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徐祥臨教授
徐祥臨，1957年出生於遼寧省錦西縣（今葫蘆島市）。197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與管理系，1986年在該係獲碩士學位。現為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主講“三農”問題。1993年至2005年期間先後三次共三年多到日本東京大學農學部和經濟學部做訪問學者。先後出版專著四部，發表論文140多篇，他提出的“給農村以資金，給城市以市場”和“農民可以大幅度增收”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尤其是在中央黨校學員中引起普遍地關注。
記者：徐教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在這之前，黨中央、國務院還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方針。您多年研究“三農”問題，最近又剛從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歸來，想請您談談日本農村發展過程對我國建設新農村有什麼值得借鑒的經驗。
徐：談到日本的農村發展經驗，我前幾年就在媒體上介紹過。回國幾個月來，認真學習科學發展觀，反覆領會中央關於建設新農村的有關方針政策，我仍然認為，日本的發展經驗中值得借鑒的方面很多。因為歷史上中日兩國都是小農國家，至今還仍然是農戶經營規模都很小。1960年以前，日本還處在每人平均國民所得(等於從GDP中減去物質消耗)幾百美元的發展階段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曾經一度拉大，但以1961年《農業基本法》的制定為標誌，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均等的發展目標，到1972年目標就實現了，每人平均國民所得也只有2400美元。我國的每人平均GDP已經在2003年超過了1000美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繼續拉大。而一些學者認為今後一二十年這種趨勢無法改變。為什麼日本能夠做到的事情我國做不到？很值得我們深思。
記者：那麼，您是不是認為中國從現在起就應該而且能夠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呢？
徐：是的，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目中應有之意。否則其意義就會大打折扣。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不存在“看農村像非洲，看城市像歐洲”的現象，我們黨為什麼要把建設新農村當作重大歷史任務提出來呢？如果今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拉大，我們怎麼向農民説明新農村建設的進展情況呢？
記者：您的這個想法當然好，但是，客觀上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
徐：提出發展目標當然要考慮可能性。但要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為什麼人家做到了，而我們做不到的原因。這樣來分析可能或者不可能才比較科學。根據我對日本農業發展經驗的研究，也包括當面徵求日本著名學者的意見，得出的結論是，當年日本能夠做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而我國這些年卻不斷拉大，根本原因是政策不同造成的，尤其是政策背後的發展理論是不同的。如同我國改革開放前長期存在短缺問題而日本卻不存在的道理一樣，假如我國至今固守計劃經濟時期的理論、政策與體制，短缺問題肯定解決不了。
記者：日本只用十幾年時間就讓城鄉居民收入持平了，經驗是什麼？
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要縮小，必然要求在收入增長幅度上農民高於市民。日本的經驗主要有三條，一是自耕農體制，保護農民不受地主剝削；二是農協體制，即農民聯合起來組織合作經濟組織，保護農民不受工商業資本剝削；三是補助金農政，即政府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短缺問題，讓農村固有的勞動力、土地和城市能夠提供的非農産業資源高效配置，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和價值。我國農業中的農戶經營體制同日本的自耕農體制大體相同，沒有必要多談；日本式的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如果沒有補助金農政的支援也很難堅持下去。因此，我想借此機會重點談談日本在改造傳統農業和落後農村的過程中是如何解決資金問題的。
記者：資金問題在我國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確實是個關鍵性問題。中央黨校學員尤其是縣委書記們經常反映資金不足，所以才要招商引資，才要“跑部錢進”。您剛才説的日本農業補助金農政是怎麼回事呢？
徐：所謂補助金農政是指日本政府把推行農業政策所必須的經費（人員經費、材料費、補助費、補助金、委託費等）列入財政預算，交付給執行政策的地方公共團體、法人、個人或者其他團體，以求農業政策的落實。補助金農政包括兩個部分內容，一是無償的財政性投入，二是有償的政策性融資。無法回收項目投入靠財政，能夠回收的靠政策性金融。所謂政策性金融，是指由政府出資組建的金融機構，向政府希望發展、但在商業性金融市場上難以籌集資金的産業部門融資。政策性金融與普通商業性金融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兩點上，一是融資期限比較長，可達20年甚至是30年以上，二是利息低，甚至可由財政貼息。日本政府靠這種政策徹底解決了農業發展資金不足問題。在我看來，日本普通農民在補助金農政下面只需要做兩件事情，一是拿錢（項目經費）幹活兒，二是幹完活兒拿錢（勞務收入）。這樣，日本改造農村落後面貌必然順利，農民增收很快。
記者：以前看到過其他學者談日本農業補貼問題的資料。給我的印像是日本成為發達國家之後才實行了保護農業的政策。可是按照您剛才的説法，卻是日本在每人平均GDP幾百美元時就實行了補助金農政，這裡邊對日本農業政策的認識存在很大差距。
