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計劃最後一年的早春，中國的西部。

乾渴、貧困的西海固山區汲水的水窖增多了；桂東南的山鄉傳出了隆隆的機器聲；青海的荒山染上了星星點點的綠；廣袤的新疆正在以加速度修建一個個地方機場……

幾乎與此同步，甘肅河西走廊腹地的一個農家，兩個漸漸成年的女兒只能共穿一件衣服；貴州山區的兒童們，年齡不論大小，還是那麼一撥一撥地與學校無緣；寧夏北部重工業區在全國煤電熱的衝擊下，鈔票日漸增多，天空卻日漸灰暗；雲南民營企業在經歷了短暫的輝煌後，融資無路，生存異常艱難……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改革開放２０年後的中國西部，特別是西部大開發５年之後，經濟、社會正在快速發展的這一地區，離經濟發展並未減速的東部究竟還有多遠？最近，《中國經濟時報》與搜狐財經共同發佈的“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狀況公眾調查”問卷統計結果表明，在西部大開發５年後的今天，卻有５８．０１％的人認為東西部差距拉大了，在各種觀點的比例中佔絕對優勢。

中國究竟該怎樣面對東西部的差距？在當前建設“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這是一個無法繞行的命題。

ＧＤＰ“航標”之比

在眾多的指標當中，ＧＤＰ（國內生産總值）雖然不是惟一和絕對科學的衡量標準，但它仿佛一個“航標”，能夠在一個時間段以內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西部與東部的差距。

中國的西部地區，１２省市區土地面積約６７２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七成，人口有３．３億，大約是全國總人口的１／４。就是這樣的一片區域，在西部大開發５年間，經濟發展速度都達到並超過了自己的歷史最高水準，同時連年超過全國平均水準。這似乎應該給人們一種直觀的印象，西部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其與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正在縮小，至少會停止東西部間差距的擴大。

但事實卻是，東西部差距的擴大不但沒有停止，而且呈現出繼續增加的趨勢。就連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李子彬也在公開場合不得不坦承這樣的現實。

２００３年一篇《審視西部大開發》的文章中有這樣一組關於ＧＤＰ的數據：從ＧＤＰ增長率差距看，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４年間，東西部ＧＤＰ增長率，以１９９８年為１００，東部１１個省、市、區ＧＤＰ的４年增長指數分別是：７．３６％、２０．５１％、３２．８５％、４４．５９％；西部１２個省、市、區ＧＤＰ增長指數分別是：４．８２％、１３．７０％、２４．５９％、３６．２０％。４年時間，在西部與東部的增長率都有很大提高的基礎上，西部與東部增長率的差距卻由２．５４個百分點擴大到６．８１個百分點、８．２６個百分點、８．３９個百分點，呈逐年擴大趨勢。

從每人平均ＧＤＰ看，西部每人平均ＧＤＰ從１９９８年的４９８美元增加到１９９９年的５２２美元，２０００年的５６６美元，２００１年的６０５美元，２００２的６６３美元，２００２年比１９９８年增長３３％。而同期東部每人平均ＧＤＰ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２１２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７０４美元，增長４１％。

而此前，從西部地區ＧＤＰ佔全國比重來看，１９９０年代以來，西部地區ＧＤＰ佔全國比重也一直呈逐年下降的趨勢。１９９０至１９９５年，西部ＧＤＰ佔全國比重基本是以年均０．６個百分點的速度下降。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西部ＧＤＰ佔全國比重分別為１３．６％、１３．５％和１３．４％，雖然１９９５年以後平均下降速度由０．６個百分點減緩為０．１個百分點，但是總趨勢仍在下降。

２００４年，東部ＧＤＰ是西部的２．６２倍。在３１個省、市、區中，廣東ＧＤＰ總量居全國第一，約佔全國總量的１０％；山東ＧＤＰ居全國第二位；江蘇、浙江ＧＤＰ分別居第三、第四位。排在前八位的省市，有７個都分佈于東部地區；排在２５名之後的省市區，卻幾乎都屬於西部地區。

