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目的和意義也許在於人的價值（human value）的實現，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科學與人生的關係也就歸結為科學與人的價值的關係。人的價值意指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義，它包括人的自我實現、人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和奉獻等。儘管古希臘普羅塔哥拉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中國古代荀子“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已經朦朧地意識到人的價值，但是近代意義上的人的價值的概念，則是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的産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堅持以人為本，斷言人的價值源於比自然更高的對實在的直覺一瞥。科學革命之後興起的啟蒙運動，則標榜科學人文主義：科學能夠賦予人以新的價值和意義，人能夠借助科學獲得真正的啟蒙和進步。
近代科學的興起代表了人的天賦和力量的慶典。培根是這一視野的偉大建築師。近代科學不僅是人的價值的輝煌實現，而且也把新的價值要素注入人格和人性，或強化了人的原有的優良價值。這是科學和人的價值相互作用的硬幣的兩面。關於前者，馬斯洛言之有理：“科學是建立在人類價值觀的基礎上的，並且它本身也是一種價值系統。人類感情的、認識的、表達的以及審美的需要，給了科學以起因和目標。”關於後者，新科學的價值——新奇、民主、實用、明晰、謙遜、對進步可能性的確信、“眼見為實”（the faith of eyes）——是與古典學問的典型理想相異的價值。這些新價值很快融入近代人的精神，成為人的價值的有機組成部分。
哪些重要的科學價值構成現代人的價值？這主要包括：來自科學的對真理的熱愛和對真知的追求；來自科學的認知價值；來自科學的對事實的尊崇和客觀性取向；來自科學的合理性要求；來自科學的對創造性的推崇；來自科學的自由、寬容、人道和非暴力等。
對科學與人的價值揭示得最充分的，也許當數布羅諾烏斯基的《科學與人的價值》一書。按照他的觀點，科學活動預先就假定，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價值。追求真理既是科學的最終目標，也是科學的持續動力。但是，真理不是教條，而是過程。因此，追求真理的人必須是獨立的，必須在觀察和思維中保持獨立性，而尊重真理的社會則應該保護這樣的獨立性。
科學把對獨創性的熱愛作為獨立性的標誌，而獨創性則是做出科學發現的工具。儘管獨創性只是一種工具，但它對社會的進化是必不可少的。科學賦予獨創性如此之高的價值，以致遠遠超過了藝術賦予傳統的價值。
獨立性和獨創性對於科學的意義，要求我們把價值放在異議上。真正的高度異議的要素在人類文化中都是紀念碑式的，異議作為一種價值在我們文明的智力結構中已被接受了。它是從科學實踐中得到的價值。在科學史中，只有當已被公認和接受的概念受到異議的公開挑戰(例如哥白尼、達爾文、愛因斯坦發起的挑戰)時，進步才會到來。異議是智力進化的工具，是科學家天生的活動。沒有異議就沒有科學，沒有異議的人根本不會成為科學家。
異議本身並不是目的，它是更深刻的價值即自由的標誌，就像獨創性是精神獨立的標誌一樣。如果説獨立性和獨創性是科學存在的個人需要的話，異議和自由則是科學存在的公共需要。
學術自由必然會導致觀點的差異和看法的分歧。但是，一個穩定的進步的社會又必須把觀點和看法各異的人粘合在一起，一個持續發展的科學又必須把歷史傳統與未來變革聯繫在一起，因此寬容則成為科學上須臾不可或缺的價值。在這種意義上，寬容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是消極的價值，而是一種積極的價值。寬容的精神實質在於，承認給他人的觀點以權利還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認為他人的觀點本身是有趣的，是值得我們注意和尊重的，即使我們認為它是錯誤的。在科學中，我們常常認為他人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我們從來不因此認為他人是邪惡的。因為我們了解：科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項冒險事業；科學家在探索中必須大膽猜測和假設，而其中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擊中目標；一代科學家所犯的錯誤，比下一代人對它們的校正要多得多。在科學中，犯錯誤並不是丟面子的事情，這是由科學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用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的話説：“犯錯誤和拋棄錯誤是上帝設計的一部分”）所決定的。
科學家之間的寬容不是以無差異為基礎，而必須以尊重為基礎。尊重作為一種個人價值在任何社會都意味著公眾對公正和應得榮譽的承認。科學使一個人的工作與前人和同時代的人的工作相互關聯和銜接，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公正和尊重，科學就無法存在下去。假若這些價值不存在了，科學共同體便不得不創造它們，從而使科學實踐有可能進行。
總而言之，科學共同體相對來説是比較簡單的，因為它具有直接的共同目標——探索真理。它必須促使單個科學家是獨立的，促使科學家群體是寬容的。從這些基本前提——形成了最初的價值——逐步得出了一系列的價值：異議、思想和言論自由、公正、榮譽、人的尊嚴和自重。這就是科學所塑造的人的價值，而且有這種價值觀念的人又大大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從而使人的價值得以實現。科學和人正是在這種張力和互動中豐富起來、完善起來的。
基於人類數千年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科學三百多年進步的歷史，我們可以設想，在不太遙遠的將來，人類完全可以解決幾乎所有成員的溫飽問題，乃至過上體面一些的物質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人的主要追求也許是無止境的精神追求，人的最大病態恐怕是百無聊賴，而科學和藝術很可能成為滿足這種追求的法寶和救治這種病態的良方。耶穌會教士德·夏爾丹（Teilhard de Chardin）即持有這樣的觀點。他稱唯一真實的危險是“無聊”，無聊是“公眾的頭號敵人”。只要人把進一步追求生命的力量進行到底，他就依然對科學感興趣，這個敵人就能夠被征服。其實，早在近代科學的黎明時期，開普勒就講過一段振聾發聵的話。他要求人們不能像議論一道甜食值幾個錢那樣去評估科學，這是因為：“造物主給我們的感官添上腦子，這不僅是為了使人能因此而掙來謀生物品——許多無理性靈魂的生物能更嫺熟地從事這一切——而且也是為了使我們能夠從雙目所見到的事物中思索出其存在和變化的原因，即使這項工作可能並不具有更進一步的實用目的。正如人類及所有其他生物的軀體都靠飲食維持一樣，與其軀體很不相同的人的心靈，則似乎靠知性這種食物來維持豐富和助長。所以，對這種活動不感興趣者，無異於僵屍而不像活人。那麼，正如大自然注意不使生物缺乏食糧一樣，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説，自然現象那麼多姿多彩，埋藏在天空裏的珍寶如此豐富，這一定是為了使人類的腦子不致缺少新鮮養料，使人類不致厭膩于舊事物或無所事事，並使他發現世界是一座永遠開放的、發展其智慧的工場。”他籲請人們睜開探詢的眼睛觀察，以獲得關於一切事物的精確知識，使飽受空虛的煩惱折磨的心靈沉浸到無邊的寧靜之中，並伴隨盧克萊修的詩句飛升：“快活的靈魂啊，第一個升入高空，它的責任就是揭開一切未解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