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三農”是中國政治大考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當前中國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他坦承，這是中國“面臨的艱巨任務”。

因此，今年施政重點在“民生”問題上下足功夫，將投入數千億元人民幣，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救助社會弱勢群體和經濟困難的城鄉居民。

挾著中央財政年收入突破3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實力，溫家寶宣佈給農民三大優惠舉措：一是今年起，9億農民無需再交納農業稅，長達2600年的這個古老稅種從此退出歷史舞臺；二是從今年起用兩年時間，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的學雜費；三是到2008年全國農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這種魄力，令人敬佩。然而，以問題的嚴峻程度來衡量這些經濟建設或財政措施，就會發覺還遠未到可以歡呼的時候。中國副總理回良玉就提醒説，全面取消農業稅，並不等於農民負擔問題完全解決了，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依然存在。

套用溫總理愛用的除法，如果把今年中央財政要用於“三農”（農業、農村、農民）的3397億元人民幣支出，除以近百萬個農村——樂觀地假設中途沒被“截留”——平均也就僅僅分到三十幾萬元，要造橋修路、建設灌溉水利等公共設施，幾乎杯水車薪。何況，在廢掉農業稅，又免掉“三提五統”和各種集資攤派後，很多基層政府已陷入財政困境，於是，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難以為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不從心，農村文化、衛生等公益事業投入捉襟見肘等等困難繼續涌現，極可能會再跟農民要錢。

如何使地方政府更廉正有效，消除官民矛盾的癥結，看來才真正是溫家寶未予道破的“艱巨任務”。因此，諸如礦主爆富而礦工命賤，糧食價低而化肥、機械卻越來越貴等等現實問題，既是經濟問題，更是中國政府的政治大考。大考的答案，當然不只在經濟措施，更不可能只在財政支付。

《衛報》：中國決心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3月5日承諾，中國將繼續投入420億人民幣，用於支援貧困農村的建設。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但同時又是經濟發展最不協調的國家。溫家寶提出的這一舉措對於緩解中國目前因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嚴重問題有重要的作用。

溫家寶講話的核心還是放在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上。農村每人平均收入還不到城市收入的1/3。在廣大的農村，幾百萬的農民平均每天的收入還不到1美元。27年前，鄧小平打破了共産黨“平均主義”的理念，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針。如今，溫家寶稱，現在中國需要幫助那些被落在後面的人趕上來——這些人大多數都是農民。他説，要徹底解決中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就必須提高農民的收入、農業生産的效率和農民對政府的信心。

《金融時報》：中國農業出路在農外

讓數億人脫貧，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一大經濟成就。但是，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是中國下一發展階段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中國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做出了回應，中國政府將推出一系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和舉措。其中的主要措施是，增加農村教育衛生支出，提高農業補貼，取消農村人口的農業稅。

就目前來看，大多措施都是明智的。原則上，社會服務的改進不應僅僅提高生活水準，還應減少預防性儲蓄的需要，從而鞏固中國政府值得表揚的擴大內需措施。不過，中國需要更進一步。

首先，中國應該認識到，讓4.5億人留在農村務農，無法解決收入不均。中國的可耕地太少，無法養活這麼多人，而補貼傳統農作物産量效率極低。無論是農民進城尋找薪酬更高的工作，還是工作崗位下鄉去找他們，農民的未來大多都不在農業上。政策應當促進這一轉變，而不應試圖阻止它。

《朝日新聞》：中國政府的行動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

儘管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仍面對一大堆問題，農民及農業生産更是其中重點。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其中農民佔9.4億。即使近來民工移居城市數目激增，仍有7.5億農民住在農村，意味著中國有大量國民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因此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和生活標準差距越來越大。

在北京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對農村的問題採取了行動。溫家寶總理説今年中國經濟計劃增長8%，從今年開始的“五年計劃”平均年增長率設定為7.5%。

按日本的標準，這是不可想像的高增長率，但中國這一目標已少於去年的9.9%，也少於近五年平均的9.5%。減慢增長速度是考慮到優先經濟發展政策。這一政策的制定是基於貧富懸殊差距增大，自然資源與能源缺乏以及不斷加劇的環境污染。

為處理農業問題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中央政府已預留了五百萬億日元用在農村地區，這筆款項比去年增加了10%，免除農業稅，同時減免義務基礎教育費用和建立保健系統。

中國政府的行動使農民生活得到改善，最重要的是農民有更大的發言權。

《星島日報》：讓農村人口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二十餘年來，中國政府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錢袋子的問題，包括政府的錢袋和民眾的錢袋。簡單地來從財政收入來看，1978年收入1121.12億元，而到了2005年則突破了三萬億。每人平均GDP在改革開放初期不足二百美元，現在則超過一千美元。

可見，“窮則變，變則通”，改革開放在經濟意義上獲得了成功，這是往屆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民拼經濟的結果。但是，“窮則變，變則通”之後如何避免“通而不久”呢？荷包豐足之後，在賺錢過程中被放在一邊的各種問題就凸現出來了，現在再不力求解決，今後的發展將阻力重重。

典型的就是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七成多，農村問題可以説是中國最大的政治問題。中國政府今次取消實行兩千多年的農業稅，並且承諾兩年內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就是力圖讓農村人口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不僅如此，溫家寶還指出，“關鍵是要全面推進農村綜合改革，包括深化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等改革”，因為“這些改革既涉及農村生産關係調整，也直接觸及農村上層建築變革，意義更深刻，工作更艱難，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推進”。

中國的經濟已經步入正軌，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預。北京近年來一直強調“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的概念，從追求GDP轉為追求綠色GDP，這就是在適當的時候該做適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