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央黨校社科部教授靳薇

靳薇,雲南人。中央黨校科社部教授。從事民族學、民族理論與政策、公共政策研究。主持編寫《艾滋病防治政策幹部讀本》。兼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特聘專家，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特聘專家，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理事，中山大學中國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員，協和醫科大學特聘博士生導師。

自2001年以來，在中央黨校開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講項目，對在校學習的地廳級領導幹部進行相關政策倡導。在國家機關、省級黨校進行相關公共政策宣講。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福特基金會、中英性病艾滋病項目辦公室、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衛生部的“決策者與艾滋病防治”等項目，發表數十萬字相關論文和專著。2005年獲得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頒發的“防治艾滋病傑出貢獻獎”。

記者：你好，靳薇教授。你獲得了聯合國頒發的“防治艾滋病傑出貢獻獎”，在此向你表示祝賀。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專業是社會學，為什麼會選擇與艾滋病有關的研究和工作？

靳薇：1985年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九十年代起，艾滋病在中國迅速蔓延，形勢十分嚴峻。早期主要是醫務工作者和公共衛生工作者進行疾病的防治工作，但疫情仍沒有得到控制。我接觸這個問題緣于參加2001年的“社會科學與艾滋病防治”研討會，會上專家披露的艾滋病的流行趨勢及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令人震驚。世界各國防治的成功經驗表明，艾滋病與其他傳染性疾病不同，與行為相關，與具體國家及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道德等相關，是一個重大的社會發展問題。僅僅靠醫療系統和醫務工作者不可能解決艾滋病蔓延的問題，需要社會科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法律專家及社會各界的參與。我覺得作為一個研究社會問題的理論工作者，面對艾滋病這種威脅到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大社會問題，必須有所關注，必鬚髮出自己的聲音，這是我們的責任。

記者：由於你們的工作，艾滋病問題和相關政策被納入中央黨校的視野，納入中央黨校的教學工作。但是，好像艾滋病與黨校的研究和教學距離很遠，大概不少人都會對此疑惑。

靳薇：為什麼在黨校開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倡導？這幾年不少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毛澤東説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中國是一個強勢政府的國家，要解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要靠中國共産黨，要靠政府！在中國遏制艾滋的蔓延也只能靠共産黨和人民政府。黨委和政府是什麼？就是各級各層的領導幹部。中國面臨艾滋危機，亟需讓各級領導幹部知曉，要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非典”危機能逆轉，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官員問責制。但艾滋是一種長波疾病，它的嚴重影響一開始不明顯，是逐漸形成、到來的。不可能用一蹴而就的方式解決。我們有責任讓全社會首先是領導幹部了解面臨的危機，知曉問題的嚴重性。

記者：你們是怎樣開始的？對領導幹部怎樣講艾滋病防治？

靳薇：當時我考慮能否以自己所受到的學科訓練、工作範圍做一些工作。黨校是幹部培訓的基地。我們的教學有一個特點是講授加研討，結合現實問題闡述理論，並通過討論，産生互動，教學相長。因此，我們將工作方法定位為培訓加研討，內容是艾滋病防治政策，對像是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領導幹部。與對社會大眾的宣傳不同，我們在中央黨校不是單純地講艾滋病這個疾病本身，而是從社會政策、社會問題的角度切入，目的在於引起領導幹部對這一嚴重問題的關注，提高對包括公共衛生等社會危機的處置能力。

1998年，國務院即頒發了《中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2003年以來，中央政府的重視力度越來越大，但是強有力的政策在多重機構設置傳遞中耗損，資訊不能有效地到達。中央政府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原則為：政府主導、多部門合作、全社會參與。防治艾滋病、遏制其蔓延，沒有政府的主導根本不可能實現。這個首要環節不解決，多部門合作實現不了，全社會動員更是空話。艾滋病是對全人類的挑戰，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法律體系都要面對這個疾病作出回應。比如媒體，由於市場化、考慮利潤等原因不願意介入，不關注社會公益。房産廣告和有關艾滋的廣告登在一起，房産廣告主肯定不高興。我接觸到的媒體能自發地擔當責任做宣傳的有幾家，如學習時報，東方瞭望週刊，南方週末等。因此政府需要動用看得見的手強化宣傳，強化媒體的作用。

