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鴻雋文存》讀後感》

□孫小禮

回顧20世紀我國科學發展的歷程，可以説，有過三個“黃金時代”：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任鴻雋先生作為中國科學事業拓荒者的重要代表，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他為第一個黃金時期能夠在我國出現而嘔心瀝血，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是永遠令人尊敬和不能忘懷的。

創辦《科學》雜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一年，任鴻雋回憶説“當時我們看見世界各國生存競爭的劇烈，無論是戰爭或和平，設如沒有科學，便休想在世界上立住腳。而環顧我們國內，則科學十分幼稚，不但多數人不知道科學是什麼，就連一個專講科學的雜誌也沒有。於是十幾個還在外國留學的學生怵然于‘國力之發展必與其學術思想之進步為平行線，而學術荒蕪之國無幸焉’。就‘相與攫講習之餘暇，抽日月所得，著為是報，將以激揚求是之心，引發致用之理。’（《科學》第一卷第一期發刊詞）”他還説：“記得在1914年秋天籌備《科學》出版的時期，我們除了預備各人擔任的文稿外，每人每月還節省出學費3元至5元，作為《科學》的印刷費……這些雖是小事，但頗足代表當時發起人自我犧牲與依賴自己的精神。”當時《科學》月刊的發起人有任鴻雋、胡明復、趙元任、楊銓、秉志等人，他們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的發起人。

中國科學社于1915年10月成立於海外，任鴻雋為社長，胡明復為會計。作為算學家，胡明復施展了理財的本領，在經費困難的情況下，用錢非常謹慎，如有差錯，吃虧的必定是個人，而不是科學社。1917年胡明復等人回國後，科學社就由美國遷至上海。1927年胡明復不幸逝世，任鴻雋在悼文中寫道：“《科學》雜誌印稿的校閱，從明復回國一直到現在，都是他一個人擔任。這樣十年如一日的苦工，請問有幾個人能做到”。他十分感慨地説：“在現在的社會中，要找飛揚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車載斗量，但是要找實心任事，不務虛名的人，卻好似鳳毛麟角。如明復這樣的人，多有幾個，不但社會的事業有了希望，還可以潛修默化，收一點移風易俗的效果”。

任鴻雋後來回憶説：“本社成立伊始，即以各個社員之努力奮鬥為唯一自存之道。” “稍後則研究所成立，努力於研究事業者更多。如秉農山、錢雨農諸君，無冬，無夏，無星期，無晝夜，如往研究所，必見此諸君埋頭苦幹于其中”。1922年生物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員皆無薪給，常年經費不過數百元。”“科學社待遇的清苦是國內所共見共聞的”。，那時以任鴻雋為首的一批愛國學者就是這樣艱苦地用自己的血汗努力促成20世紀中國科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的到來。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先生任院長，陸續設立了更多的研究所，使我國的科學研究事業更具規模地向縱深推進。至1935年，我國的科學研究機構，包括政府建立的和私人資助的，已有73個，其中34個研究自然科學，39個研究社會科學。1936年3月蔡元培先生欣慰地説：“中國真正進行現代科學研究才二十餘年，儘管障礙重重，……仍然取得了成效。可以説，正在建立一個堅固的基礎。”

那一時期取得的科學研究成績是令人矚目的。任鴻雋曾列舉如下：地質學方面，在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諸人領導之下，一方面注重於野外調查工作，一方面注重於實驗室中理論的探討，所以進步異常迅速。我們的地質學，不但在國內成了獨立的學問，即在世界上也能佔一位置。生物學方面，自生物研究所成立，就大量採集我國的動植物標本進行研究，在秉志、陳楨、胡先骕、錢崇澍、童第周、談家楨等人的努力和帶動下，形態學、分類學、胚胎學、發生學分頭並進，以及生物學在醫學和農業上的應用研究等，都做出了不少貢獻。氣象學方面，以竺可楨、涂長望、黃廈千、呂炯等人的研究為代表，使這門學問在我國得以獨立發展。地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生理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都已從文人筆記式的敘述而進入科學的事實的研究。如地理學，有了經緯度的測定，增加了地圖的正確性。人類學注重體質的測量，語言學注重於語音的調查與語系的分析，心理學注重於與生理學的關聯及統計的研究等，皆可以證明我國的新舊學問，皆正向科學途徑上發展。此外，像物理學、化學、天文學以及數學這類並不具有地方特色而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研究，在各大學和研究所也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成就，不過研究論文大都送到國外的專業刊物發表，也可以説，已直接參與世界競爭，或已直接對世界科學作貢獻。然而，這個正在蓬勃向前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卻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被迫終止。

