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要評出一些近些年來人們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彙的話，那麼“改革”一詞應該是列入其中的。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是激發能量的動力源。然而我們也要注意到，正是由於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和利益調整，社會成員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加，對於未來生存前景的準確預期越來越難以把握。

我們很多人都會面對各種各樣、程度不一的不確定因素：企業發展的前景如何並何時影響到自己的崗位，機構改革特別是機構精簡何時會精簡到自己頭上；單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自己的收入；教育收費制度的變動會不會恰好落在自己孩子的頭上？醫療保障制度、購房貸款制度、物價調整……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

類似上述問題在現實社會中已經極為普遍。普通社會成員對於政府政策實施的持續時間，對於新政策的出臺，往往缺乏必要的預期，或者説存在著一個所謂政策預期值不高的問題。

從政策科學的角度來看，所謂政策，即是政府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權威性分配的準則和行為。根據這樣的理解，我們必須注意到如下一些基本命題。第一，絕大多數政策的調整，都將在實際上導致有些人相對受益而另一些人相對受損，從而會直接影響到相關人員對於政策的認同感；第二，爭取最大多數人對於一項政策的理解、支援以及認同，是使政策有效實施的必要的人文條件；第三，一個國家的政策取向和走向直接決定了政策相關人的行為選擇，從而也影響到政策實施的效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理性法則來看，任何政策相關人一般均會根據政策的調整和走向所可能帶來的受益或受損情況而作出行為的調整。譬如説，在教育收費不確定的情況下，相關人就無從決定是儲存一定的教育經費還是不儲存這筆經費；在未來一定時期房價走向不確定的情況下，相關人就不能理智地決定是現在購房還是等一段時間再購房，如此等等。社會成員要作出理智的行為選擇，需要具備必要的考量要素，如關於新政策何時出臺的明確告知，以及關於新政策對自己帶來的是受益還是受損的相對準確的估計等等。在缺乏必要的考量要素的情況下，任何社會成員作出的選擇都具有較大的風險特徵，甚至陷入非理性的泥潭。

這種政策取向或走向的變化是否能夠使政策相關人産生明確的預期，就是我們所説的政策預期值的問題。一項現行政策持續實施的時間、一項新政策的內容及何時出臺，這些能否在公眾中具有明確的預期，構成了政策預期值的核心。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説，一個社會的政策預期值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説：

首先，政策預期值是政策相關人作出理性的行為選擇的重要依據。任何一個人參與社會的過程，既是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也是與社會進行博弈的過程。如果政策的預期值不高，那麼政策相關人就會産生心理不安從而無法作出理性的行為選擇，這將對社會的有序發展和市場的有序運作産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其次，政策預期值直接關係到政府的誠信建設。政策是政府的行為，因而人們對於政策的預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對政府行為的預期。人們能夠對政府的行為作出相對準確的預期，就可以提升人們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最後，政策預期值還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一個社會的穩定既是政治秩序的穩定，同時也包括政策準則和政策行為的持續性和可預期性。社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能夠預期到政府行為的準則和方式，預期到政府在今後的三年、五年乃至於更長的時間內所作出的政策調整，那麼就可以在社會成員的心理、人文層面上奠定社會穩定的基礎。

多少年來，作為改革開放一系列舉措的組成部分，政策調整的頻率和力度均處於較高的狀態。正是這樣的頻率和力度，一方面使社會得到了發展，另一方面也確實給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帶來了利益受益或受損以及生活前景的某種不確定性。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20多年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背景下，面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歷史課題，致力於提高政策預期值的問題應當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

提高政策預期值的努力，可以有以下一些途徑：

一是，審慎地對待政策的調整。提高政策預期值並不是説不需要進行政策調整，而是説需要審慎地對待政策調整。尤其是要注意到，要將政策調整有可能帶來的利益受損面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二是，在政策調整中充分注意到民意的基礎。有學者將社會的利益表達作為利益綜合和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礎，因為只有通過廣泛的利益表達機制，才能奠定政策的廣泛群眾基礎，使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認同和支援。

三是，提高政策制定過程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人們對於政策缺乏預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定政策過程的“暗箱化”。當人們能夠注意到政策制定主體在思考著什麼、在引導著什麼並採取什麼樣的規則改變著什麼，那麼人們對政策的走向就有可能作出相對準確的判斷，因而也就可能産生較高的政策預期值。（作者為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