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為民主。
共産黨人要在敵後的農村站住腳,首先就是要建設基層政權。除了根據地創建初期由軍隊建立的準政權之外,重建基層政權的共産黨人並沒有簡單地自上而下的恢復舊政權,將之換上自己人,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變,才能適應抗戰的需要。
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凡是國民黨政權加委的基層政權負責人,不是地方豪紳就是借此撈取好處的人,一般都有相當程度的貪污行為,尤其是在賦稅的負擔上面,絕大多數鄉村負責人都會按清末民初以來的“傳統”,讓小戶多負擔,自己家和大戶則少承擔或者不承擔,只要已經具有相當實力和人望的抗日團體打出反貪污反腐化的口號,民選基層政權的活動就很容易發動起來。最大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早在1938年3月,就開展了民選村長運動,這個運動就是在反貪污鬥爭的旗幟下進行的。當時,晉察冀邊區的共産黨人還是以“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名義行使權力的,打的是閻錫山的招牌,但是通過清算村賬,清算不合理負擔和魚肉鄉民的行為,一大批由閻錫山政府精心挑選的編村村長和村副倒了臺。為此,大多數村莊都成立了清查帳簿委員會,而黨組織起來的農會在其中起了主導的作用。甚至在某些舊的縣政府袒護原來的村長的情況下,村政權依然在農會組織的抵制中換了人,比如五寨縣的縣長將兩個被農會驅逐的有貪污劣跡的村長對換,但兩村的農會卻能夠“使兩個村子同時拒絕貪官污吏的來臨”。還有些村長因為貪污嚴重,被農會押送到縣上,即使縣政府將他們放了,可是卻再沒有了回村任職的可能。更普遍的是農民的請願運動,成千的農民涌到縣政府,非逼迫縣政府實行民選撤換舊村長不可,在沒有軍隊撐腰的情況下,即使是閻錫山的縣政府,也只能順應農民的要求。據統計,在1938年,晉察冀邊區有8000多個村莊進行了民選村長的運動,參選公民佔40—50%,冀中邊區有3128個村莊進行了選舉和改選,佔所屬村莊總數的68%。
由新四軍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邊根據地也是這樣,先由抗日團體出面發動,組織宣傳隊到各地宣傳鼓動,甚至還演出“改選貪污保長的戲劇,內容就是保甲長貪污壓迫老實人”。在對舊政權貪污行為的清算中,重點逐漸從反對行政過程中的貪污行為,過渡到他們借政權欺壓良善(老實人),不合理負擔這種“傳統”上,這種反對鄉村不公的訴求,理所當然地會得到更多農民的響應。
打破農民的政治冷漠,
花大力氣組織動員基層選舉
在抗戰期間,敵後根據地所面臨的局面非常嚴峻,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對敵後根據地和遊擊戰的重視,根據地的基層政權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由於日軍比當年圍剿紅區的國民黨軍隊更強,裝備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無所顧忌,所以,中共對根據地民眾的組織力和積極性依賴更多,換言之,共産黨人只有動員起一場軍民合一,具有充分的民眾創造性和積極性的戰爭,才足以應付現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強組織力和兇殘本性的日軍。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在1939年1月關於村選舉的指示信中説,“村政權之脆弱無力,不足以適應戰鬥環境擔當戰鬥任務,在(民國)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敵人圍攻中,暴露的最為明顯。”事實上,當日軍進行大規模掃蕩之時,大部分鄉村政權都垮了。
在這裡,最令共産黨人頭痛的是農民對政治的冷漠,因為不打破這種冷漠,就無法應付嚴酷的戰爭。可是農民這種冷漠,卻不是簡單地靠政治宣傳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鼓動所能打破的,甚至在邊區第二次民選活動之後,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對於‘村幹部’的印像是;‘從前那一批人得勢,今天是這一批人得勢’。”他們依舊宛然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著你方唱罷我登場,對他們來説,無論誰當政,他們只有麻木地服從,這種狀況,顯然與動員全民抗戰的目標相距甚遠。要想將一向遠離政治的農民拉到抗日陣營裏來,使支援和參加抗戰成為他們的自覺行動,僅僅靠民族主義的宣傳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平西山區的野三坡地區,長期與世隔絕,農民還穿著明朝時代的服飾,“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到八路軍進去的時候,還不知道天下已經是民國了,象這樣的地方,任你説破嘴皮,恐怕也難以激發農民對日本侵略者起碼的感性認識。