靈支撐的還是20世紀30年代的那批文化人的作品。”他認為中國的大學應不分文理都開中文課。我以為這很有道理。越是民族性的東西，越具有世界性。當中國走向深度全球化時，生活方式的細節中最能看到民族文化的沉澱。如何促進這種民族文化“熏陶”、“沉澱”，這是全球化時代生活方式展開中需要深思的方面。
記者：扈老師，生活方式問題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你談了不少你獨特的見解。你想在今天的訪談最後説點什麼嗎？
扈：法國社會學者艾德加·莫蘭曾用過“文化負壓”一詞，説明這個時代文化帶來的負向壓力。意思是在引進現代性的好的一方面的時候，也就把它的負面的東西也一同放進來了。我認為，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時代“文化負壓”的體驗。如對競爭、自我實現方面的欲求，或考核焦慮都可能成為了負壓。我們應該認識它、調整它。現代生活方式良性發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課題，“生活品質”代表著社會的“軟實力”。無論是中國現代化中的新農村建設，還是城市社區的建設，或是我們個人的人格健全，都需要文化自覺。因此，要學會選擇、建構我們自己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