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時代，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對於建立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新型國防建設體制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作戰中心的詹姆斯上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我們現在沒有必要一定要我們自己弄出一套東西，許多軍人都從家裏帶裝備，比如説GPS系統，許多人購買它是用來打獵、釣魚或者野營，參戰時他們都帶上戰場，並且發現這些比軍用型號更好用更輕便。”今天，歷史仿佛出現了某種回歸：在石器時代和冷兵器早期階段，人類採用生産工具兼作戰武器的兵農合一形式；到冷兵器中後期、熱兵器時期以及機械化兵器時期，出現了長期的軍民經濟體系分離；隨著現代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現階段又出現了軍民高度合一的新階段。這種“合”、“分”、“合”，似乎在印證著一種歷史規律。

深入一步看，這種軍民兩用技術發展，是國家政策驅動的産物。美國國防部在2003年2月的《國防工業基礎轉型路線圖》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構建“基於作戰效果的國防工業基礎”變革性的構想，國防工業不再按照産品屬性劃分（如航太製造業、航空製造業、造船業等），而改為五個基於作戰效果的産業領域，這樣的劃分意在鼓勵和吸收更多中小企業進入國防經濟領域，加速推進兩用技術發展。從科技人員構成上看，美國直接或間接為軍方服務的科學家目前已經達到78萬之眾，佔全美科學家總數的82％，在人才隊伍上已實現了軍民高度融合。

近年來，我國在發展兩用技術上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作為後發國家，與世界發達國家的相對發展速度並沒有明顯拉開，發展狀況與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要求差距還很大。這就需要我們從發展背景和條件上尋找啟動和發展我國軍民兩用技術的差異性，以準確把握我國軍民兩用技術發展的規律，找準存在的主要問題，思考有效的對策。事實上，推動當今世界各國發展兩用技術雖然有著共同的軍事動因、技術動因和經濟動因，但也有各自特殊的因素。正因為如此，美國的兩用技術發展模式不同於日本的，日本的不同於歐盟的；即使在歐盟國家內部，各國模式也不盡相同。那麼，我國軍民兩用技術發展條件和環境的特殊性究竟何在呢？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思考：

一是啟動原因的差異。西方發展兩用技術具有明顯的應對軍費開支削減的背景，如美國1990年代初開始大幅度削減軍費開支，並於1993年公佈其“國防轉軌戰略”,開始大力發展兩用技術。俄羅斯認為軍工系統中70%以上的技術可軍民兩用,利用兩用技術是擺脫經濟困境的關鍵問題，是維持國防工業基礎生存的重要手段。法國從國防科研經費日益短缺的現實出發，認為兩用技術的開發應用可以大量節省研製生産費用。經過研究，法國人認為許多民用技術只需要很少經費就能達到軍事系統80%的性能要求。而現階段我國之所以強調發展兩用技術，雖然也包含降低研發費用等經濟動因，但主要的著力點，還是通過建立發達的兩用技術基礎，來增強我國武器自主開發和創新能力，突破眾多的技術瓶頸，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所以，從啟動原因上看，發達國家往往是降低軍用標準以尋求資本和技術上的節約，而我國則更多地帶有吸收本國先進民用技術以提升本國軍事技術水準的意味。

二是微觀主體的不同。在西方國家，儘管政府是推動兩用技術發展的最終動力，但企業始終是兩用技術的開發主體。據美國蘭德公司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國防部幾乎所有的兩用技術開發都是由企業通過合同形式進行的。在尖端技術領域，美國已形成了軍民共用的技術研發體制。在企業參與軍民兩用技術項目時，分擔50％的技術開發經費，並享有該技術的商業應用權利。反觀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仍然是軍民分割，民用經濟企事業單位很難進入國防領域，還沒有形成真正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企業開發主體。相反，不少軍工單位害怕民用單位搶“飯碗”，認為軍品訂貨量本來不大，市場空間較小，而且軍工還要“轉民”，由此擔心民用技術進入軍工領域後會增加競爭對手。

三是技術起點的差別。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軍民共用技術達到了80％，20％是軍隊特殊需要的專用技術，這個比例大致上反映了當今世界軍民兩用技術的最優比重。美國在1994年的《軍用規範精簡方案》中，國防部對長期執行的31000個軍用規範進行了重大調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據美國軍用規範、標準改革小組估計，通過取消許多軍用規範、標準，在兩年時間裏可以節約5.5億美元左右。美國軍方所以大量採用民用規範標準，並取得較好的實效，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它的民用技術水準尤其是資訊化水準較高，可以對軍用産業形成強有力的支援。目前，我國軍用標準和民用標準分屬兩套體系，很多現行軍用標準還在沿用前蘇聯和美國的舊規範，不少標準已失去了先進性。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民用經濟中的通信、生物、材料等領域中的産品技術標準雖然已高於軍用標準，但總體來講，我國民用技術産業水準還是比較低的。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102萬人，日本為62萬人，中國為57萬人，俄羅斯為52萬人，印度為15萬人。但是，1998年中國的知識創新能力僅為世界的1.77％，遠低於同期的美國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顯然，薄弱的民用技術基礎對我國兩用技術發展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

四是經濟體制環境的不一。現代兩用技術是以發達、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為平臺的，因而西方國家的兩用技術發展不存在技術轉型與社會經濟轉型之間的較大矛盾，更多地表現為技術領域的單一變革和推進。在這方面，我國經過20多年市場取向的體制改革，市場化率雖然達到了73.8%，已經高於60%的及格線，但與成熟、規範的市場經濟體制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兩用技術所依託的體制環境總體上還遜於發達國家。可以説，我國兩用技術的發展是在整個社會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環境中進行的，技術形態發展與社會經濟轉型是同時進行的。這種特性決定了我國發展兩用技術的經濟環境具有很明顯的不穩定性和不成熟性，從而使兩用技術的發展會面臨更多困難。比如，我國還沒有針對民用高技術的準入許可、保密、投資、計量、標準、品質保證、産品認證和産品驗收等制度，因而不能使民用高新技術系統地進入軍工科研的經濟體系。

五是國際合作環境之別。西方國家兩用技術的發展主要依託軍事聯盟範圍內的各種形式的國際合作，具有同層對流、垂直交流的互補優勢以及交流優勢、資源聚集優勢、規模優勢、倍增優勢等，而我國作為非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卻難以享有這種優勢。相反，我們還要應對所謂“反跨越機制”的禁錮。西方軍事強國為了最大限度地拉開與落後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裝備水準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通常採取技術封鎖、控制技術轉讓、全力壟斷最新軍事科技和兩用技術等措施，使落後者或潛在敵國減緩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如何打破西方國家的“反跨越機制”，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