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作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國家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其直接涉及到當事人的憲法權力——人身自由，一個時期以來，特別是司法體制改革研究以及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過程中，已成為人們關注的重要焦點之一。人們對逮捕的認識已經從刑事訴訟領域擴展到刑法學、刑罰學領域，擴展到犯罪學乃至社會學領域。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逮捕制度，依法使用逮捕，已不僅是打擊犯罪、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需要，同時也是保障人權，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要求。

一、進一步完善逮捕條件，強化逮捕必要性在逮捕適用中的作用

逮捕條件的進一步完善，是逮捕制度的改革與完善的重要內容。可以説，對於如何完善逮捕條件，不僅是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而且是每一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重點問題。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關於逮捕條件的規定相對於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而言，無疑是一個大的進步。按照1996年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對犯罪嫌疑人適用逮捕，應當符合三個條件：一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即通常所説的犯罪事實要件；二是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即通常所説的刑罰要件；三是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即逮捕必要性要件。應當説，法律關於逮捕條件的規定中，犯罪事實要件、刑罰要件都是非常明確且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對於打擊犯罪、保障人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來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實踐中忽視逮捕必要性在逮捕適用中的作用，認為只要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就可以逮捕，從而導致一批不應當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問題相當突出。可以説，這也正是我國現行逮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目前，全國人大已經把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列入立法計劃，現正在研究論證中。在論證過程中，如何規定逮捕必要性仍然是改革和完善逮捕制度的重要問題之一。

二、完善逮捕程式，實現程式正義

逮捕作為刑事訴訟中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具有強制性、訴訟性和一定時間內剝奪相對人自由的特點。其中訴訟性表現為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逮捕，必須提請有權批准的機關審查批准。有權批准逮捕的機關在裁決是否批准逮捕時，應當同時審查偵查機關適用逮捕的理由以及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以便在決定機關、偵查機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形成基本的訴訟結構，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審查決定機關審查時形成訴訟制衡，保證所作出的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決定的公正性。避免審查決定機關與偵查機關一起，單方面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逮捕，使審查逮捕程式淪為單方向的行政性程式，批准逮捕決定或者不批准逮捕決定成為行政性決定。這實質上是程式公正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審查逮捕程式中，卻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有的權利，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在審查批准逮捕或者決定逮捕時，法院在決定逮捕時，應當訊問犯罪嫌疑人，聽取其本人及其聘請的律師的辯解、辯護意見，使檢察機關審查批准逮捕程式中，缺乏辯護權與偵查機關之間權力制衡。

因此，我們認為，完善刑事訴訟法關於審查逮捕程式的規定，應當正視逮捕作為刑事訴訟活動的訴訟性特徵，明確規定檢察機關在審查批准逮捕時，犯罪嫌疑人被羈押的，必須訊問犯罪嫌疑人。訊問犯罪嫌疑人的任務不僅是要進一步核實事實和證據，而且要聽取其辯解，聽取其認為無罪、罪輕的理由。其聘請的律師認為需要向檢察機關反映辯護意見的，檢察人員應當聽取。同時，賦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聘請的律師在審查逮捕時即有申請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的權利，以使其在審查逮捕程式中與偵查機關形成訴訟制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