目前幹部考核的指標有三個：GDP、社會穩定、人口控制，哪一項達不到，都會一票否決。這是領導幹部工作中的頭等大事，壓力是不言而喻的。防艾文件是有的，但是看不見是可能的。媒體上的相關資訊也有，而領導幹部面臨文山會海，考核指標壓力，政策文本和媒體消息對他們可能沒産生任何作用，是無效資訊。種種因素導致，我們的領導幹部對艾滋病的相關知識了解不夠，對其産生的災難後果的嚴重性認識不夠，對中央關於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措施掌握不夠。我在中央黨校做的政策倡導工作，就是疏通資訊傳遞的渠道，讓我們的領導幹部知曉：艾滋這個問題很嚴重，防艾這件事情很重要。

在黨校，可以使防治艾滋病的知識、政策成為有效資訊，有效地到達受眾。我們科社部從2001年開始在中央黨校的部分學員中作防艾政策的倡導。通過問卷調查，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設計了前測和後測，前測（基線調查）是在培訓前進行，以了解受眾的基本觀點態度；後測（跟蹤調查）是在培訓研討活動後進行，以檢測是否對受眾産生了影響。

記者：同一張問卷？

靳薇：對，前測和後測是同一張問卷。問卷分析的結果表明，我們的政策倡導産生了作用：提高了艾滋病相關知識的認知率，部分人改變了觀念和態度，對政策選擇將産生一定的影響。

記者：你曾説過在黨校進行防艾政策的倡導是最有效的，為何這麼肯定？

靳薇：因為黨校是黨的最高學府，教師的授課和教學活動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中央黨校本身就具備了一種話語的“勢能”。領導幹部到黨校是進入了一個學習的環境，一個接收資訊“場”，在這裡可以脫離繁雜的工作專注于學習，儘管時間很短，但政策資訊能有效到達，可以起到強有力的動員作用。黨校進行的宣傳和倡導是最有效的，投入很低，社會效益最大。我總結了兩句話：防艾政策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黨校是防艾政策倡導、教育幹部最好最有效的平臺。很多領導幹部學員一開始不太願意參與我們的報告會和研討，認為艾滋病很遙遠，與自己的工作無關。但一旦介入之後，紛紛表示：這個活動搞得非常好！很有必要。是在中央黨校得到的意外收穫。

記者：工作的切入點是什麼，如何具體操作？

靳薇：胡錦濤總書記指出：“艾滋病防治是關係到我中華民族素質和國家興亡的大事，各級黨政領導需要提高認識，動員全社會，從教育入手，立足預防，堅決遏制其蔓延勢頭。”艾滋病不僅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且影響社會發展，影響民族素質國家安全，是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在中央黨校講艾滋病問題重點放在決策者、戰略與政策選擇這個特殊的角度。中高級領導幹部在中國艾滋病戰爭中的身份很特殊，他們既是中央政策的執行者又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者，還是人財物資源的掌握配置者。中央政府的防艾政策能否落實，關鍵在各級領導幹部，這是我們中國的國情。黨校這個系統在防治艾滋病上所能發揮的政策倡導的作用是獨一無二的。以前説中央黨校的教學和科研可以影響決策者，通過搞防艾政策的倡導活動證實了這一點。

目前在中央黨校的防艾政策倡導活動有兩部分：其一已進入黨校正式的教學計劃，如講座和報告；其二作為課題在進行，內容主要有三項：報告會，請專家作“我們面對艾滋——形勢與政策”報告，介紹艾滋病傳播渠道、它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國政府的防治政策，國外成功的經驗；然後進行討論，內容為“決策者與艾滋病防治”，研討是黨校常用的學習方法，參與者和老師能實現很好的互動，充分議論政策執行中的問題與難點；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問卷調查。

記者：你們從2001年開始在中央黨校進行防艾政策的宣講倡導，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你們的工作目前有哪些進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

靳薇：2001年到現在，我們在中央黨校進修部、培訓部已經做了六次培訓，參與者近3000余人。2004年我們開設的“公共衛生與社會危機”講座被納入教務部課程，安排在週一晚上的選聽講座（後為電視講座）。艾滋病問題的專題報告這個學期將進入星期五下午的全校大報告。我們組織編寫出版了兩本教材，《艾滋病防治政策幹部讀本》2003年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第一本由醫療衛生和人類學社會學的專家學者共同編寫的相關讀物；在此基礎上2004年在美國出版了《中國面對艾滋——戰略與決策》，用於贈送美國的各大圖書館、國際機構，一部分送給國內大學圖書館、相關研究者、領導幹部。

