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根本上説，“節約型社會”的建立，依賴於“節約型執政”、“節約型行政”的引導和示範。當代世界各國執政實踐表明，一種理性的執政形態，除了具有法治執政、集約執政、廉潔執政、人本執政這些內質外，還必須具有重績效産出的品質，實現執政低成本與高績效之間的統一。
執政績效是與執政成本相較而言的，是一定執政成本支付下的效能和收益。現代社會政黨執政，係指經過憲法程式或其他政治途徑，執撐國家公共權力。毫無疑問，執政行為必須具有“法理正義”，但同時，執政行為還必須在耗費與績效問題上體現出“倫理正義”：重視成本理念下的執政産出、重視實現執政目標的最大化，不僅僅是一种經濟意義的考量，更是區別正義與非正義、是否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分水嶺。歷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權都是大量耗費民脂民膏、不體恤民情的。因此執政的成本和績效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執政正義的倫理問題。
二
今天社會，無論是公共執政還是公共行政，都屬於科層機構（公共部門）向社會提供公共産品這樣一種範疇。科層結構缺乏競爭性、非利潤目標和敏感性遲滯等固有特點，使各種非績效行為如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扯皮推諉、腐敗、勞民傷財的政績偏好有可能大量産生。而由於執政主體執掌著公共資源，“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不計成本、不惜代價、不節民力的行政慣象，很容易構成公共運作中的“績效黑洞”。
世界範圍內，執政低效率現象是極為普遍的。有的執政黨雖然總體上避免了低績效，但在某一時期，也會出現持續低績效。當今世界各國的執政經驗表明，由於今天社會所處日益複雜的自然、社會和人文環境，在某種程度上，執政的低績效是難以規避的。正因為如此，如何科學控制執政成本、提高執政績效，也就是全面貫徹落實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僅是政黨政治和國家公共生活的大課題，也是培育崇尚節儉的公民文化、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大課題。
執政低績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它的成因是分散而多維的。如執政目標設置不切實際、政治過程損耗過大、執政技術層級低、腐敗延綿、社會認同度式微、制度能力匱乏、行政議程過濫、社會交易成本過高等，都可能造成執政低績效甚至執政敗績。
執政敗績是執政因出現倫理道義上的問題而最終翻船，亦即“合法權力”的“合法性”喪失。任何一個執政黨，都可能出現敗績，世界上很多執政主體，都是因為執政敗績而匆匆走下政權舞臺的。儘管執政敗績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大體可以界定，它是由諸如腐敗之類導生的執政的政治耗費出現了大問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黨風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在執政領域，永遠是一個新的嚴峻的命題。
我們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黨，提高執政績效，降低執政成本，是我們黨公共執政的題中應有之義。1871年，馬克思在論述巴黎公社時，在熱烈稱讚巴黎公社精神的同時，曾深刻地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權，它的特質應該是低成本的“廉價”政權和“廉潔”政權。今天我們的執政領域，面臨著日益繁重的任務和日益複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環境，但是立黨為公的權力結構，無疑是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倡導的輕質型結構，執政形態應該是重績效的節簡型形態。
三
誠然，無論是執政成本還是執政收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計算性和“收益模糊”性（諸如信譽效益、體制效益以及時間上的延遲效益等），而且由於“執政産出”的特殊性，要對執政績效進行“全息”性的科學評估是複雜的，它必須採擬經濟、社會、政治的等多元科學方法，切忌簡單化，但是建立執政成本──執政收益的科學理念，重視通過科學的監測、控制和管理，使公共運作處於高激勵、高效率狀態中，以持續提升整體執政績效，這是毫無疑問的。
2005年底，我國完成了全國經濟普查，2004年中國GDP現價總量為159878億元，比年快報核算數增多了2.3億元。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位從第7位前移至第6位。但是我國的每人平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1/5,在世界100位之後。我國還有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2000多萬需最低保補貼的城市人口,合起來有1.2億城鄉貧困人口,發展任務任重道遠。有統計表明，我國的發展成本，較之世界平均水準高出25%。其中，管理不善和結構不合理佔了8%以上。2003年，中國公務和行政性支出佔國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國只佔國家全部支出的12.5％。
毋庸諱言，各種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義、各種名目繁多公眾不受益的 “口號”、“舉措”、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各種腐敗（包括準腐敗、結構性腐敗），造成了種種有形的和無形的巨大耗費（包括黨和政府的信譽成本）。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一種戰略、目標、理念、舉措、口號的提出、推行和實施，都是需要支付巨大成本的。《荀子·富國》説：“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 唯民生之多艱，凡涉民生之事，應小心謹行。為人民謀利益的公共作業過程，不僅要有“作為意識”、“奮發意識”、“政績意識”，還得有牢固的“民生意識”、“成本意識”、“節簡意識”，尤其要避免那種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只重視大投入、不重視高産出的作業形態。
21世紀席捲全球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公共部門推行績效管理。它要求在作公共決策時，在制定任何一種戰略、提出任何一種口號、作出任何一種決策、展開任何一種改革時， 都要有“儉，德之大端”的意識，進行成本決策和績效決策，盡可能減少公共耗費，擴大公共收益。
總之，一種“科學執政”形態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注重提高執政績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費，實現社會代價與社會收益之間、執政成本與執政産出之間的平衡，實現執政目標和執政收益的最大化。這不僅是中國共産黨人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鍛鑄執政新偉業、創造執政新輝煌之必需，也是當前建設節約型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