徐：國內有關日本農業補貼問題的資料多是談農産品價格補貼，全面研究過日本補助金農政的資料我還沒有看到，其中以訛傳訛，東抄西拼的東西不少。農産品價格補貼只是補助金農政的一小部分，其根本出發點是保護農民尤其是種糧農民的利益。批判這一政策的主要是美國，其目的是要求日本開放農産品市場。美日雙方誰是誰非不是我們要討論的話題。作為學者我有必要指出，日本實行補助金農政絕對不是日本富裕之後的事情，而是為了富裕才那樣做的。要説日本政府實行補助金農政的歷史，已有100年以上，政府通過補助金農政大規模地向農村投資，是在70年以前，那時日本正在陷入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之中，農民窮得賣兒賣女。1932年，青年軍官因不滿政府的農村政策和對外政策（主要是認為政府侵華步伐太慢），衝進官邸槍殺了首相。
記者：日本在社會經濟十分困難，甚至是處於危機狀態中能夠大規模向農村投資，恐怕超出了很多學者告訴給大家的常識。
徐：希望我講的結論成為今後的常識。學者做結論不能憑道聽途説和主觀臆斷，要符合事實。其實，結合日本當時的情況仔細分析一下就會明白，經濟危機時期政府向農村大規模投資符合經濟規律，是走出危機的良策。因為當時日本的經濟危機同世界大危機是一樣的，都是過剩危機，商品大量積壓，企業與銀行接連倒閉，勞動者大量失業。這種形勢下，為商品找到銷路是最積極的緩解危機的辦法。因此，當時日本政府大規模向農村投資更直接的動因是緩解經濟危機，但正因為如此，危機變成了向農村大規模投資的契機。
記者：這個道理容易理解。但一般的情況是，在經濟危機時期政府的財政也會相當困難，當時日本政府向農村投資的錢從哪來呢？
徐：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日本政府在財政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調集資金的渠道，叫財政投融資，上面已經提到這個詞。也就是在財政預算之外，日本政府把政府金融機構（主要是郵政儲蓄和簡易保險）吸收的存款和其他民間資金集中起來，作為財政性資金使用，主要是用於支援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産業的發展。其中一小部分作為財政資金無償投入，將來以稅收償還，大部分則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投入。經濟危機時期日本政府投向農業和農村的資金主要是靠這個渠道籌集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危機與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貧困完全不是一回事，經濟危機時期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在金融機構裏沒有好的投向。日本政府通過財政投融資制度為閒置的資金找到了新投向，盤活了城鄉閒置的資源，創造了大量的新財富和附加價值，既挽救了城市，也激活了農村。
記者：那麼經濟危機過後日本政府為什麼還要一直推行補助金農政呢？
徐：明治維新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日本的農業反覆地受到市場風險的打擊，沒能徹底擺脫傳統農業狀態。為了解決農業現代化問題，日本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理論研究。1936年，東京大學教授東（火田）精一齣版了《日本農業的展開過程》一書。東（火田）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為指導，科學地論證了以下幾個結論。一是傳統農業要發展成現代農業必須追加資本；二是追加資本的主體是政府；三是政府追加資本的主要手段是農業補助金和政策性金融；四是農協充當推行補助金農政的“別動隊”。東（火田）教授也是制定1961頒布的日本第一部農業基本法的核心人物。
記者：這就是説，日本在理論上與政策的雙重層面上解決了農業發展資金不足問題。
徐：是的。市場經濟中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共性很強。在國民經濟運作中，産業之間、區域之間、當前與長遠之間不平衡、不和諧的問題累積起來，就會釀成危機。日本推行補助金農政，從制度上解決了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所以在戰後的高速增長期，日本很順利地解決了城鄉之間和工農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
記者：我國在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可以從日本的補助金農政中借鑒什麼有益的經驗呢？
徐：我認為，最有價值的經驗是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資金不足問題。看看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系統，一方面，金融系統中有幾萬億元的資金閒置著，另一方面，城市非農産業有大量過剩産能和産品難以消化。這些過剩資金和過剩産能及産品正是新農村建設中迫切需要的，但市場機制卻發揮不了引資入農的功能。為了避免危機因素的積累，只能通過宏觀調控來引導。只有資金到農村了，農村市場才能擴大，城市的過剩産能和産品才能跟隨到農村，與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結合起來，創造出新的財富和價值，形成更大的綜合國力和更多的建設資金。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透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鄉關係和工農關係，我們還會發現，政府通過宏觀調控引導到農村的只是貨幣資金，更多的財富和附加價值是億萬農村幹部群眾在艱苦的勞動中乾出來的。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力量。農村只有獲得了充足的貨幣資金投入，農村的各種生産要素尤其是農民的勞動力才能得到合理的報酬，有了報酬才談得上分享發展的成果，才能從根本上調動農民的勞動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