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

□徐冰

美國著名政治記者克裏斯·華萊士的《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一書記述的是美國16位總統面對內憂外患時的反應和行動。應該説，這個切入點並不很新鮮。但引起人們的閱讀慾望的，是這本書與美國總統引發的聯想和探求的衝動。

有關美國的事件，總是可以引起人們這樣那樣的關注。看到美國的缺點和壞處是相對容易的，正如我們也很容易地就能發現它的許多長處。問題是，我們是否理解，美國的這些長短與這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內在的聯繫，以及，對照我們自己，我們是否也可以發覺，我們的長處和短處，與我們自身的肌體有何必然的脈絡。

假如不能由此得到某種啟示，那麼，關注美國和美國總統的故事，就缺乏可以理解的邏輯。美國的總統面對危機的反應以及所表現的勇敢甚至魯莽，可以在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的身上找到影子。那麼，憑什麼我們要把關注和探究的目光，更多地給予美國總統呢？

“總統之為總統，還不在於智力和意識形態如何，而是在於意志力和決斷力的考驗。”華萊士如此描述他在觀察了裏根的所作所為之後才明白的道理。應該説，華萊士的《危機時刻的大國領袖》，更像是一個展示美國總統“正面形象”的作品。他自己同樣講道：“在白宮記者室，你對白宮還只能有最膚淺的感覺，但除非你身在白宮，你都不可能理解總統在面臨任何一項有爭議的決策時所承受的那異常之大的壓力。這裡面有政黨政治的壓力，有真正的政策意見分歧的壓力，還有大舞臺上萬一失足怎麼辦的擔心，總統的決策是很容易被壓歪的。”

也許正是出於這種對總統所面臨壓力的理解，本書更多的是“展現出這些總統的力量和勇氣”。在他講述的那些“展現出力量和勇氣”的美國總統的故事中，“總統都是行動堅定，未聽一些顧問的意見，未按常規辦事，未考慮政治權宜之計，往往還違反一般民眾的意願。每一位總統這樣做，都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有責任、有使命使美國和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很顯然，華萊士的用意，就是要講述那些在無數作品中被一再提及的“美國英雄”，他試圖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這些“美國英雄”在被人們認定的骯髒的政治中同樣可以生存。在他的筆下，我們於是看到了那些儘管自身有瑕疵，但在一些關鍵的歷史時刻，卻勇於面對可以預測的現實以及歷史的責難，從而創造了歷史的堪稱偉大的總統。

但如果僅止於此，華萊士以及他的這本書，都難脫平庸的窠臼。關鍵之處在於，華萊士看到並明確指明瞭，“總統之為總統，還不在於智力和意識形態如何，而是在於意志力和決斷力的考驗。”

這句看似直白的話，實則表明瞭華萊士對“美國英雄”的一個樸素的判斷——智力和意識形態，未必會成就一個“美國英雄”，但一個“美國英雄”，卻顯然要具備一些基本的素質：基於良心以及理性的辨別能力。

因此，華萊士才會説出這樣的話：“有意思的是，回顧這些歷史事件時，基本上都看不出什麼黨派之見。在國家面臨巨大危險時 ，共和黨人總統和民主黨人總統都忠心報國，而不是追求自己政黨的利益。克利夫蘭總統是民主黨人，一輩子維護工人權利，卻鎮壓了一場罷工。尼克松總統是共和黨人，堅決反共，卻打開了共産黨中國的大門。這些故事裏的主人翁不是為自己的政黨牟利，而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為什麼我們要把關注和探究的目光，更多地給予美國總統呢？實在是因為，在這個舉世矚目的位置上的這個人的身上，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偉大與骯髒同在，堂堂正正與偷雞摸狗同在。雖然我們同樣可以説，這樣的秉性並不為美國總統所獨有，但必須看到的是，決不是任何國家，能夠將這種截然相反的秉性展現在世人面前。而這一點，美國做到了。

由此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探求，為什麼美國可以做到這一點？或者説，為什麼這些美國總統，能夠擺脫智力、意識形態和黨派的束縛，而是以自己的良心和理性，作出了符合歷史發展的決斷？

即便如華萊士這樣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每四年選一次總統，並不知道這總統會遇到什麼挑戰……從這一意義來説，每次選舉都是對一個人打賭。”

“誰是我們真正能依靠的人？”當民主不是作為一個夢想，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權利握在手中的時候，沒有選擇的痛苦就變成了選擇的痛苦。

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是完美無瑕的，選舉與制衡完備如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仍然要為找到那個“真正能依靠的人”而打賭。但是，選擇的痛苦以及為依靠而做的賭注，與一個領袖能否擺脫智力、意識形態和黨派的束縛，是否就是毫無聯繫的兩個問題呢？應該承認，華萊士筆下的這些美國總統，在面對危機時所展現的極富個性色彩的意志力和決斷力，有個人性格的偶然因素，我們同樣也不能否認，在美國之外，也存在擺脫智力、意識形態和黨派束縛的個人英雄。問題的實質是，這樣的個人英雄，在不同制度下出現的概率有什麼差異？他們之所以成為時代的領袖和英雄，更多的是受惠于個人因素，還是制度因素？

常規的理解，由於民主選舉是一個殘酷的優選過程，一般可以實現優勝劣汰的目的。但僅此顯然還不夠，黨派政治的弊端，就在於時常深陷於黨派之中而無視現實的要求。因此，是否能夠存在容忍超越黨派的機制，也便成為成就個人的意志力和決斷力的重要因素。儘管我們尚未看到不同的制度對於産生時代領袖和英雄究竟有什麼不同的具體統計，但起碼在克裏斯·華萊士看來，這兩者之間顯然是有聯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