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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時代的倫理困境 崔建霞  
 

由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清華大學哲學系等單位聯合主辦的“高科技時代的倫理困境與對策”國際學術研討會,于9月24─25日在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來自中、韓、美等國的6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

自文明初始,科技從道義上講一直為人類所需,它們能使人增益知識、提升生活,從而促進文明。伴隨科技帶給人類增益的還有風險。火的使用造就了人也留下過無以計數的災難,乃至中文裏災難、災害的“災”字與火字相關。

今天,匯集多項高新技術的生物與遺傳工程、網際網路絡、高科技戰爭等越來越使人們感受到高科技日益深刻地影響甚至改變著人類的社會生活。人們前所未有地享有高科技帶來的增益,卻也同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可能的風險。

基於上述思考,這次參會學者圍繞同一個話題——高科技給當代人造成的倫理困境與道德衝擊,深入研討。

應當説,21世紀伊始,站在科學前沿的是三大科學和由它們衍生出來的三大技術,即生物科學與基因技術、電腦科學與網路技術、材料科學與奈米技術。由於生物科學與基因技術直接面對包括我們人類在內的生命現象,涉及到有關人類個體的同一律問題、無性繁殖與生命的基本權利問題、家庭的性別屬性與家庭的組織問題;電腦科學普及和網路技術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資訊溝通方式;奈米技術所使用的微觀物質尺度會否挑戰日常生活中宏觀尺度下的物質同一律特徵,等等,這一切已經或將帶來高技術倫理風險負效應的不確定性,同時高技術也提供了更多道德選擇的可能性。因此,社會應當也必須明確高技術領域的道德選擇是高技術活動主體(無論個人還是團體)不可回避的責任。

人與環境的和諧問題是許多學者議論的話題。伴隨著人類生産力的提高,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類的生話水準也不斷提高,同時,我們的大自然也變得滿目瘡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日益嚴峻。面對這一現實,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由此産生了環境倫理。圍繞擯棄人類中心主義,實現所有存在的和諧互動,學者們各抒己見。問題的關鍵是和諧的具體目標和模式,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倫理和生命倫理是有衝突的:生命倫理基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人格尊嚴的觀點,強調秩序共識和尊重人的自我決定;環境倫理則基於整體主義觀點,它要盡可能消解人在人格方面的獨尊地位。有的學者對傳統的生態倫理做了現代詮釋,認為儒家“中庸”倫理思想包含生態三原則,即:“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根本原則、“應時而中”的生態倫理應用原則和“惜生及民、惜物及人”普遍關懷的生態倫理情感原則。

軍事倫理和國際關係倫理問題是會議討論的一個特色。高科技使戰爭的形式面臨一場革命,也引發了新的戰爭倫理問題。高科技戰爭加劇了戰爭雙方的不對稱,也就加劇了世界的不公平。例如少數大國將空間技術和設施直接用來為戰爭服務,破壞了《外空條約》(OST)關於用於人類和平目的的規定。有的學者指出高科技戰爭包含兩個相互制約的正反饋機制:恐怖主義和反“恐”的惡性迴圈,以及追求高科技裝備絕對優勢引起的軍備競賽。這種機制使高科技轉化為高科技裝備和高科技戰爭。這種迴圈與西方文化有著內在聯繫。走出高科技戰爭的困境,通向永久和平,是人們的期盼。正義戰爭以及戰爭中的正義的共識也在增長,對人類共同利益的承認勢必導致戰爭目的和手段的改變。人類最後一戰應是對自己內心世界的一戰。

醫學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也是討論的焦點之一。人的尊嚴和生命價值是至上的,在高科技時代,這種價值受到安樂死以及基因工程、生殖性克隆、異種移植等技術的挑戰。

網路和數字化生存引出哪些倫理問題?學者一般認為:現實倫理與網路倫理既相互關聯又存在差異。需要反思網路倫理建構的文化和哲學基礎;堅持網路倫理建構中倫理規約、法律懲戒、技術控制的有機結合;適度保持對網路空間無序和網路文化消極性的寬容態度。

綜上,科技與人文的統一成為新的哲學視角。正確認識科技與人文的關係,使科技在人文的關照下實現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服務於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一科技發展的終極目標,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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