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為民主。

共産黨人要在敵後的農村站住腳，首先就是要建設基層政權。除了根據地創建初期由軍隊建立的準政權之外，重建基層政權的共産黨人並沒有簡單地自上而下的恢復舊政權，將之換上自己人，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才能適應抗戰的需要。

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凡是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基層政權負責人，不是地方豪紳就是借此撈取好處的人，一般都有相當程度的貪污行為，尤其是在賦稅的負擔上面，絕大多數鄉村負責人都會按清末民初以來的“傳統”，讓小戶多負擔，自己家和大戶則少承擔或者不承擔，只要已經具有相當實力和人望的抗日團體打出反貪污反腐化的口號，民選基層政權的活動就很容易發動起來。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早在1938年3月，就開展了民選村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在反貪污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共産黨人還是以“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名義行使權力的，打的是閻錫山的招牌，但是通過清算村賬，清算不合理負擔和魚肉鄉民的行為，一大批由閻錫山政府精心挑選的編村村長和村副倒了臺。為此，大多數村莊都成立了清查帳簿委員會，而黨組織起來的農會在其中起了主導的作用。甚至在某些舊的縣政府袒護原來的村長的情況下，村政權依然在農會組織的抵制中換了人，比如五寨縣的縣長將兩個被農會驅逐的有貪污劣跡的村長對換，但兩村的農會卻能夠“使兩個村子同時拒絕貪官污吏的來臨”。還有些村長因為貪污嚴重，被農會押送到縣上，即使縣政府將他們放了，可是卻再沒有了回村任職的可能。更普遍的是農民的請願運動，成千的農民涌到縣政府，非逼迫縣政府實行民選撤換舊村長不可，在沒有軍隊撐腰的情況下，即使是閻錫山的縣政府，也只能順應農民的要求。據統計，在1938年，晉察冀邊區有8000多個村莊進行了民選村長的運動，參選公民佔40—50%，冀中邊區有3128個村莊進行了選舉和改選，佔所屬村莊總數的68%。

由新四軍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邊根據地也是這樣，先由抗日團體出面發動，組織宣傳隊到各地宣傳鼓動，甚至還演出“改選貪污保長的戲劇，內容就是保甲長貪污壓迫老實人”。在對舊政權貪污行為的清算中，重點逐漸從反對行政過程中的貪污行為，過渡到他們借政權欺壓良善（老實人），不合理負擔這種“傳統”上，這種反對鄉村不公的訴求，理所當然地會得到更多農民的響應。

打破農民的政治冷漠，

花大力氣組織動員基層選舉

在抗戰期間，敵後根據地所面臨的局面非常嚴峻，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和遊擊戰的重視，根據地的基層政權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於日軍比當年圍剿紅區的國民黨軍隊更強，裝備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無所顧忌，所以，中共對根據地民眾的組織力和積極性依賴更多，換言之，共産黨人只有動員起一場軍民合一，具有充分的民眾創造性和積極性的戰爭，才足以應付現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強組織力和兇殘本性的日軍。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1939年1月關於村選舉的指示信中説，“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鬥環境擔當戰鬥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事實上，當日軍進行大規模掃蕩之時，大部分鄉村政權都垮了。

在這裡，最令共産黨人頭痛的是農民對政治的冷漠，因為不打破這種冷漠，就無法應付嚴酷的戰爭。可是農民這種冷漠，卻不是簡單地靠政治宣傳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鼓動所能打破的，甚至在邊區第二次民選活動之後，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對於‘村幹部’的印像是；‘從前那一批人得勢，今天是這一批人得勢’。”他們依舊宛然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著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他們來説，無論誰當政，他們只有麻木地服從，這種狀況，顯然與動員全民抗戰的目標相距甚遠。要想將一向遠離政治的農民拉到抗日陣營裏來，使支援和參加抗戰成為他們的自覺行動，僅僅靠民族主義的宣傳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平西山區的野三坡地區，長期與世隔絕，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到八路軍進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天下已經是民國了，象這樣的地方，任你説破嘴皮，恐怕也難以激發農民對日本侵略者起碼的感性認識。事實上，共産黨和八路軍是首先最大限度的取得了農民的信任，抗日根據地政權變成了農民自己的當家人。這其中，政權建設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至少，鄉村基層政權要取得農民的信任，沒有衙門氣，讓老百姓有親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數農民説話，而不是只為窮苦農民或者富人説話。它須是鄉民日常糾紛的仲裁人，擁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只做到這一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是辦不到的，必須有上下兩個方面的積極性。首要的一點，就是能讓最普通的農民可以對直接管自己的權力機構説三道四，因此，在農村實現真正的普選，設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機構，是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應有之義。

