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假話由其動機而定性質，又由群體特徵和承載面(參與人數)的大小而定其危害。一旦説假話成為一種風氣，就會構成巨大的社會公害。為了認識已成風氣的説假話者的動機和他們的群體特徵，我們不妨先從歷史上幾種説假話的文風著手分析。歷史上説假話的文風主要有八股文、幹祿文、黨八股、浮誇風(1958)和林彪、“四人幫”的講話與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文風因其表現充分、持續較久，其危害已彰明較著。
八股文興起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産生八股文的直接原因，是唐宋時期的科舉制度。定型後的八股文有四個固定和兩個不準，即“比數”(段落)固定，字數相對固定，題目固定（限于“四書”），解釋固定(必須依據朱熹的《四書集注》)，不準引用孔孟以外的百家之書，不準有作者自己的見解。由於八股文有這些限定，過去在分析八股文時，較多注意于它的形式主義，並定性為教條主義。這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種方法忽略了八股文作者的動機。八股文作者的一般動機是為了獲取功名，久而久之形成以迎合主考意旨為捷徑的做法。於是， 做文章成了讀書人向上爬的手段，八股文成了“敲門磚”，並形成八股文作者的群體特徵: 筆頭與心頭分離。許多讀書人入仕後仍然習慣於“官話”與內心話、言與行的分離。
這種口與心分離的文風，在很長時間內，對我國古代社會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嚴復在談及此事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他認為，八股有三大害，這就是“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救亡決論》)今天看來，“壞心術”這一條最為可怕，因為人的心術一壞，就不但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而且還善於用各種假話偽裝自己。
與八股文相似的另一種説假話的文風，是“幹祿文”。這種封建時代的官場文章，其動機與群體特徵均與八股文相似。封建時代稱入仕和謀求官職為“幹祿”，因而稱專門求取或保住官職和俸祿而寫的文章為“幹祿文”。為博取統治者的賞識，或為了個人的生存與發展而寫的章奏、書啟、判狀等，都在此列。這些文章，一方面固然是要展示作者的才學，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它的表白性質，表白對上峰的忠心和擁戴，表白作者所揣摩到的與上峰意圖和心態相吻合的看法、對策。為此，事物的真實性和作者內心的原本想法己無足輕重。它凸顯的是文章與作者利益的緊密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假話、謊話、違心話，言過其實，言清行濁，也就在所難免。
“五四”以後出現的“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魯迅: 《給祝秀俠的回信》)的文風，人稱“新八股”。“新八股”反映到黨內， 就是“黨八股”。毛澤東給“黨八股”列的八條罪狀，頭兩條即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前者是“欺負幼稚的人”，後者是“裝樣子嚇人”。既“欺”且“裝”， 自無誠實可言。有這種毛病的人，其動機是為了“達到名譽和地位”。其群體特徵是誇誇其談，嘩眾取寵。其危害是“妨害革命”，“禍國殃民”。
建國初期，一段時間內，由於社會風氣比較清純，説假話之風未能形成氣候。1957年反右以後，説假話的風氣開始抬頭。頌揚性的文章，講成績的文章，不是選擇樸實的語言，而是喜好誇大的言辭。一些人明顯是出於自身的安全而放棄了對科學性、真實性的思考與堅持。尤其是在經濟生活中，一種以想當然和虛構為特徵的假話，開始愈演愈烈。高指標、浮誇、虛報、説假話，為文不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宣傳違背常識的“奇跡”，似乎凡是能想得到的，都可以立即變為現實。這樣做，不僅搞亂了人們的思想，經濟上釀成的苦果，更是讓全體人民都得去品嘗。浮誇風的群體特徵不僅表現為競相攀高，而且是明目張膽地作偽。表面上是營造欣欣向榮的氣氛，骨子裏卻是為自己的政績和形象爭分。這種風氣未及認真清理，事隔不久，又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並在十年動亂中形成以“假、大、空”為特徵的林彪、“四人幫”文風。
