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在文化建設實踐中糾“左”

以往，我們談及新民主主義文化，總是集中專注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並以此作為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唯一的思想資源。事實上，如果是以求真、求實的態度全面考察整個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歷史的話，那麼就理應把張聞天的思想同毛澤東的思想聯繫起來分析，並且加以深入的比較研究，進而從中展示各自思想的顯著特點，體現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中的“集體智慧”。顯然，目前我們的研究還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下面，就讓我們沿著新的認知理路來做出符合歷史真實的思考。先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和今後任務》為例。在該報告當中，張聞天著重分析了15個問題：1、日本滅亡中國的奴化活動與奴化政策，2、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及其中心任務，3、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內容與性質，4、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與舊文化，5、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與外國文化，6、中華民族新文化與三民主義，7、中華民族新文化與社會主義，8、關於中華民族新文化與大眾化問題，9、關於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形式問題，10、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歷史發展，11、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歷史發展中的特徵及其前途，12、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當前的具體任務，13、關於抗日文化統一戰線，14、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基本隊伍，15、全力為爭取抗戰建國的徹底勝利而鬥爭。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集中分析的文化問題有：1、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3、四個時期（指“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的發展，引者注），4、文化性質問題上的偏向，5、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從內容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各具特色：毛澤東講述的內容比較側重於整體宏觀方面，具有概括性、方向性，因此被時人稱為“旗幟”（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的開幕詞中就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中華民族再生的旗幟”。參見《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2000年，第634頁）。而張聞天所論述的內容體現了特有的問題意識（張聞天的思維本身就是一種問題思維，他始終關注著問題，他要特別具體地點出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並加以認真的剖析）。所以，時人稱之為“給予我們的鬥爭綱領”（同上）。

張聞天的分析方法也是獨特的，他努力堅持邏輯和歷史的一致的原則。雖是專門從理論入手談問題，但他又不是空談理論，因為他有自己厚重的、理性的歷史思考。

我想，如果我們再聯繫張聞天在這一時期的其他文章，也許會更加清楚地理解他的上述思想特點，發見其特有的思想價值。自中共建黨以來，在黨的思想文化戰線上，以及在具體工作方面，始終存在著嚴重的“左”的危險，在黨內亦存在著濃重的“左”的情緒。因此，張聞天非常重視在文化建設實踐中糾“左”。1940年10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提出要徹底糾“左”。該“指示”共13條，都是針對當時存在的“左”的現象制定的。“指示”要求：一定要“糾正黨內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應該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物質上保障文化人寫作的必要條件，使他們的才力能夠充分的使用，使他們寫作的積極性能夠最大的發揮”。同時，“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為的限制與干涉，我們應該在實際上保證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至於對“文化人的作品，應採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我們“共産黨人應有足夠的氣量使自己能夠同具有不完全同我們一樣生活習慣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而“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過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適當的”。我們還應當估計到文化團體“同民眾團體的不同性質，而規定它們的特殊任務”。要“繼續設法羅致與吸收大批文化人到我們根據地來，必須使我們的根據地不但能夠讓他們安心於自己的工作，求得自己的進步，而且也是最能施展他們的才能的場所”。從這份“指示”，我們不難看出張聞天的求實精神和科學理性，以及他求賢若渴的拳拳熱忱。此時的張聞天深深地明白：新文化建設主要是要依靠文化人、知識分子、文化團體完成的，因此一定要堅決糾正錯誤，落實黨的正確的文化政策。

其實，張聞天糾“左”有其歷史淵源。早在中央蘇區，他就曾嚴肅批駁了文化上的“左”傾關門主義。1932年，他在分析中國左翼文藝運動存在的問題時明確指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所以一直到今天沒有發展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在文化運動中一些做領導工作同志的右傾消極與‘左’傾空談”。“無疑的，右傾機會主義在文藝運動中同樣是目前的主要危險。但是，使左翼文藝運動始終停留在狹窄的秘密範圍內的最大的障礙物，卻是‘左’的關門主義。換句話説，在左翼文藝運動中，我們同樣的看到了以‘左’傾空談掩蓋了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的現象”（《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基於這種認識，張聞天列舉了“左”傾關門主義在文藝領域中的種種表現（如否認“第三種人”與“第三種文學”，主張文藝只是某一階級“煽動的工具”、“政治的留聲機”，片面宣傳“文藝大眾化”），並逐一加以剖析。他提出，要給文藝家以“自由”，要“把他們團集在我們的周圍，而不是把他們從我們這裡推開去”（同上，第311頁）。對於中央蘇區嚴重存在的“吃知識分子”（特指對知識分子的極端不信任）的現象，張聞天則表示：“必須立刻糾正”。因為，“我們蘇維埃政權正確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實施，更可以從國民黨區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級的知識分子來為蘇維埃工作。這些所謂‘廉潔的’、‘清高的’知識分子將看到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他們才能發揮他們的特長與天才”（《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同上，第409頁）。

應當説，張聞天在文化領域中的糾“左”，為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值得關注的是：在抗日前線，鄧小平是對張聞天上述“指示”做出堅決回應的人。他非常重視基層文化建設工作，並對當時的文化工作方針，特別是軍隊文化工作有過專門的闡述。今天讀來，很令人感到興奮。1941年5月，鄧小平在八路軍129師全師模範宣傳隊初賽會上做了題為《129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的報告。他著重分析了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他對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文化”所做的基本概括表示完全贊同，提出要做“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傳播者和實行者”。他還特意談到黨在“文化工作中的缺點”：“我們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夠的，但在深入底層，為大眾所接受所把握這方面，又何嘗夠了呢”？“我們要求把普及與深造結合起來”。他對“輕視文化”、“輕視知識分子”的作法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鄧小平的上述主張，對於我們今天做好先進文化的建設同樣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新文化的建設實踐，必須有新文化理論指導，運用明確而具體的理論解決現實中的問題。對於這一點，張聞天十分明白。他力戒空談，努力實踐、努力調查研究。尤其是對於深入做好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他的要求更是有其獨到之處。他曾坦率地指出，“我們同志在這一方面的特點，就是‘黨八股’（又名‘十八套’）。無論什麼問題來的時候，我們就是那麼一套話來應付”。“我們不管群眾是否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卻必須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來，方才痛快”。要徹底改變這種思想方式，團結群眾，“首先必須提出群眾在某一具體問題上的迫切要求，抓住這些具體要求來動員群眾參加鬥爭。因此這裡所需要的是帶有時間性的、具體性的、適合於群眾目前鬥爭的要求的宣傳鼓動，而不是‘黨八股’”（《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頁）。

如何看待和吸收外國文化？這在中國近代文化發展中，一直是一個非常突出並令人困惑的問題。按照中國傳統的思維慣性，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存在著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兩種極端。有鋻於此，張聞天明確表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文化的所謂‘全盤西化’”。“也決不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國本位文化’論者那樣，只吸收外國的自然科學的技術，來發展中國的物質文明。它要吸收外國文化中的一切優良成果，不論是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哲學的、文藝的”。要知道，“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接受外國文化，是大膽的與批判的接受”。而在實質上，就是要有一種主動的態勢，力爭使“外國文化中國化”。要“使外國文化中一切優良的成果，服從於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需要，服從於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需要。這即是以世界最先進的科學理論與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實際，幫助解決中國的各種實際問題。這不但能夠將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提到更高的階段，而且也將使它給世界文化以極大的貢獻”（《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張聞天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頁）。張聞天的這一看法實際上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確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在文化上和理論上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