為此，抗日根據地多次組織進行基層選舉，每次都花很大的力氣組織動員，有的地方，還專門成立了選舉委員會，成立選舉訓練班，針對選舉的技術問題專門進行培訓，編出了《選村長》這樣的戲劇到處演出，形象地告訴農民選上自己合意的人會帶來什麼好處。為了宣傳選舉，各個邊區都印行了大量的小報和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出了各種報刊100余種，有些報刊專門就是為了選舉而存在的，象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等，另外還有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咏隊走村竄街地進行宣傳。各個根據地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頒布了詳盡的選舉法規，為了讓農民更方便地選舉，有的根據地還對原有的村制進行了調整，晉察冀邊區就調整了閻錫山的編村和閭鄰制度，在不取消編村和閭鄰名義的情況下，數村合一的大編村被取消，代之以完全的自然村格局，閭的形式雖然還在，可內容被一個個以居住地為標準的公民小組替代了。邊區、縣、區、鄉或村都設有民意機關，區代表會由各村按比例選出代表組成，縣和邊區參議會則由下一級區域選出的代表組成，各級民意機構沒有隸屬關係。在鄉村這一級，除了以前的村民（或鄉民）大會外，設立了村民代表會，作為村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村民代表會由村長和各個公民小組選出的代表組成，平時有權過問村裏的一切事務，並監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組認為不合格的代表，小組可以隨時撤換，只是村長必須由村民大會改選，過半數以上的公民小組同意，可以隨時召開臨時村民大會。不僅如此，在選舉過程中還規定可以競選，縣和邊區的參議員可以通過集會和媒體進行競選為自己拉票，而鄉村選舉的候選人也會到臺上表示一下自己將要做些什麼。在競選過程中，台下的老百姓盡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説三道四，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裏曾説，“當著候選名單公佈以後，每個鄉村都熱烈地參加討論，有的批評某人對革命不積極，某人曾經反對過革命，某人曾經貪污過，某人曾經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鴉片等等。有的選民則公開涂掉其名字。”

他們和農民群眾一起，

創造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

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

當然，對於選舉，法規制訂的工作許多政權都可以做，但認真的組織和宣傳就有一定難度，事實上中國近代以來並沒有哪個政權做過類似的工作，而挨家挨戶地説服動員，這樣細緻繁難的工作就更沒有人想過嘗試了，而這一切，抗日根據地的共産黨人都做到了。不僅如此，他們還和農民群眾一起，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以適應識字不多和不識字的農民。據考證，根據地的投票方式有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足以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投票選舉法是全世界通用的選舉方式，在抗日根據地，這種方式也在用，不過多用在比較上一級的選舉中，而鄉村選舉用此法時，往往會加上一些變通措施，比如在候選人名單上編號，甚至用通行的外號代替大名寫在票上。比較普遍的農村選舉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