雖然在過去的５年間，西部大開發政策在帶動西部發展加快的同時，也使得西部與全國年均增長速度的相對差距，從１．５個百分點下降到０．８個百分點，但這並不能抵消東西部差距繼續拉大的現實。針對這樣的現狀，國內有關方面正試圖通過建立新的投資機制和推進《西部開發促進法》的制定與頒布實施，來改變下一階段西部大開發的軌跡。

投資“引擎”之距

投資無疑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動力引擎”，對比東西部投資指標，便可以窺出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深層次原因。

對此，長于地區經濟問題研究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院副院長王一鳴曾有過這樣的闡述：在西部地區投資的格局中，國家和政府的投資佔有絕對比重，非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比重甚微。王一鳴指出，根據近幾年來西部的經濟發展數據，可分析出西部地區的投資對政府投資的依賴性十分嚴重。有數據顯示，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２年，西部固定投資的年均增長率為１８．８％，比全國平均水準高出６個百分點；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全國投資增長率為３１．１％，而西部省份內蒙古投資增長率超過了１３０％，這無疑是個驚人的數字。實際上，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５年來，針對西部地區陸續新開工的６０個重大建設工程，國家投資總規模就為８５００億元人民幣，這其中，國家和政府的投資佔有絕對比重。這些投資大多涉及基礎設施領域。截至２００３年底，西部生態環境建設累計也獲得了５００多億元的中央投資。

然而有意思的是，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３年間，國家投入西部的國債資金為１６００億元，約佔全國三年國債發行總額４５００億元的３５％，按每人平均投資比例看，略高於全國每人平均的比重。但這些投資竟約有５０％左右用於在東、中部採購設備、材料，從而順理成章地成為推動東、中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與此相對應的非國有投資、外貿和吸引外資領域，單就外商投資比重來看，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西部三個省的外商投資每年均在２０個億左右徘徊，這與東部沿海一個中等城市的外商投資規模相似，其間的差距可想而知；而非國有投資在西部投資中的比重大至為４％左右，東部通常為６０％，數字落差巨大。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後，雖然西部地區實際吸收外資連續４年保持平穩增長，從１９９９年的１８．４億美元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２０．２億美元。但與東部的快速發展相比，差距仍在繼續拉大。與１９９９年相比，２００３年西部地區在全國進出口和實際吸收外資中的比重分別下降了０．５個和１．４個百分點。對此已有專家明確指出，應關注外資分佈不平衡造成的東西部區域産業結構、技術來源和經濟增長不平衡的問題。即便如此，目前商業領域的外資仍將投資未來中國的商業亮點區域集中在東部，因為他們認為東部市場表現出的日趨飽和態勢是一種動態的飽和，仍能為競爭中的外資帶來巨大的商業利益。顯而易見，外資已成為擴大中國目前地區差距的力量之一。

於是，很多人認為，縮小東西部差距首先應從投資“引擎”上作文章，尤其在西部，一定要動員非國有投資，而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資。要讓民營企業在西部批量生長，以及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專項資金渠道，建立財政性建設資金、信貸資金及社會其他資金等多渠道、多方式的西部開發投資長效機制等等。

出口“冷熱”不均

２００２年，中國出口２００強和進出口５００強的企業名單令人難以忘懷，該名單的一組數字極為扎眼：在出口額最大的２００家企業中，東部地區企業有１５９家，佔７９．５％；中西部地區７家，佔３．５％；中央企業３４家，佔１７％；進出口額最大的５００家企業中，東部地區有４１２家，佔８２．４％。中西部地區３１家，佔６．２％。中央企業５７家，佔１１．４％。很明顯，無論中國出口２００強還是進出口５００強的入圍企業，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