通讀《任鴻雋文存》，深感他一生都在思索和探討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一是怎樣在中國發展科學？探討前者也是為了研究後者。早在1915年他就撰寫了專文《説中國無科學之原因》，發表在《科學》第一卷第一期。1957年3月他在評介李約瑟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文章中，注意到了李約瑟所提之問題：“上古及中古的中國，有許多發明足以為近代科學的基礎，但在中國則停滯原始理論之下而未能發展為實驗的科學，其故安在？”在1957年5月專為李約瑟這一巨著的第二冊《中國科學思想史》所寫的書評中，他寫道：“李約瑟教授在書中某處曾提出一個問句説：誰能把中國在有了近於科學的思想而未能發展成近代科學的原因説得出來，將是一個有趣味的貢獻。”任鴻雋隨即給出了他早已得出的答案：（一）缺乏科學方法，（二）急於追求應用。這兩個原因固然不能涵蓋原因之全部，但畢竟指出了兩個相當要害的原因，而且正是這兩個弱點，如今還在阻礙科學的健康全面發展。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我國科學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當科技工作者正為實現我國十二年科學規劃而努力奮鬥時，科學研究由於爆發 “文革” 而被迫中斷，科學事業遭受嚴重破壞，幾乎進入“荒蕪”時期。

“文革”以後，舉國上下興高采烈地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當前，我們正處在這第三個黃金時期的延續之中，讀任鴻雋書中對於怎樣有效地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各種探討和經驗之談，覺得很有現實的啟示意義。這裡只提出一點，就是他所説的“領袖人才”問題，或地質學家葛利普所説的“科學領袖”的重要作用。聯想到2002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數學家大會期間，著名數學家陳省身先生接受訪問時所説的一段話：“實際上現在中國已經是‘數學大國’了，但還不是‘數學強國’，做大容易，做強卻很難，難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出現領袖級的能夠挑大梁的人物。”任鴻雋曾説：“我們的學問不如人，只好去請比我們有經驗有研究的外國科學家來做我們的嚮導，這有什麼可以慚愧的？不過此處我們要注意的，是請來的人，必定是本門的 authority（權威），而且能夠在我國指導研究，至少三年以上，方不至於成了‘抬菩薩’的玩意”。

這裡的“領袖人才”、“科學領袖”或“領袖級人物”，都是就科學研究本身而言，就像前面任鴻雋所提到的我國地質學界、生物學界、氣象學界的那一批學術大師，他們開拓方向，挑大梁，親自帶領年輕學生們在科學研究上取得豐碩成果。然而鑄造科學的黃金時期或要成為科學強國，實際上還少不了像任鴻雋、蔡元培這樣一批深諳科學發展規律又有奉獻精神的“領袖人才”，像胡明復這樣有犧牲精神的實干家，他們本來是有能力從事科學研究的，但是他們並未埋首于研究，沒有使自己成為某一專門學科的學術大師，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甚至畢生的精力投進了中國的科學事業，他們為培養科學大師和發揮科學大師的作用墊石鋪路，在為發展科學創造好的環境和條件方面作了大量繁重的組織工作和後勤工作，他們是後人所敬仰的歷史功臣，確實功不可沒。本書主編樊洪業教授因之稱任鴻雋為“科學事業家”，我認為是很有道理的。總之，不管如何稱呼，科學的發展需要有這兩方面的領袖人才，以及兩者的密切配合與通力合作。

説到這裡，我想起了周培源先生，他既是我國物理學界的領袖科學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科學事業家，從而倍受人們崇敬和愛戴。但像周老這樣同時身兼兩種領袖的人，畢竟太難得了，而且仔細回憶一下，即使周老的精力和智慧過人，但在某一具體時期，為了集中時間進行科研，也是需要減免一些行政工作的。有一些學者，前半生是科學大師，後來成為科學事業家；或者反過來，有的科學事業家，晚年又成為某一領域的學術工作者，甚至成為學術大師。不管怎樣，發展科學就像打仗一樣，既要有“司令員”率領士兵衝殺在第一線，也要有“司令員”指揮後勤部隊準備充足的“糧草”。而且為了要打勝仗，還應“兵馬未到，糧草先行”。

20世紀三個黃金時期所積累的經驗，以及“荒蕪”時期所提供的教訓，往往都積澱和記載在這兩類科學領袖人物的著述或回憶中，把它們記錄、整理和發表出來，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帶有搶救性質的工作。它將有助於讓第三個黃金時期一直延續下去，或者在更高的水準上開創21世紀的更加輝煌的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