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學術思想的“文明衝突論”

十多年來，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引發了眾多的爭論。回顧這些爭論，其中一點值得注意，就是許多人忽視了亨廷頓一生學術思想的連續性。“文明衝突論”的實質建立在亨廷頓的學術思想連續性的基礎上。

亨廷頓學術思想的連續性

綜合考察亨廷頓一生的所有重要作品，可以發現，有三條主線構成了亨廷頓一生學術思想的連續性。

信奉文化或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亨廷頓鄙視理性選擇理論。該理論假定人靠理性做出選擇，人的行為是可預測的，可以根據經濟、權利和實力的要素來觀察和期望人們的反應。但亨廷頓認為這一理論並不能解釋恐懼、忌妒、仇恨、自我犧牲和其他一些對理解政治必不可少的人類情感。早在其第一本重要著作《士兵與國家》中，亨廷頓就認為必須把人類本性中的非理性、虛弱、邪惡當作既定的和想當然的事物加以接受，並作為決策和行動的前提。亨廷頓一直強調要綜合考察人類行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並且把非理性因素置於一個重要的地位。對理性選擇理論的鄙視使亨廷頓十分重視文化的作用。這體現在他幾乎所有著作中對文化因素的強調之中。

信奉傳統的保守主義。亨廷頓是一個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亨廷頓信仰保守主義，並公開承認自己是老式的柏克主義的而非現代裏根主義的保守主義者。亨廷頓認為保守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確保資本主義自由制度的生存，理智地保衛既存事務，反對空想；保衛秩序，反對混亂。他認為真正的保守主義是維護既有的，而不是去追求未擁有的。亨廷頓的保守主義還突出表現在對傳統基督教道德和價值觀的維護上，反對國內的多元文化，反對激進的主張和激進的改革。他曾撰文對美國國內青年人不信教的潮流感到十分擔心。亨廷頓的保守主義體現在他對秩序的強調上。對國內社會層面而言，秩序就是要確保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穩定。在國際政治層面，他所主張的秩序就是美國和西方實力優勢主導地位的永久維持，以及美國和西方陣營維繫團結，強化凝聚力，成功抵禦任何對這種優勢地位提出質疑和挑戰努力的能力。

信奉實力至上的現實主義。亨廷頓又是一個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他的現實主義來源於其對文化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強調。別人把他稱為萊茵霍爾德·尼布爾的信徒。尼布爾是20世紀美國著名的現實主義神學政治理論家。尼布爾堅信“人性罪惡，必須用強硬手段維持秩序”，主張必須時刻以一種最悲觀、做最壞打算的方式來準備和應對事情的發展。尼布爾還主張為了抓住國家利益不放，要始終防止陷入一種意識形態或道德上的使命感。亨廷頓公開接受人們對他是尼布爾信徒的評價，並且完全接受和繼承了尼布爾現實主義的信條。對尼布爾主義的信奉構成了亨廷頓主要著作的主線，同時也是理解亨廷頓保守主義的鑰匙。亨廷頓認為外交政策並非是建立在法治之下的個人之間的關係，而是一個基本上是無法治可言的領域中的國家或其他組織相互之間的關係。在國際無政府狀態和人性不確定性的前提下，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必須作最壞的打算，所以從1950年代起他就極力主張美國建立一個強大的專業的軍隊來保衛自由社會的生存。他認為，自由主義只是善於改革，但卻不擅長國家安全，自由主義的主張並不適用於對外政策。他一直以一種最富悲劇色彩和最悲觀的方式主張美國加強自身的軍事與情報能力，以便保護自身。

