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是把人作為政策思考邏輯起點的一種社會價值體系。根本出發點是為了人的權利、尊嚴、需要、成長、發展以及最終實現人的價值。從勞動及社會保障的角度看，充分就業、勞動關係和諧、社會保障公平，是決定一個社會和諧的三個最重要因素。

和諧的勞動關係是建立在保障勞動者個人勞動權基礎之上的。勞動權是生存權，也是發展權。“勞動不僅是公民獲得財産的最基本途徑，而且是公民實現自我價值和自我完善的基本方式。因此，勞動權是公民生存和發展權中的重要內容。”勞動權包括工作權、休息權、勞動報酬權、職業安全權和社會保障權。這些權利都有一個共同的功能，就是保障勞動者的生存和生活。在保證生存權的基礎上，人類不斷拓寬社會生産生活實踐的範圍和層次，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的自由的發展。

一、保障公民的工作權

馬克思在論述“重建個人所有制”理論時，間接為人類描繪了和諧社會的美好願景：在生産力高度發達的社會階段，個人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組成部分，人們之間相互協作，實現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佔有，形成“自由人聯合體”，所有資源和財富，包括個人勞動力，都既是公共的，又是個人的，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將其個人勞動力與聯合體的客觀要素相結合，通過勞動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在消費中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可以説是和諧社會的終極目標。

在現階段，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還只是謀生的手段。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生産決定收益分配。也就是説，勞動者只有從事社會勞動，並且這種社會勞動被社會承認，用於交換，勞動者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必須的生活資料。因此，勞動者首先要能夠就業，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才有保障，在此基礎上才能談人的發展問題。無論是馬克思的所有權理論，還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産權理論，都把勞動力看作是一種生産要素，勞動者本人擁有對它的産權。勞動者只在社會生産活動中實現勞動力與其他生産資料的結合，共同生産物質財富，才有參與收益分配的權力。因此，工作權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第一位的權力。

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市場經濟建設、生産方式轉型、二元經濟轉軌，這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在帶來新的就業機會的同時，對公民的工作權也構成了極大的挑戰。生産力發展本身所具有的資本對勞動替代的自然屬性，市場經濟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價值目標，經濟轉型固有的下崗分流，城鄉二元經濟制度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不合理約束，都造成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失業者長期得不到工作的機會，就會對社會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各種暴力活動大量出現，給社會蒙上不和諧的陰影。

因此，我們要積極採取措施，保障公民的工作權。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要堅持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度相統一的原則，穩步推進，不急於求成。而且，要積極做好下崗分流工作，開展各種形式的再就業技術培訓和服務。在産業發展方面，要堅持“優先就業”的方針，利用我國勞動力資源充裕的比較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為勞動者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在二元經濟轉軌方面，要加快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步伐，建立和完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有利的條件。另外，要加大政府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力度。

二、保障勞動者的

勞動報酬權和休息權

勞動報酬權即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廣義的勞動報酬包括工資、獎金和津貼三種收入形式。勞動報酬權為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經濟支援。勞動者有了可靠的經濟收入，才能購買生活資料、進行職業培訓、社交、旅遊，全面地提高素質。休息權即獲得休息和休假時間的權利，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基本勞動權。休息權不僅是勞動者再生勞動力必須具有的基本權利，而且為勞動者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可以自由支配的閒暇時間。勞動者獲得了工作以外的自由時間，才能從事各種政治、社會和文化活動，全面鍛鍊和完善自己。這正如馬克思所説：閒暇時間的獲得，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開始。艾倫·布坎南也指出：“在某些方面可以説，擺脫勞作而擴大自由(即閒暇)比擴大消費更可取。” 歸結起來，勞動報酬權和休息權是再生勞動力並使勞動力得到不斷發展的兩項極為重要的權利，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根本權利保障。

現實生活中有許多破壞勞動報酬權和休息權的不合法、不合理現象。一些用人單位不僅極力壓低工人工資，而且任意拖欠工資，尤為突出的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普遍存在，數額之大，範圍之廣，令人觸目驚心。某些企業不顧勞動法的要求，任意延長工人勞動時間，且只支付極低的報酬，從中大量榨取剩餘勞動。大量事實證明，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確存在破壞勞動者權益的消極因素，其原因主要是：

1、強資弱勞的利益格局。按馬克思的解釋，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因素有兩個：一是生産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是勞動力的供求。西方經濟學在效用理論的基礎上，講求資源的稀缺配給，主張要素的市場定價：供大於求，則價格下跌；供不應求，則價格上升。在現實生活中，供求關係成為決定要素價格的重要因素。

我國現階段的國情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稀缺，這就在根本上決定了勞動者的不利競爭地位，表現為越來越低的工資、越來越長的勞動時間、較少的勞動保護和裸露的社會保險等。

2、政府行政行為的偏差。本來作為理性的政府，在勞動關係雙方運用市場機制來自行調整的基礎上，通過勞動標準的制定和勞動爭議的處理來對這種運作加以宏觀調控，既能夠為企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發展地方的經濟，又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社會公平，以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援。但目前，由於政績工程的“攀比效應”以及不完善、不合理的政績評價體系，一些地方政府為單純追逐GDP的高增長，為了處於有利的競爭地位，過多地考慮對資本的吸引力，而對相關社會政策與勞工權益的維護漠然視之。“低勞動力成本”成為一些地方招商引資的“法寶”，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的投資環境，對一些企業違反勞動法規的行為往往是睜個眼閉個眼，甚至為廠商侵犯職工權益“開脫”。

要改變目前這種局面，地方政府要加強引導、監督和協調，嚴格執行勞動權益保障法的有關規定，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勞動者要積極組織起來，尋求工會和各種勞動者協會的支援，形成勞動者集體與用人單位談判協商的工資機制，從而在企業産值增加、利潤提高的同時，勞動者也有權分享，比如提高工資、增加福利、改善工作環境等等。

三、保障勞動者的

社會保障權

由於個人勞動力素質的不同，地域的差別，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不同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決定了勞動者在勞動的能力、勞動的水準以及獲得勞動機會方面有著明顯的差異，有時這種差異是相當大的。但作為和諧社會構建的主體和主要利益維護者，每個勞動者都應當獲取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弱勢群體也不例外，他們有獲得社會保障權的權力。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支柱，最能體現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的整體水準。社會保障是民生之福，必須從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一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險市級統籌制度。逐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強化基金徵繳，改善基金收支狀況，確保各項社會保險待遇按時足額發放；完善省級調劑金制度，進一步加大對困難地區的調劑力度，增強保障能力。二是加快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建設。改進養老金計發辦法，使養老金水準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不同企業和不同時期退休人員的待遇更合理；研究解決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與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待遇差距問題；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和勞動關係日益多元化、複雜化的形勢，改革養老保險關係和基金轉移辦法，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試行地方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實施企業年金制度，健全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三是繼續推進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切實解決好困難企業及其職工、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問題，健全公務員醫療補助、大額醫療補助、補充醫療保險制度及醫療救助制度，保障不同人群的基本醫療需求；加強醫療保險制度運作品質的監測，增強醫療保險管理能力，提高經辦效率和服務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