□秦德君
一
從根本上説，“節約型社會”的建立，依賴於“節約型執政”、“節約型行政”的引導和示範。當代世界各國執政實踐表明，一種理性的執政形態，除了具有法治執政、集約執政、廉潔執政、人本執政這些內質外，還必須具有重績效産出的品質，實現執政低成本與高績效之間的統一。
執政績效是與執政成本相較而言的，是一定執政成本支付下的效能和收益。現代社會政黨執政，係指經過憲法程式或其他政治途徑，執撐國家公共權力。毫無疑問，執政行為必須具有“法理正義”，但同時，執政行為還必須在耗費與績效問題上體現出“倫理正義”：重視成本理念下的執政産出、重視實現執政目標的最大化，不僅僅是一种經濟意義的考量，更是區別正義與非正義、是否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分水嶺。歷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權都是大量耗費民脂民膏、不體恤民情的。因此執政的成本和績效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涉及執政正義的倫理問題。
二
今天社會，無論是公共執政還是公共行政，都屬於科層機構（公共部門）向社會提供公共産品這樣一種範疇。科層結構缺乏競爭性、非利潤目標和敏感性遲滯等固有特點，使各種非績效行為如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形式主義、扯皮推諉、腐敗、勞民傷財的政績偏好有可能大量産生。而由於執政主體執掌著公共資源，“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不計成本、不惜代價、不節民力的行政慣象，很容易構成公共運作中的“績效黑洞”。
世界範圍內，執政低效率現象是極為普遍的。有的執政黨雖然總體上避免了低績效，但在某一時期，也會出現持續低績效。當今世界各國的執政經驗表明，由於今天社會所處日益複雜的自然、社會和人文環境，在某種程度上，執政的低績效是難以規避的。正因為如此，如何科學控制執政成本、提高執政績效，也就是全面貫徹落實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不僅是政黨政治和國家公共生活的大課題，也是培育崇尚節儉的公民文化、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大課題。
執政低績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它的成因是分散而多維的。如執政目標設置不切實際、政治過程損耗過大、執政技術層級低、腐敗延綿、社會認同度式微、制度能力匱乏、行政議程過濫、社會交易成本過高等，都可能造成執政低績效甚至執政敗績。
執政敗績是執政因出現倫理道義上的問題而最終翻船，亦即“合法權力”的“合法性”喪失。任何一個執政黨，都可能出現敗績，世界上很多執政主體，都是因為執政敗績而匆匆走下政權舞臺的。儘管執政敗績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但是大體可以界定，它是由諸如腐敗之類導生的執政的政治耗費出現了大問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黨風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在執政領域，永遠是一個新的嚴峻的命題。
我們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政黨，提高執政績效，降低執政成本，是我們黨公共執政的題中應有之義。1871年，馬克思在論述巴黎公社時，在熱烈稱讚巴黎公社精神的同時，曾深刻地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權，它的特質應該是低成本的“廉價”政權和“廉潔”政權。今天我們的執政領域，面臨著日益繁重的任務和日益複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環境，但是立黨為公的權力結構，無疑是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倡導的輕質型結構，執政形態應該是重績效的節簡型形態。
三
誠然，無論是執政成本還是執政收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計算性和“收益模糊”性（諸如信譽效益、體制效益以及時間上的延遲效益等），而且由於“執政産出”的特殊性，要對執政績效進行“全息”性的科學評估是複雜的，它必須採擬經濟、社會、政治的等多元科學方法，切忌簡單化，但是建立執政成本──執政收益的科學理念，重視通過科學的監測、控制和管理，使公共運作處於高激勵、高效率狀態中，以持續提升整體執政績效，這是毫無疑問的。
2005年底，我國完成了全國經濟普查，2004年中國GDP現價總量為159878億元，比年快報核算數增多了2.3億元。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的排位從第7位前移至第6位。但是我國的每人平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準的1/5,在世界100位之後。我國還有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2000多萬需最低保補貼的城市人口,合起來有1.2億城鄉貧困人口,發展任務任重道遠。有統計表明，我國的發展成本，較之世界平均水準高出25%。其中，管理不善和結構不合理佔了8%以上。2003年，中國公務和行政性支出佔國家全部支出的37.6％，而美國只佔國家全部支出的12.5％。
毋庸諱言，各種中看不中用的形式主義、各種名目繁多公眾不受益的 “口號”、“舉措”、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各種腐敗（包括準腐敗、結構性腐敗），造成了種種有形的和無形的巨大耗費（包括黨和政府的信譽成本）。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一種戰略、目標、理念、舉措、口號的提出、推行和實施，都是需要支付巨大成本的。《荀子·富國》説：“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 唯民生之多艱，凡涉民生之事，應小心謹行。為人民謀利益的公共作業過程，不僅要有“作為意識”、“奮發意識”、“政績意識”，還得有牢固的“民生意識”、“成本意識”、“節簡意識”，尤其要避免那種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只重視大投入、不重視高産出的作業形態。
21世紀席捲全球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公共部門推行績效管理。它要求在作公共決策時，在制定任何一種戰略、提出任何一種口號、作出任何一種決策、展開任何一種改革時， 都要有“儉，德之大端”的意識，進行成本決策和績效決策，盡可能減少公共耗費，擴大公共收益。
總之，一種“科學執政”形態重要的一條，是如何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注重提高執政績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費，實現社會代價與社會收益之間、執政成本與執政産出之間的平衡，實現執政目標和執政收益的最大化。這不僅是中國共産黨人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鍛鑄執政新偉業、創造執政新輝煌之必需，也是當前建設節約型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