事實上,共産黨和八路軍是首先最大限度的取得了農民的信任,抗日根據地政權變成了農民自己的當家人。這其中,政權建設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至少,鄉村基層政權要取得農民的信任,沒有衙門氣,讓老百姓有親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數農民説話,而不是只為窮苦農民或者富人説話。它須是鄉民日常糾紛的仲裁人,擁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只做到這一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恩賜也是辦不到的,必須有上下兩個方面的積極性。首要的一點,就是能讓最普通的農民可以對直接管自己的權力機構説三道四,因此,在農村實現真正的普選,設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機構,是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應有之義。
為此,抗日根據地多次組織進行基層選舉,每次都花很大的力氣組織動員,有的地方,還專門成立了選舉委員會,成立選舉訓練班,針對選舉的技術問題專門進行培訓,編出了《選村長》這樣的戲劇到處演出,形象地告訴農民選上自己合意的人會帶來什麼好處。為了宣傳選舉,各個邊區都印行了大量的小報和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出了各種報刊100余種,有些報刊專門就是為了選舉而存在的,象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等,另外還有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咏隊走村竄街地進行宣傳。各個根據地都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頒布了詳盡的選舉法規,為了讓農民更方便地選舉,有的根據地還對原有的村制進行了調整,晉察冀邊區就調整了閻錫山的編村和閭鄰制度,在不取消編村和閭鄰名義的情況下,數村合一的大編村被取消,代之以完全的自然村格局,閭的形式雖然還在,可內容被一個個以居住地為標準的公民小組替代了。邊區、縣、區、鄉或村都設有民意機關,區代表會由各村按比例選出代表組成,縣和邊區參議會則由下一級區域選出的代表組成,各級民意機構沒有隸屬關係。在鄉村這一級,除了以前的村民(或鄉民)大會外,設立了村民代表會,作為村民大會的常設機構,村民代表會由村長和各個公民小組選出的代表組成,平時有權過問村裏的一切事務,並監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組認為不合格的代表,小組可以隨時撤換,只是村長必須由村民大會改選,過半數以上的公民小組同意,可以隨時召開臨時村民大會。不僅如此,在選舉過程中還規定可以競選,縣和邊區的參議員可以通過集會和媒體進行競選為自己拉票,而鄉村選舉的候選人也會到臺上表示一下自己將要做些什麼。在競選過程中,台下的老百姓盡可以對他們品頭論足,説三道四,林伯渠在陜甘寧邊區第一次政府工作報告裏曾説,“當著候選名單公佈以後,每個鄉村都熱烈地參加討論,有的批評某人對革命不積極,某人曾經反對過革命,某人曾經貪污過,某人曾經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鴉片等等。有的選民則公開涂掉其名字。”
他們和農民群眾一起,
創造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
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
當然,對於選舉,法規制訂的工作許多政權都可以做,但認真的組織和宣傳就有一定難度,事實上中國近代以來並沒有哪個政權做過類似的工作,而挨家挨戶地説服動員,這樣細緻繁難的工作就更沒有人想過嘗試了,而這一切,抗日根據地的共産黨人都做到了。不僅如此,他們還和農民群眾一起,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選舉辦法,以適應識字不多和不識字的農民。據考證,根據地的投票方式有票選法、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投豆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足以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投票選舉法是全世界通用的選舉方式,在抗日根據地,這種方式也在用,不過多用在比較上一級的選舉中,而鄉村選舉用此法時,往往會加上一些變通措施,比如在候選人名單上編號,甚至用通行的外號代替大名寫在票上。比較普遍的農村選舉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
