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回顧黨的歷史(之七)
十三大以後，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來回顧和反思建國以後的歷史，成了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
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應該説是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結束不久在汕頭召開的那次黨史會議，在我這篇系列文章的“之一”《讀林蘊暉〈走出誤區〉》中已經談到，這裡就不重復了。
在這個問題上給予最大推動的，當然還是一九八八年三月黨的一位元老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專有一節“關於加強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研究”，其中説：
“從總結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的角度，重新研究一下我們建國以來特別是五十年代初期的歷史進程，也是很有好處的。建國前，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曾經設想革命勝利後，要搞一段比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前提下，允許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個比較充分的發展，目的是為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産力。正是基於這種設想，在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暫時沒有提社會主義。……但後來事實上新民主主義社會沒有搞幾年就結束了。社會主義改造，原來毛澤東同志的預計是十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但結果也只搞了三年就宣佈基本完成了。對於這一段歷史，包括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經驗和存在的缺點、問題，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已作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評估。但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加以研究。比如説，新民主主義社會搞的時間再長一點，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社會主義改造如果按原定時間去搞，搞它十五年到二十年，也是不是會更好一些呢？更有利我國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逐步健全呢？這些問題都還可以探討探討。”
這段話的靈魂在於，在肯定歷史決議已有結論的基礎上，提出“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研究”、“探討”歷史決議沒有涉及的問題。這是對待決議的既很尊重又不拘守的真正科學的態度。
繼這位元老之後，對於這個問題給予有力的推動的，是多年擔任國家經濟發展領導工作的學者薛暮橋。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他寫的《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引用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論》到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的一系列論述之後，薛文指出：
“新中國成立以前和剛成立的時候，我們黨的領導者的頭腦是十分清醒的，不稱新中國為社會主義國家而稱它為新民主主義國家，認為由於中國經濟十分落後，今後長時期內應當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承認它們是國民經濟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們沒有照抄蘇聯在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後沒收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而是鋻於中國經濟十分落後，提出在採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以前，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在這時期要讓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存在並有一定的發展。實踐證明，採取這個政策，不但沒有像蘇聯那樣使國民經濟受到破壞，而且使它迅速發展，僅僅三年時間就醫治好十二年的戰爭創傷，使工農業生産恢復並超過歷史上的最高水準。”
“現在看來，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似乎提得太早，在經濟十分落後的中國應當有一個較長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不宜匆匆忙忙消滅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社會主義改造原定十五年完成，結果四、五年時間就基本完成，把資本主義經濟和絕大部分個體經濟都消滅了，這顯然是錯誤的，留下了不少後遺症。”
“經過大辦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兩次折磨，一九七八年的每人平均糧食消費量還略低於一九五七年，絕大部分農民還沒有達到溫飽水準。我們匆忙推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應當承認基本上是失敗的，它起著傷害農民積極性，束縛生産力發展的作用。”
再一個就是胡繩。作為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黨史學會會長，他明確地提出要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為研究建國以後黨的歷史的指導思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胡繩向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談編寫建國以後的黨史。我在“之一”中已經引用過他的總結論。他在那段總結論之後，還説：
“我們寫建國以來的歷史，要處處使人感到從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可以得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來。比如説，過去中國搞計劃經濟，只有有計劃按比例，沒有市場調節。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商品經濟是不可逾越的階段。過去在所有制上盲目求純，現在提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可以發展私營經濟、個體經濟等等。這些結論都是從過去的經驗中得出來的。如果寫歷史不能講清楚這一點，這個歷史就等於白寫了。”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用今天的認識水準考察過去，不是簡單地責備過去、否定過去，也不是簡單地肯定過去。我們的任務是深入分析那個時候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包括理論認識條件），説明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有些事情難免那樣做，做了以後出現什麼樣的結果。只有這樣，才能總結出正確的經驗來。拿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來説，我們在建國初期知道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讓它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要對它進行利用、限制。可是後來出了偷稅漏稅、偷工減料等等亂子。為什麼很快就把它消滅了呢？看來在當時情況下，社會主義經濟還不佔絕對優勢，能夠限制資本主義消極面的經濟力量比較弱；從法制等其他方面進行限制的辦法和手段又很不完備，也不可能很快完備。於是出了亂子就只能用‘五反’那種群眾運動的辦法來對付。搞了‘五反’也不大解決問題，就只好徹底改造，儘快消滅。是不是這樣，可以仔細考察一下。現在看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在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後，還要保留和發展一定的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同時要用經濟、法制等等手段限制它的消極作用，才對整個社會生産的發展有利。類似這些方面的經驗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深入總結。”（胡繩：《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研究建國後的歷史》。《中共黨史通訊》總二期，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幾乎在同一時間，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經濟學家于光遠在湖南長沙召開的劉少奇研究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的發言。他指出：
“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基本點，就是中國要有一個比較長的歷史時期，在這時期中的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社會同列寧説的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是不相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那個生長著的社會主義同死亡著的資本主義彼此鬥爭的歷史時期，而是一個為了與中國的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相適應，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要建立一個既要使社會主義經濟迅速發展，又要允許資本主義經濟也有一個相當的發展的歷史時期。” （于光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一五三頁）
于認為，由於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時，只注意了它同社會主義社會的區分，沒有把它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作區分，以至先是向過渡時期理論靠攏，後來則被過渡時期理論所替代，而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于光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第一五五頁）
于還認為：一九五六年後，應該承認，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一九五六年，中國是一個單一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國家。這種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不適合中國社會生産力狀況，對社會生産力的發展不能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導致此後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停滯不前。但是，一九五六年在我國形成的社會，“我認為，還要承認它是社會主義社會。”（于光遠：《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第一五八頁）
這裡引述了幾種觀點，它們之間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對他們的這點那點意見，可以同意，也可能不完全同意。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這幾位都是老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們的意見應該予以尊重。至於其他的學者、其他的人們的意見，那更是議論紛紜，我就沒有能力加以概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