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提出了基於人性惡判斷的國家觀。人性惡假定否定了“完人”、“聖賢”存在的可能性，是一個比人性善更深刻的命題。雖然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把人性惡的觀點引入對權力現象的分析，主張從現實的人來考察國家存在的問題，但是他的“人”尚未抽象化為國家産生的前提。只有霍布斯才在探討國家産生的原因時，不僅把天命、神意、歷史等因素排除出去，還第一次從政治的角度觀察個人在世俗社會中的地位。他把人真正解放出來，使人不再匍匐在神的腳下，乞求某種神靈來安排人世間的社會或政治秩序，也不再需要借助於某種宗教管理人的信仰，而是視理性和權利為國家的基礎和主體。這在當時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馬克思曾評價到，霍布斯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並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霍布斯把個人的自然權利看作一切權力的基礎，也揭示出國家權力或公共權力的來源。

霍布斯指出，如果沒有一種強制力量就不足以束縛人們的野心、貪婪、憤怒和其他類似的激情，通過這個具有震懾力量的絕對權威，來避免人們由於其惡的本性重返 “戰爭狀態”。霍布斯認為，既然國家是由每一個個人組成的政治共同體，那麼尋求國家産生的最初原因就必須關注個人及其本質。他指出人類天生是利己貪婪的，支配人的行動的根本原則是“自我保存”。這種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就是人的“自然權利”。當處於“自然狀態”中，每一個人都只顧自己的利益、不惜侵犯他人，於是“自然狀態”就變成了“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對此，霍布斯指出“人類有一種優於其他動物的能力，這就是當他想像任何事物時，往往會探詢其結果，以及可以用它得出什麼效果”。當人人難以自我保存時，人們就自覺自願地放棄別人也同樣放棄的權利，開始締約，指定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來代表他們的人格，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於這個集體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於集體的判斷。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實現了聯合， 這就是國家，霍布斯稱之為“利維坦”。國家只不過是人造的物體，“它的製造材料和它的創造者”都是人，霍布斯對國家的本質作了如下斷定：國家的本質就存在於他身上，用一個定義來説，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

表面上，霍布斯的國家理論賦予國家以消極的意義，其唯一職能是維持秩序，防止人的惡行。國家只是一種保護每一個個體以消除人自身存在的血腥野蠻習性的工具，是一種遏制“人性惡”的“必要的惡”。這種觀點為後世的很多西方人所接受。這種觀點深深地打上了他所處時代的烙印。霍布斯所處的是一個神權秩序正在解體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時代。他擔心由於主權的分割會給某些個人提供滿足私欲、貪婪掠奪的機會。霍布斯是第一個把政治理論同近代自然科學結合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關於人和國家的新的科學”的政治哲學家。他以人性惡為出發點，通過自然狀態、自然法、社會契約等一系列假設的嚴密論證，形成了其系統的國家學説。開創了近代國家契約學説的先河，初步奠定了近代西方國家學説的基本格局，並深遠地影響了後世的許多政治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