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就是指公眾的健康，亦可以稱之為人口的健康。公共健康倫理便是關於公共健康的倫理學研究，它旨在研究與公共健康相關的所有倫理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所應奉行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公共健康屬於倫理領域是因為它不僅關係到對於社會中疾病出現的解釋，也關係到這一狀況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涉及到整體性的目標，表達了全體人民精誠團結面對死亡和疾病的承諾。”
公共健康倫理的使命
公共健康倫理的主要使命是為促進公眾健康、預防疾病、減少風險和傷害提供倫理支援。為公共健康提供倫理價值觀指導。具體説來，公共健康倫理的使命有如下五個方面。
為公共健康提供倫理價值觀指導。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一種人權。美國學者喬納森·麥恩看到，倫理學與人權具有一系列相似的核心價值，社會對於公共健康的承諾就是在保護人權。“公共健康官員當前有兩項基本職責——保護和促進公共健康及其人權。”在任何社會和文化背景下，不僅公共健康目標能否實現是社會公正的重要標誌，而且公共健康資源的分配也始終是社會倫理價值觀的反映，“在這個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健康並不那麼依賴於獲得醫療保健服務，而是更依賴於有成效的農業生産和分配的公正、確保‘國內的安定’，以及更寬泛基礎之上的自然與人工環境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有什麼樣的倫理價值觀，就有什麼樣的公共健康狀況。
為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提供倫理依據。倫理學是一個社會公共健康體制建立和政策制定的基礎。通常説來，從一個社會是否關注健康和公共健康具體到它的每一項相關的決定，都包含著各種倫理價值的選擇與衝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都應以“公眾的健康”為目標，照顧到社會最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的需要。政府應當在創造減少人口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基礎社會條件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這既是政府的職責所在，也是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具體化。
為解決公共健康領域的利益衝突提供倫理途徑。毫無疑問，在公共健康領域，存在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國家對於公共健康政策的運用會帶來許多倫理問題，例如：限制政府使用強制手段問題，以及行使這一權力時應當平等地對待所有公民的責任問題等；又如，公共健康干預勢必受到科學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當從生物學、流行病學和臨床科學中總結數據的方法被用於疾病原因的解釋和預防有效性的證據時，並不必然保證能夠帶來利益，這就需要以公共健康倫理來開展宣傳和教育，讓公眾和政府一道承擔風險和利益。同時，許多疾病，特別是如同SARS和艾滋病一類的傳染性疾病對現有的倫理道德關係産生衝擊，需要有倫理原則來規範和幫助人們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此外，公共健康研究題目的選擇，公共健康資金向哪投放，以及如何投放等都需要有倫理論證。許多公共健康倫理領域的利益衝突都需要倫理途徑來協調和解決。
為政府、公共健康機構以及從業人員確立倫理規範。為了促進公共健康事業的發展，無論對於社會、政府還是公共健康機構以及從業人員都需要一套必須奉行的倫理規範。公共健康倫理首先應當探討下列問題：政府部門在公共健康發展中應履行的道德責任是什麼？如何從倫理角度論證和分析社會對於公共健康的投入問題？病後盈利性治療與病前非盈利性預防之間的道德責任有何差異？最基礎的公共健康設施應當如何建立？最有效的、最可行的公共健康政策是什麼？如何使公共健康服務普及到每一個公民？此外，公共健康機構和從業人員也應奉行一系列職業道德規範，例如在公共健康突發事件處理時，有義務為決策者和公眾提供誠實的資訊，與公眾和科學家一道識別、理解和評估各種突發事件對於公共健康的威脅，以及風險和利益。同時，公共健康從業人士應有一種特殊的道德能力，懂得在公共健康突發危機中如何靈活地應用一般道德原則，懂得在關鍵時刻如何宣傳和教育公眾，指揮社會把損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地度過難關。這種道德能力並不是一朝一夕培養起來的，需要以公共健康倫理規範來進行長期的職業訓練。
為公民進行公共健康領域的道德教育。公共健康關係到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係。從全社會的角度來説，疾病和健康正在作為一種媒介不僅把人們緊密地聯繫起來，而且也使人們之間的倫理關係時刻都在發生變化。流行病的消除從根本上説並不是靠發明相應的疫苗和藥物，而是靠源頭的切斷。疾病，如流行病關係到基本的公共利益問題，包含著個人與公眾權利之間的衝突，一個人因患傳染病而被隔離或許違背了他的意願和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以倫理道德來平衡個人的基本憲法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衝突。在這些方面，社會必須承擔起對於公民的道德教育任務。不僅教育公民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要教育公民通過預防疾病的傳播和蔓延把公共健康的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使每一個公民都能以公正和關懷之心把自己對於健康生活的選擇傳遞給他人。
公共健康倫理的目標
公共健康倫理的根本目標與公共健康的目標就是公眾的健康。具體説來包括：增進人口健康的利益；避免、預防和消除傷害；在傷害和其他代價之間取得最佳的利益平衡，公正地分配利益和負擔（分配公正），保證公眾參與，包括有關各方的參與（程式公正）；尊重自主選擇和行為自由；保護個人的隱私權；履行承諾和責任。
從公共健康角度來看，我國政府目前應當努力的目標是實現“初級衛生保健”和“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是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起制定的，包括健康教育、促進適當營養、安全用水、基本環境衛生、婦幼衛生保健（包括計劃生育）、免疫規劃、地方病的預防與治療、常見病和傷害的治療以及基本藥物供應。1986年，我國政府也明確表示了對於“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全球戰略目標的承諾。然而，從我國目前的狀況來看，這兩個目標遠遠沒有得到實現。其主要原因在於：公共健康體系不健全、衛生保健資源有限，難以控制疾病的滋生和蔓延。同時，我國應對突發公共健康事件機制不健全，不僅重大疫情監測報告網路不完善，而且在應急救治能力方面也有明顯的缺陷。最為關鍵的是，我國衛生資源不僅總體投入不足，而且在配置方面也嚴重地缺乏公正性。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191個會員國衛生系統的公平性進行評估，我國被排在188位。衛生資源分配公正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差距過大。基於我國公共健康現狀，目前公共健康倫理也應當以追求消除貧困和促進社會公正，尤其是衛生保健資源分配公正為現實目標。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人類發展報告》和《貧困報告》中指出，人類貧困指的是缺少人類發展最基本的機會和選擇——長壽、健康、體面的生活、自由、社會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消除貧困不僅僅是增加收入，改善教育和衛生條件在消除貧困中也擁有重要的意義。因而，公共健康倫理也應從理論、制度、政策和宣傳教育等層面進行深入研究，探討以什麼樣的倫理理論為基礎和依據來實現這一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