２００３年，在中國進出口總量躍居世界第四位的大背景下，出口大省（市）廣東、江蘇、上海、浙江、山東合計出口３２８７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７５％。浙江一般貿易出口額佔全國比重提高了１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全國第一。廣東加工貿易出口額突破１０００億美元，佔全國加工貿易出口額的４８．９％。而地處“長三角”的江蘇、上海、浙江出口分別增長５３．７％、５１．３％和４１．５％，增速居全國前列。這一年，有一個背景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西部地區出口增幅最高，西部出口增長３７．９％，比東、中部分別快３．２和６．３個百分點。即便是這樣，東部沿海地區出口熱度依然不減，反襯著西部地區出口的冷寂無聲。

２００４年，商務部科技司提供的統計顯示，該年度中國進出口的突出點集中在高新技術産品進出口的繼續高速增長，而其中凸現出的明顯特徵依然與東部密切相關，在此，東部沿海地區依然佔據出口主導地位，只是長三角的出口甚至超過了珠三角。

除了出口指標，東西部企業“走出去”的現狀也可以使人們看到東西部的差距。

在國家政策公開鼓勵企業走出去的數年間，東部各省動作頻頻，浙江省為此實施“兩個推動”戰略，有數據顯示，到２００２年底全省在境外地區設立境外生産企業逾１０００家，總投資５億美元，僅２００２年該省一年新批境外企業就達２２６家，總投資６０００萬美元；而廣東，截止到２００２年年底亦在境外共設立各類企業１０８２家，協議投資２７．５億美元；山東也採取了多種措施推動企業“走出去”，截止到２００２年底，山東省境外企業、機構已達６９３家，總投資額７．２９億美元，投資區域分佈在９０多個國家和地區，境外加工貿易在全國各省市中位居前列。上海企業亦不甘落後，加快全球化經營步伐，對外貿易、投資建廠、跨國並購齊頭並進，據説未來５年新增海外投資項目將達到５００個，投資總額１０億美元以上。再反觀西部企業，雖然西部企業也在喊走出國門，但雷聲大雨點小，可觀的實際行動微乎其微。

內力與外力

分別作用下的東西部産業

２００３年被認為是１９９５年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增長最快的一年；亦是１９９２年以來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到最高水準的一年。我們選擇以２００３年為例，或許是觸摸東西部産業現狀的一個標誌點。有關材料對這一年度東西部産業狀態有這樣的陳述：

東部繼續發揮全國工業發展引擎和發動機的作用，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達到８０％，提高了３．４個百分點；西部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為８．２％，提高了０．３個百分點。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上海等五個工業經濟大省（市）對全國工業增長的貢獻率合計達到６４％，提高了５個百分點。利潤列前五位的廣東、山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合計實現利潤４３３０億元，佔全國利潤總額的５３．１％，增幅在３０．４％—４９．６％之間……

很顯然，中國的東部地區與西部在數字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這更多地取決於東西部産業作用力的不同。如今的東部地區，已進入製造業和服務業拉動經濟更快增長的時期，産業結構迅猛升級，不僅增長速度快，而且增長的附加價值高。東部已形成了強大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自我擴張的能力，再加上新一輪國際資本和高科技産業向中國東部轉移的重大機遇，內在動力的鼓動，外在機遇的降臨，加速著東部的發展。

而在西部，産業層次低、結構不合理，尤其是工業化基礎薄弱，與全國及東部地區存在較大的差距，使得西部的經濟增長還處在依靠國家對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的階段，製造業和服務業遠遠沒有發展起來，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很弱。同時，發展狀況並不景氣的國有企業往往在西部地區所佔的比重較大，而國有經濟的落後發展恰恰制約著整個工業經濟的發展。一旦國家投資減少，政策變動，對西部的觸動會遠遠高於東部。這從２００４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力度加大可見一斑，在不少業界人士看來，２００４年的宏觀調控，切了東部的“尾”，卻砍了西部的“頭”。西部産業顯現出前所未有的尷尬。從去年１２月的總結材料中可看出，受財政和信貸支援的西部地區，遇到的困難顯然大於東部。特別是在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等行業受到明確限制後，對西部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例如，去年上半年，四川省有６０００多個已立項的項目不能正常開工，對西部地區這個最主要的經濟省份來説，經濟打擊可想而知。

