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好預防錯誤的基礎工作
自從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進步了幾千年,也犯了幾千年的錯誤。人們在不斷總結進步經驗的同時,也對為什麼會犯錯誤、怎樣改正和預防錯誤,進行過多方面的探索和反思。恩格斯指出:“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6頁)這就是説,人的認識“總是在客觀上被歷史狀況所限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62頁),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列寧選集》第2卷第135頁)。因此,實踐著的人類想徹底擺脫錯誤、永遠不犯錯誤,是絕無可能的。現實的可能性在於,怎樣通過深入研究錯誤發生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儘量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犯了錯誤則能夠很快得以糾正。這就需要做好預防錯誤的基礎性工作。
始終堅持黨的先進性。歷史上那些執政者所以屢犯錯誤(特別是在執政的後期),最後被趕下歷史舞臺,人們可以為其尋找這種原因、那種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喪失了執政者應有的先進性和歷史的進步性。因為他們不能站在歷史發展的前頭,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所以在處理社會基本矛盾和各方面具體問題的時候,必然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最終毀掉自己的執政地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産黨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始終堅持把先進性建設作為自己執政的基石。首先是執政的指導思想先進。思想理論是執政實踐的先導,只有思想理論是先進的,才有可能保證執政實踐不發生致命性錯誤。我們黨執政後所以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重大錯誤,第一位的原因是黨的指導思想上發生了錯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之所以沒有再發生重大錯誤,主要是因為黨的指導思想正確,始終遵循著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保我們黨自覺地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黨的組織結構和基本制度的先進。我們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因而使各級黨組織更加堅強有力,有效地團結全黨為實現執政目標而奮鬥。再次是充分發揮廣大共産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員是黨的活動主體。廣大黨員的先進作用發揮出來了,黨的先進性就有了基本保證。
始終堅持先進的社會制度。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基本建立起來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主體的基本政治制度,以憲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與此相適應,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也在發生積極變化,逐步走上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軌道,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實踐證明,這些基本的法律制度和執政方式,總體上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符合中國人民前進的要求,能夠保證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活動有序進行,能夠從根本上保證黨的正確執政。當然,我們的法律制度還不健全和完善,應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大法律制度建設的力度。
始終堅持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管理就是決策。”執政是對國家的管理,執政活動的核心就是決策——制定決策與實施決策。所謂執政錯誤,實際上就是在處理重大政務問題時決策發生錯誤;糾錯防錯的關鍵問題,就是保證決策不發生錯誤。就我國現階段決策失誤的教訓看,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領導者濫用權力,導致決策失誤;二是領導幹部有道德缺陷,為了達到以權謀私的目的,故意製造錯誤決策;三是決策水準和能力低下,不會根據實際情況做出正確決策。為了從根本上減少和避免決策失誤,首先必須對一切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權力作出科學的界定。任何權力都不是無限的,都要受到有效制約;任何人對權力的運用都要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式,不能隨意弄權。因此,要全面領會和貫徹黨的十六大的要求,精心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作機制。其次,實行政務公開,加強對權力運作的監督。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腐敗分子給執政帶來的錯誤是無限的、致命的。防止某些幹部因道德缺陷而淪為腐敗分子,必須加強以政務公開為基礎的權力監督,使揭露錯誤、分析錯誤更加方便和正常。再次,著力健全和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一切重要決策,都要堅持研究先行的原則,堅持以調查研究作為決策基礎,堅持決策公開化,堅持按照科學決策的程式辦事,堅持發揮有關專業人士的諮詢作用。
始終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人才是執政黨的“第一資本”。當一個執政者的隊伍裏人才濟濟的時候,決策錯誤就比較少些,即使發生了錯誤也比較容易改正,也能夠較好地做到“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産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列寧選集》第4卷第213頁)。而如果執政者隊伍“世無英雄”,那麼各種各樣的錯誤就會層出不窮,直到該政權垮臺為止。我們黨執政以來,所以能夠在較多的時候作出正確決策,能夠在發生錯誤後依靠自己的力量予以糾正,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一支比較好的領導人才隊伍。同時,也必須要説,所以還經常地發生一些不該發生的錯誤,主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重要領導崗位上的人還不是職位所需要的人才,而是庸才、奴才以及各種各樣的非人才。因此,如何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和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廣開進賢之路,就成為糾錯防錯、正確執政的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這就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增強人才觀念,時刻保持對人才的渴求;健全和完善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使人才的生長和使用不再是某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的隨意行為;加強領導人才的培養、鍛鍊和使用,使執政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充分涌流。
始終堅持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建設。執政黨的正確執政,不僅依賴於執政者的良好素質和能力,而且需要全民族的高度文明作為基礎。歷史表明,廣大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高,從他們中産生的領導幹部的水準一般也比較高,比較容易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決策,即使領導決策出現某些錯誤,也容易在實踐中得到克服和糾正;如果多數群眾素質不高,從中産生的領導人素質也高不到哪去,難以制定和實施正確的決策。在當今世界上,凡是清廉的國家都有一個濃濃的崇廉文化氛圍,使得貪污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行為如同偷盜搶劫一樣,被視為卑鄙骯髒的不義之舉,沒有生存空間;凡是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設薄弱、缺乏崇廉文化氛圍的地方。由此可見,只有不斷加強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建設,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程度,才能為執政者糾錯防錯提供良好的社會基礎和環境。
我國古代文獻《鹖冠子》曾載一個故事:魏文王問名醫扁鵲,你們家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醫術最好呢?扁鵲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問,那為什麼你最出名呢?扁鵲説,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未發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剷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氣無法傳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時。一般人以為他只能治輕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氣只傳于鄉里。而我治病,是在病情嚴重之時,所以大家認為我的醫術高明。這個故事對於如何對待執政中的錯誤很有啟發。自古以來,醫人與治國的道理是相通的。我們黨在執政的實踐中,一定要加大預防錯誤的力度,努力像扁鵲的大哥那樣,“良醫治未病”。發現錯誤的苗頭時,要像扁鵲的二哥那樣,治病于初起之時,及時糾正,早滅禍根。對於已經發生的嚴重錯誤,要像扁鵲那樣,動手術,下猛藥,務必徹底揭露,嚴肅查處,堅決改正,吸取教訓。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增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使我們黨在正確執政的道路上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