“文明衝突論”的實質

概括起來，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批評主要有兩點。其一可稱為“理性選擇論”，強調理性因素而忽視文化或非理性因素。批評者最經常犯的錯誤就是容易混淆衝突的根源與衝突的結果，從而把文明與國家、文化實體與政治實體相對立。批評者的典型意見是“不是文明控制國家，而是國家控制文明”，或者，“衝突的不是文明，而是國家。”亨廷頓認為，用“控制”來界定文明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毫無意義。國家只對所察覺的威脅做出反應。隨著冷戰的消亡，民族國家日益根據文明標準來界定其認同與利益。文明衝突範式本身是對國家範式的批評和替代，但卻並不排斥國家在當今世界的重要作用，並不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質。亨廷頓想表明的只不過是文化（文明）在界定和認識利益中的過濾作用。此外，亨廷頓認為，衝突的只能是有形的政治組織形式，文明本身並不構成衝突的有形政治組織形式。他承認，文明“是文化實體而不是政治實體，它本身並不維持秩序，建立公正，徵繳稅收，進行戰爭，談判條約，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組成在文明之間各不相同，在一個文明之內也隨時間而變化。一個文明可能包含一個或多個政治單位。”或者，一個政治單位也可跨躍多個文明。所以亨廷頓本意也並未混淆作為文化實體的文明和政治組織。他只是指出了冷戰後衝突的根源將主要來自文明的認同和文化上的差異，由這種根源導致的衝突的形式和結果仍然是現存的各種政治組織，主要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衝突。這時實力和權力關係便完全適用了。所以亨廷頓説：“衝突的根源來自文化差異，衝突的結果則反映了權力關係的變化。”

其二是批評亨廷頓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對各種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間的對話。這種批評意見是徹底誤解了亨廷頓。首先，亨廷頓從未否認文明間的交流或融合，也從未以靜態的眼光看待文明與文化。他認為“文明是動態的，它們興起又衰落；合併又分裂。” 正如有貿易才有貿易戰一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當然也是以文明的接觸、相遇和碰撞作為前提的。這裡，亨廷頓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在文明互動的歷史中，正是相互交往的擴大強化了人們的地方和區域的文化認同。其次，亨廷頓不同意一個普世性的文明已經存在或將要存在的意見。亨廷頓把它們稱為“不現實的替代性範式”。因為，根據亨廷頓對文明的定義，一種文明就是一個文化實體，是人類最高的文化集團和最廣泛的文化實體，它包括了價值、規則、制度、習俗和思維模式。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宗教和語言。按照亨廷頓的標準，西方文明恰恰是獨特的。這一獨特性的核心是歐洲傳統、基督教、英語和新教價值。他聲嘶力竭呼籲要維護的正是西方文明的獨特性。

這裡，亨廷頓的又一個核心觀點是，在權力同文化之間存在著一種確鑿的正相關關係。現代化並非是西方化。亨廷頓認為當今並不存在普世性的文明，“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權力的産物”，“文化在世界上的分佈反映了權力的分佈。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他認為正是由於現代化過程中本土文化的伸張，促使人們把自己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的增長歸因于本土文化的優越性，這就致使“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社會權力的日益增長，正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通過構架權力同文明之間的橋梁，亨廷頓把實力均勢的格局同文明的格局相重疊，從而勾畫了自己的文明地圖，提出了文明衝突的新範式。正是因為注意到了權力與文化的關係，亨廷頓才為當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實力關係的變動感到憂心忡忡，並呼籲西方社會內部強化自身獨特性的認同，加強自己的團結，保持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優勢地位，迎接非西方的挑戰。這正是權力同文化之間的聚合點, 也是“文明衝突論”的政策意義所在。

亨廷頓並沒有呼籲要消除文明的多樣性，而代之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擴展，正相反，他呼籲尊重文明的多樣性，警告西方和美國不要抱著西方文明普世性的信仰不放，“在文明和種族衝突正在凸顯的世界上，西方文化普世性的信仰有三個問題：第一，它是錯誤的；第二，它是不道德的；第三，它是危險的。”美國必須認識到世界被文化和文明分割的事實。否則，美國和西方會把自身帶入同非西方國家的衝突中去。但是，他顯然認為，文明多樣性的事實又給西方帶來了現實的威脅，對這些威脅要持警惕和防禦的立場。對文明多樣性的提防，自然轉化為對文明所屬國家的提防。提防和防禦的途徑是堅定西方文明獨特性的認識，強化西方內部的團結和凝聚力，保持西方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優勢，以便在一場由文明差異導致的西方和非西方的衝突中立於不敗之地。正是認識到了這些危險，亨廷頓才呼籲國際社會要共同努力，良性地管理文明的衝突，避免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式的保守現實主義加上反理性選擇理論，鑄造了“文明衝突論”的靈魂：文化與認同的決定性意義；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非普世性；文明衝突中權力和均勢對衝突結果的最終裁決權。所有這一切都由亨廷頓學術思想的連續性而引發，並最終回到同樣由這以連續性所界定的“文明衝突論”的政策意義。

究其實質，“文明衝突論”體現的是：一種防禦性的文化上的優越感；一種悲觀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所以，賽義德把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概括為“防衛性的自傲”，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