隨著工作的開展，我們更明確地意識到黨校在防艾政策倡導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但僅是中央黨校做這項工作還不夠，應該通過省級—地市級—縣級黨校，在各級領導幹部中開展防艾政策倡導。2003年後一直在做準備。今年6—7月份，科社部舉辦“科學社會主義與當代現實問題省級黨校師資班”，由於得到科社部領導的鼎力支援，我們在其中增加了十個單元關於艾滋病防治的內容，包括八次講課兩次參觀，幾乎佔整個課程的一半。以這個師資班的成員為骨幹，我們計劃在全國二十余所省（市）級黨校開展防艾政策的倡導活動。

我們得到國務院艾滋病工作委員會、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對活動經費的支援，目前項目已進入實施階段，進展很順利。從9月份開始，河南、河北、廣東、雲南、安徽、新疆、甘肅、廣西省（自治區）8所省級黨校已經進行了項目活動。活動內容主要有：請國家級專家作題為“世界面臨艾滋挑戰”的報告，進行“決策者與艾滋病防治”研討，作基線和跟蹤問卷調查。今年內將有16所省（市）級黨校在中央黨校項目組的指導下開展防艾政策的宣講倡導，明年上半年開展活動的還有近十所。每所省級黨校參與此項活動的地廳級、縣處級學員為300—500人。想想看，這個活動能影響多少重要的領導幹部！未來將證明，我們的工作對中國打贏艾滋戰爭是十分必要的。

記者：做這項工作不太容易吧？即使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你有什麼感受和體會？

靳薇：是的。非常重要也非常不易。這個工作對自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值得去做。因為第一，宣傳教育對遏制艾滋病蔓延很重要；第二，在黨校作防艾政策的倡導很重要。開始時阻力很大，很多人不接受，即使現在也有人不理解。艾滋病是污名化疾病，做防治艾滋的工作也會被污名化，會造成壓力。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每前進一步都很艱難。這些是做此項工作的人必須承受的。當然了，隨著艾滋病問題的嚴重性凸顯，隨著大的政策環境的改善，人們的認識已經慢慢在變化。

記者：在黨校系統，你是第一個獲得聯合國機構嘉獎的。請你談談獲獎的感受。

靳薇：雖然站在那裏領獎的是我，但獎勵的不是我個人。聯合國這個獎是對中央黨校工作的肯定和鼓勵。中央黨校是高度制度化組織化的機構，任何教學活動和工作都必須按程式進行。有校領導和我們科社部領導的支援，有教務部、進修部、培訓部、資訊管理部、行政財務管理局、後勤服務中心等相關部門的配合，我們才能進行防艾政策的宣傳倡導。我個人所做的工作很有限。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彼得·皮奧特先生這次在中國給衛生部長高強、雲南省長徐榮凱等人也頒了獎。獲獎者中，既不是政府高級官員也不是衛生部門領導的人有兩個：濮存昕和我，這也説明宣傳教育在防艾工作中十分重要。能獲獎很高興，這是對我們所做工作的一種肯定。

記者：我看到今年中國民族學類核心期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第二期，上面有你作為主持人的“醫學人類學”欄目，人類學者們從多視角探討研究中國艾滋病問題。那麼，你除了在黨校做防艾政策的宣講倡導，還做了哪些相關的工作？

靳薇：我是研究者，要用數據和事實説話，要有自己的研究才有“話語權”。2002年開始，我一直在收集資料和資訊，做相關研究。比如，進行問卷調查並作分析，剖折研討會記錄，寫出研究報告；到河南、雲南、安徽、山東的艾滋病高發區做實地調查，收集第一手資料用於教學和研究。近年在專業期刊和報刊上陸續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領導幹部看艾滋病——知識觀念及決策行為》、《無知與歧視阻礙中國抗擊艾滋》、《人類學關注艾滋病》、《女性艾滋病的社會學分析》等。另外還做了一些宣講工作，先後在國家民政部、公安部、雲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青島市政府、雲南曲靖市政府、甘肅省政府、中英項目辦、救助兒童會等組織的培訓班上對各級領導幹部做防艾政策宣講。

中國漢語的字詞很有意思。你注意過“危機”這個詞嗎？當危險來臨時，就蘊藏著機會，逆轉危險的機會，學科發展的機會，個人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都在其中。當然，面對危險和挑戰，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