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全球發生的許多事件和危機已經向人們表明，全球化時代也是全球風險時代。風險在範圍和性質上迥異於1990年代以前。用烏利希·貝克的話説，以前社會的風險來自自然，現在風險是建構的；或者如吉登斯所説，是“外部風險”與“人為風險”的區別。扼要地説，全球化時代的風險是人類自己造成的，並且正在擺脫時空限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能靠因果原則來把握，難以用傳統的方式來防範和補償。從技術的進步到制度的設計，從科學發明到某種理念的確立，都有可能把人類帶到風險的邊緣。
1992年德國社會學家烏利希·貝克的《風險社會》一書的英文版出版。他把風險社會界定為：“一組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特徵是人為不確定性的日益擴散，現存的社會結構、制度和關係向更複雜、更相機，更分裂狀態的轉變。”在貝克看來，我們時代核心的政治問題是，如何預防作為現代化內在組成部分的風險和災害，並且引起社會的注意，使之最小化。而在後冷戰時代，經典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科學的範疇和基本假設已經構成了韋伯所説的“鐵籠”，在認識這些風險上，就像“盲人之與顏色”，無能為力。要理解當代世界，必須擺脫這些範疇的糾纏。
在這個全球風險時代，必須借助批判性反思來重新勾畫指引未來方向的“地圖”。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羅爾斯、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社會政治哲學家們一直強調“反思”在當代的重要性，而後來的吉登斯等人更把“反思”作為區分兩個現代化階段的標誌：把目前人類進行的現代化稱為“反思的現代化”；以區別啟蒙時代以來把科學技術和現代制度作為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的“簡單現代化”階段。在這個變化迅疾，日益多元的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認知標準都無法提供完滿的而且唯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防止並保護我們避開人為的風險，而且還在製造著新的風險。因此，反思的現代化也是重新評價既有的價值、理念以及制度的過程，是重新認識我們生存的環境以及我們自身的過程。
批判是反思的內在精神和動力，缺乏自我批判的反思是虛偽的，因為不能真誠地面對自我的缺點；而沒有社會批判的反思則是懦弱的，因為只是對現有強大制度的默認和服從，逃避了制度建構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反思的批判必須是雙向的，是自我反思和社會反思的結合，這樣才能有徹底改革的勇氣和持續改革的理性。從另一個角度講，反思也是全方位的。從反思對象上分為：自我、外部世界，自我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從反思主體來看，包括了所有社會主體，從個人到團體、民族、種族、乃至各種組織、共同體。吉登斯認為，反思的現代化是社會反思性增強的世界，是所有社會主體，從個人到團體、民族、種族、乃至各種組織的反思能力增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認知標準都無法提供完滿的而且唯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防止並且保護我們避開人為的風險，而且還在製造著新的風險。因此，反思的現代化也是重新評價既有的價值、理念以及制度的過程，是重新認識我們生存的環境以及我們自身的過程。
中國作為全球化進程中的後來者，既有潛在的“後發優勢”，也有先天的“後發劣勢”。如何平衡二者的關係，發揮優勢，抑制劣勢是中國在全球風險時代面臨的艱巨任務。因此，對中國來説，如何實現真正的、有效的反思是至關重要的。
就中國而言，所面對的風險環境不同於大部分國家，帶有明顯的複合特徵。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儘管隨著現代化的快速推進，現代意義的風險大量出現，但是由於農業生産方式在許多地方依然佔主導地位，所以傳統風險依然存在；二是儘管技術風險、制度風險成為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但是由於中國在進行著現代化的同時，也進行著制度改革和制度轉軌，所以制度風險中既有過程風險也有結構性風險。除了多種風險共存並大量涌現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本身的結構、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所從事的現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業為這些風險的放大提供了條件。具體來説，這些條件包括：（1）人口規模大，密度高，一旦風險發生會威脅到更多生命；（2）人口的文化水準低，科學素質差，面對風險更容易被誤導並做出非理性行為；（3）包括人口、物質、資訊、資本等在內的要素流動突然加速，對現有制度産生了壓力，並推動了風險的傳播；（4）社會信任結構正處於變革之中。一方面，以傳統共同體為單位的信任正在被現代化所破壞，另一方面更大範圍的社會信任沒有形成。人們很容易出現過度信任他人或懷疑他人的極端，不利於共同體感的建構；（5）市場、公民社會這些現代治理機制正在形成之中，還存在著諸多的缺陷，無法在短時間建立起自我約束和規範的機制，容易直接産生或誘發新的風險，並惡化既有的危險；（6）雖然國家在動員資源、整合社會、規範市場方面擁有一定的權威性，但是治理結構不合理，權力過於集中，不利於風險的分散以及責任的分擔；（7）快速的現代化大大提高了自然的“人化”程度，使本來就因為人口過多而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容易被破壞。
在理解中國的時候，必須警惕兩種危險傾向：一是在對中國本土問題缺乏深入了解和全面觀察的時候作出過度悲觀的反應；二是對中國面臨問題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對解決問題的能力估計過高而産生的盲目樂觀情緒。要克服這兩種傾向，需要理論界和實踐界以批判性反思為平臺，相互交流，共同提升，而理論界有其特殊的使命。用已故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的話説，在理解當代這個世界時，學者更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工作，因為“在思考可行性選擇時，學者與新聞記者相比有更多的時間，與官員相比有更大的自由。”
實際上，在這個全球風險時代中，沒有誰有能力單獨勾畫出指引未來方向的“地圖”，也沒有哪個單個力量有能力阻止風險的來臨，即使是再強大的政治力量也必須尋求其他力量的合作。因此，我們現在首先需要的是批判性反思，而社會秩序主導者的自我反思至為關鍵，只有這樣才能在風險面前明確責任，在更大範圍內形成對風險的共識、對風險的公共意識，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多種力量的平等參與，相互補充和良性互動。這樣才有可能勾畫出指引正確路向的“地圖”，並找到人類的安全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