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作為傳統外交的一部分，古已有之，其內容、方式隨著時代而發展演進。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得全球共用資訊和文化，世界生活在同一個場景之下，文化關係不僅存在於政府之間，而且存在於人民之間，所以公共外交是任何主權國家都無法回避、必須面對的外交形式。

公共外交屬於多元外交形式

1965年美國塔夫茲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格裏恩在該學院愛德華·默羅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時提出“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理念（在英國被稱為文化外交，在中國被稱為國際交流），特點是將公共外交主體界定為本國政府，客體界定為外國公眾。此後，公共外交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領域，並不斷予以理論定義完善：公共外交主要指非傳統性的外交活動，包括國際廣播、視頻、網路等資訊活動和科學、教育、文化交流活動。這是一種通過理解、促進和影響外國公眾的方式，來促進國家利益的實現的外交形式。

冷戰後公共外交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政府有必要了解國外輿論的取向，有必要讓國際社會理解自己的外交方針，在國際交往中建立起國際信賴和認同，塑造和平、負責的國家形象。9·11事件以後，公共外交在國際交往中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各國紛紛借助先進的資訊技術和發達的大眾傳媒，把以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為主的公共外交納入到國家整體外交事務中。開展公共外交旨在通過交流理解、資訊溝通和影響外國的公眾的外交形式，來實現減少國家間的誤解和猜疑，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增進國家利益的目的。公共外交著眼于溝通不同思想文化，這種外交形式負有實現相互理解和認知的社會責任。

公共外交體現國家的文化力

從實質上説，公共外交的作用是輸出思想、傳播和溝通信仰、交換文化價值觀，這是公共外交內在的文明意義。通過發達的媒體，改變了資訊單相交流的模式，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公共外交具有明顯的公開性特點，公開性促使各國民眾對外交的關注和熱情不斷提升。而國家可以通過公共外交途徑，將宗教、文化與政治、外交有機結合起來，對外國民眾進行宣傳、教育、展示，直接影響民眾，進而影響非政府組織，需求和平理解，避免對抗，這是主權國家應對全球性新挑戰的最好手段。

文化因素作為外交動力是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特點：微觀層面上個人、國家所掌握的知識、資訊可以通過國際行動者的社會性互動，産生多種形式的宏觀層面的共識——進而形成觀念結構，作為政治文化的內容。這是一種作為文化關係的國際關係，國際政治學界將其稱之為“文化力”。冷戰後文化已經獨立成為國際關係中繼政治、經濟、軍事之後的“第四支柱”。在全球化中文化與政治經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表現為文化功能政治化、文化功能經濟化。文化交流狀況基本與國家綜合國力成正比：經濟水準高、綜合國力強的國家，公共外交的水準相對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實現對外戰略目標。因此，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已經成為外交活動領域的重要路徑。

公共外交的局限性

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由兩個基本構成因素：一是為了追求目的而形成的國際價值；二是為獲取、維持和擴大國際價值的手段。具有文化外交意義的公共外交已經成為國際政治中為達到外交目的而運用的特殊工具。但由文化關係促成的國際友好關係和情感是脆弱的，最終往往讓位於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相對國際政治、經濟、軍事關係，文化關係是一種長線的人文關係，但對國際社會所産生的影響卻是間接的。因此公共外交具有局限性：

第一，公共外交渠道提供的資訊不一定是外國公眾的主流資訊；可以起到對政府外交政策的粉飾作用，很容易成為政府的“政治化粧”。第二，公共輿論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軟權利”，會受到外國政府的反控制和利用；第三，公共外交對象僅僅處於外交政策制定時參考範圍的最外延，所以對外交政策的直接影響力並不直接；第四，政府在實事求是的前提下影響外國公眾的程度是有限的。

世界文化的等差格局基本是“西風東漸”的單向流動形式，並在全球化進程中得以發展。非對稱的國際行為體之間觀念的不同可能會導致激烈的對抗。在世界熱點地區，文化差異比經濟利益矛盾更加突出，成為誘發國際爭端的重要原因。文化的差異性會制約國家外交政策，文化交流也可以成為控制和干涉別過內政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公共外交常常把非文化因素摻雜進去，人為賦予文化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品格。不是從文化交流本身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意義著眼，而是要施加影響于外界，使世界上未開化和半開化的發展中國家從屬於西方文明國家。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總是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聯繫，我們主張超越意識形態，和平、發展、合作，尋求利益匯合點，力爭取得雙贏和共贏。

公共外交理念提倡政府之間、政府與外國民眾之間、各國民眾之間的國際交流、互信，對中國的和平發展十分必要。和平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立場和發展方向，針對西方國家對我國和平發展的不利宣傳和猜疑，可以通過公共外交渠道，有效宣傳國家的外交政策，增進相互理解。公共外交是看待和處理國家利益確定和實現國家目標的多維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