紅綠票法屬於票選法的一種,具體施行是這樣的,發給投票人額定的紅綠票,而讓候選人坐在臺前,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一個票箱,紅票意味著同意,綠票意味著反對,投票人對每個候選人只能投一種顏色的票。當場投票,當場開箱驗票,紅票多於綠票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帶有農村寓褒貶之意,紅綠票相當,此人不好不壞,如果綠票大大多於紅票,那麼這個人的人緣和人望都成問題了)。豆選法是根據地使用得最為普遍的一種選舉法,其法以豆粒(什麼豆子都可以,已經用過的有黃豆、綠豆和蠶豆不等)作為選票,每個投票人發給一定額數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時讓候選人坐在臺前一排,背對著投票者,每人背後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魚貫而過,認為信得過的,就在他的碗裏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當選。這種選舉法在選舉的隱蔽性上要差一些,儘管候選人當時看不見,但一個村的人,誰投了誰的票,一般是無法瞞得住的,但由於選舉氛圍比較好,主持人也比較公道,所以,因選舉而報復的現象還是很罕見的。即便如此,農民投票時也有感到不好意思,怕得罪人的,投紅綠票的時候將票搓成一個小小的團,緊緊捏在手裏,投的時候讓人看不出顏色,也有的將紅票大張著,而綠票搓小或者乾脆丟掉。投豆的時候,故意穿長袖子衣服,從每個碗邊都劃過去,讓旁邊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誰的票。當然也發生過舞弊行為,有人為了當選,收買個別人口袋裏裝上很多豆子,投票時大把扔入碗內。這種土得掉渣的選舉法當然比不得歐美發達國家的選舉辦法完善,執行的時候,常常會出現許多問題,但是,在當時落後閉塞農村,面對一群識字無多甚至大多數不識字的農民(包括婦女和老人),這是所能採取的最適宜的選舉方式了。下面,我們將淮南邊區的安樂、殿發兩鄉的鄉級選舉過程簡要概括一下,也許讀者能有更直觀一些的感受:
第一項,由鄉黨支部開會組織“鄉選委員會”。委員會包括原鄉行政委員會、各村村長、群眾團體代表和鄉紳代表。第二項,由鄉選委員會組織進行公民登記。村民有無公民資格,主要靠群眾評議,凡有公民資格的登記在紅榜上,沒有的登記在白榜上,而登記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認錯表示痛改前非,還可以轉到紅榜上來。第三項,提出候選人名單。先行由村幹部和群體團體負責人進行動員,群眾醞釀,然後按行政、團體以及鄉紳的各片提出候選人名單,候選人比應選人數多一倍。名單提出後,張榜公佈,再次交由村民討論,討論無疑義,則確定下來。第四項,選舉代表(鄉選實行的是逐級選舉制,村民直選代表,然後由代表選舉鄉政權)。首先發公民證,村民憑公民證入場選舉。代表選舉實行的改良的豆選法,候選人坐在前排,每人背後放一個大碗,村民每人發額定的紅蘆葦數根作選票,依次放入碗中。選舉前由鄉選委員會講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項,確定唱票人和監票人,然後投票,投票完畢,當場唱票,當選代表宣誓。最後一項,召開代表大會選舉鄉政權。代表大會的程式是:1、開會。2、鄉選委員會報告。3、通過主席團。4、通過鄉行政委員會(即鄉政權)候選人名單。5、主席報告。6、原鄉長報告任內工作。7、區長講話。8、代表發言對鄉長工作報告進行批評評議。9、來賓講話。10、討論提案。11、選舉。
其實,那時的中國農民,尤其是根據地所在的偏僻山區的農民,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民主,冀中根據地的創始人呂正操説,他的部隊某個團在開會討論民主問題時,“一個團長的特務員説:‘團長叫我幹什麼,我不幹什麼,就是民主。’”正規八路軍尚且如此,農民甚至還不如他們,但是只要切實地告訴農民選舉是怎麼回事,選舉出他們信得過的人主政,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農民也是會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會樂意選舉出他們所信任的人來。對於農民來説,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幼稚園式”的選舉法選舉出的新政權,的確給農民帶來了許多看得見摸得著的好處。這樣選出來的政權,就是不通過民意機構,農民也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左右政權的運作,因為它沒有衙門氣,與農民的生活貼得最近。選舉成功的地方,所有的好處和便利都會通過農村自有的渠道傳開甚至放大,這樣,選舉不太開展的地方自然就跟著學了。在抗戰時期,多少中外人士考察根據地,大多數人都認為根據地是中國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確不是他們看走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