紅綠票法屬於票選法的一種，具體施行是這樣的，發給投票人額定的紅綠票，而讓候選人坐在臺前，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一個票箱，紅票意味著同意，綠票意味著反對，投票人對每個候選人只能投一種顏色的票。當場投票，當場開箱驗票，紅票多於綠票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帶有農村寓褒貶之意，紅綠票相當，此人不好不壞，如果綠票大大多於紅票，那麼這個人的人緣和人望都成問題了）。豆選法是根據地使用得最為普遍的一種選舉法，其法以豆粒（什麼豆子都可以，已經用過的有黃豆、綠豆和蠶豆不等）作為選票，每個投票人發給一定額數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時讓候選人坐在臺前一排，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魚貫而過，認為信得過的，就在他的碗裏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在選舉的隱蔽性上要差一些，儘管候選人當時看不見，但一個村的人，誰投了誰的票，一般是無法瞞得住的，但由於選舉氛圍比較好，主持人也比較公道，所以，因選舉而報復的現象還是很罕見的。即便如此，農民投票時也有感到不好意思，怕得罪人的，投紅綠票的時候將票搓成一個小小的團，緊緊捏在手裏，投的時候讓人看不出顏色，也有的將紅票大張著，而綠票搓小或者乾脆丟掉。投豆的時候，故意穿長袖子衣服，從每個碗邊都劃過去，讓旁邊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誰的票。當然也發生過舞弊行為，有人為了當選，收買個別人口袋裏裝上很多豆子，投票時大把扔入碗內。這種土得掉渣的選舉法當然比不得歐美發達國家的選舉辦法完善，執行的時候，常常會出現許多問題，但是，在當時落後閉塞農村，面對一群識字無多甚至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這是所能採取的最適宜的選舉方式了。下面，我們將淮南邊區的安樂、殿發兩鄉的鄉級選舉過程簡要概括一下，也許讀者能有更直觀一些的感受：

第一項，由鄉黨支部開會組織“鄉選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原鄉行政委員會、各村村長、群眾團體代表和鄉紳代表。第二項，由鄉選委員會組織進行公民登記。村民有無公民資格，主要靠群眾評議，凡有公民資格的登記在紅榜上，沒有的登記在白榜上，而登記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認錯表示痛改前非，還可以轉到紅榜上來。第三項，提出候選人名單。先行由村幹部和群體團體負責人進行動員，群眾醞釀，然後按行政、團體以及鄉紳的各片提出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比應選人數多一倍。名單提出後，張榜公佈，再次交由村民討論，討論無疑義，則確定下來。第四項，選舉代表（鄉選實行的是逐級選舉制，村民直選代表，然後由代表選舉鄉政權）。首先發公民證，村民憑公民證入場選舉。代表選舉實行的改良的豆選法，候選人坐在前排，每人背後放一個大碗，村民每人發額定的紅蘆葦數根作選票，依次放入碗中。選舉前由鄉選委員會講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項，確定唱票人和監票人，然後投票，投票完畢，當場唱票，當選代表宣誓。最後一項，召開代表大會選舉鄉政權。代表大會的程式是：1、開會。2、鄉選委員會報告。3、通過主席團。4、通過鄉行政委員會（即鄉政權）候選人名單。5、主席報告。6、原鄉長報告任內工作。7、區長講話。8、代表發言對鄉長工作報告進行批評評議。9、來賓講話。10、討論提案。11、選舉。

其實，那時的中國農民，尤其是根據地所在的偏僻山區的農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冀中根據地的創始人呂正操説，他的部隊某個團在開會討論民主問題時，“一個團長的特務員説：‘團長叫我幹什麼，我不幹什麼，就是民主。’”正規八路軍尚且如此，農民甚至還不如他們，但是只要切實地告訴農民選舉是怎麼回事，選舉出他們信得過的人主政，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農民也是會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會樂意選舉出他們所信任的人來。對於農民來説，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幼稚園式”的選舉法選舉出的新政權，的確給農民帶來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這樣選出來的政權，就是不通過民意機構，農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左右政權的運作，因為它沒有衙門氣，與農民的生活貼得最近。選舉成功的地方，所有的好處和便利都會通過農村自有的渠道傳開甚至放大，這樣，選舉不太開展的地方自然就跟著學了。在抗戰時期，多少中外人士考察根據地，大多數人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確不是他們看走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