“假、大、空”的文風，一方面是歷史上各種壞文風的集大成，另一方面，又是林彪、 “四人幫”等人思想意識的表現形式。林彪、“四人幫”等人信奉“不説假話辦不成大事”，“誰不説假話，誰就得垮臺”，“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林彪私下定的信條: “倣恩之於馬，斯之於列，蔣之於孫，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還有什麼“子曰第一”，“言必稱子曰”，“孔步亦步，孔趨亦趨”。這些，足以洩露他搞“假、大、空”的天機。他們心懷叵測地在“感情問題”上盡可能把文章做大，因而在假話、大話、空話後面，包藏著掩飾不住的險惡用心。所謂“感情問題”，就是對領袖、指導思想、工農兵、革命事業的態度問題。為了搶佔先機，他們在講話和文章中，幾乎把涉及“感情問題”的話語説盡説絕，然後再站在這一制高點上，掌控一切，對逆我者實施打壓，進而造成一種萬馬齊喑的局面。
1967年1月，王洪文等人策動所謂“一月風暴”，炮製了一篇以各造反團誓師大會名義給毛主席的“致敬電”，隨即造成全國“致敬電”成風，各地後續的“致敬電”，都仿傚第一篇的寫法。“致敬電”集中體現了當時文風的特點。其中的虛偽性簡直令人讀後心中作痛。什麼“百分之百聽話”，“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口頭上説“照辦”，事實上，不合他們意圖就根本不辦。毛澤東1957年就説過: “對外宣傳不要誇大”；1959年又告誡全黨：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這些話他們“照辦”嗎? “致敬電”中，有許多話只顧説得好聽，根本不管要不要實行。大話、絕話幾乎説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歷史上這些説假話的文風，儘管其動機和群體特徵不盡相同，但其危害性都是巨大的。 因為不同的動機雖然負面性質有輕重之分，不同群體特徵的承載面也有大小之異，但兩個因素中，只要有一個是高分值的，其危害性就不會低。八股文作者動機的負面性質雖然輕，目的只不過是謀求一官半職，但因其為之者甚眾，造成人才的內傷則是大面積的。林彪、“四人幫”説假話儘管承載面遠沒有八股文那麼大，其動機的負面性質卻是相當嚴重的。前者累積量大，後者則是破壞力強。
以此比照當前説假話的文風，我們不難看到其危害也是不會小的。儘管其動機和負面性質輕重不一，最高者也只是竊權、竊財，未及竊國，但由於各種動機混雜並出，有的已握有相當的權力，合在一起的衝擊力不可低估。再以承載面來看，雖然不能説很大，但也不能説很小。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這種説假話的文風發展下去，其危害性至少有以下三點:
第一，影響人的素質。嚴復既然把八股文的危害之一定為“壞心術”，説明一個不講真話的人，其思想素質不可能是健全的。儘管不説真話有時有環境方面的原因，但不説真話在對社會公正、社會發展構成損害的同時，也會令其自身的良知受到損害。不説真話的幹部有時挑戰的是黨紀國法和社會責任，這樣的人其素質可想而知。如果在學校裏，“寫空話、套話、假話的作文經常得高分”，如果未成年人總是去琢磨老師需要什麼樣的答案，這豈不又回到八股文的老路上去了嗎?
第二，影響民風。社會上的不良風氣，肯定會沾染幹部的思想和作風，而幹部説假話之類的風氣一旦形成，則又會反過來以成倍的推力，促使社會不良風氣加速惡化，目前，社會上的造假能力和造假想像力，已發揮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假酒、假藥、假種子、假水泥、假鋼材、假煙、假奶粉、假身份證、假文憑，以及誇大療效的醫藥廣告和推介文章，代寫、代發論文的“論文黑市”、洋圖書造假和假知識、偽學術等等，這些雖然不能説是由幹部的不良作風引發的，但至少後者對前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幹部是社會的精英，是人民利益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人們一旦發現幹部作風飄浮、不實事求是、弄虛作假、虛報浮誇、謊話連篇，他們會作何感想？本來要他們遵守社會秩序的人，自己卻在做違規的事，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有可能起而效之，造成社會風氣的進一步惡化。
第三，引發信任危機。古人曾説: “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當説假話的風氣和造假能力達到一定分值時，社會就會滑入無視規則、無視責任、無所畏懼的狀態，互相欺騙，互相傷害的事情將會頻繁發生，以至説假話成為一種習慣，聽假話的人已經麻木，或者人們對任何講話和文字，都表示不相信和懷疑。試想，一個社會如果出現此種狀況，還能辦成什麼大事呢? “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禍莫大於無信。”這些飽含古人智慧的警策之語，不是已明白回答了説假話的嚴重後果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