“健康水準”折射收入高下

雖然，近幾年的一些統計數據不斷證明，在農村居民收入領域，西部地區的增速明顯快於東部。２００２年國家統計局對全國３１個省（區、市）６．８萬個農戶的抽樣調查顯示，東、西部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為３３７６元和１７７１元。分別比上年增長３．３％和６．５％。東部地區增速明顯低於西部地區。由此，東西部之間農民收入的比例關係由２００１年度１．９７：１縮小為１．９１：１，西部農民收入與東部差距在縮小。但從統計數據中也能明顯看到，農民收入實際數額的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近來的一項調查顯示，東西部每人平均收入相差的程度，至少在２倍以上。

然而讓人意外的是，在東部地區企業員工每人平均工資水準明顯高於西部的現實下，東西部地區企業員工對薪酬表示滿意的比例竟然十分相近，分別為７１．６％和７６．５％。

只是有一項研究很耐人尋味，由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專家計算出的中國３１個省區市人群健康指數表明，大城市和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與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居民的健康水準存在較大區域差異。據報道，該項研究涉及了４大類內容２７項指標，其中包括人壽狀況、身高狀況、疾病狀況、文化素質等要素，從計算出的各區域居民的健康指數來看，中國人口平均健康指數為３６．０８，最高的是北京，為６０．１５，最低的是西藏，僅為１０．４４。按等差差距為５．０原則，可將全國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健康指數劃分為五個等區，其中東部沿海地區基本被劃入“一等區”，其健康指數在４０．０以上，人口平均預期壽命都在７０歲以上，常見病死亡率較低，人的文化素質較高；而廣大西部地區基本處於“三、四、五等區”，健康指數在２５．０～３５．０之間，甚至在在２５．０以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６０～６９歲，呼吸系統疾病和傳染病死亡率較高，受教育程度偏低。

西部：消費難以走進“良性迴圈”

有一種規律，在世界範圍內的很多區域通行，即投資帶動就業，促進收入增加，進而擴大消費，而消費擴大又促進了生産，從而形成一個良性迴圈。這個良性迴圈在中國的東部地區也適用並出現了明顯的效果。這中間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就是消費，在中國的西部地區，正是由於個人消費上不去，沒能形成這種良性迴圈，反而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惡性迴圈：消費滯後影響産品銷路→産品滯銷影響生産擴大→生産萎縮影響就業擴大→就業困難影響個人消費，首尾相接，使整個經濟發展越加艱難。

同樣，用數字也能説明這兩個性質截然相反的“迴圈”的存在。

１９９５年，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準３５３８元，全國最高的廣東省為６２５４元，是最低的內蒙古的２．５２倍；農村居民消費水準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西藏的３．８倍。到２００３年末，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準為８３７２元，全國最高的上海為１７１１０元，是最低的貴州省的２．８１倍；農村居民消費水準為１９４３元，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西藏的５．５倍。“迴圈”性質的不同造成了相反的發展方向，使得東西部地區本來存在的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而各國的經驗表明，一旦一個地區的經濟處於某種迴圈之中，要使這個地區的經濟出現大的變化，就必須打破這種迴圈，而要打破這種迴圈，就必須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於是有學者認為，發展個人消費信貸會有助於促成新的産業和消費增長點，進而影響經濟生産結構的變化和資源配置效率，以圖改變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併為此提出種種信貸方案，但這些觀點究竟能對現狀有多少刺激，目前只能拭目以待。

市場化程度：東西差距的主因

縱觀東西部差距的各種研究指標，市場化程度顯然是最為惹眼的指標之一，有數據顯示，東西部的市場化程度指標差距巨大，這似乎和《中國經濟時報》與搜狐網最近的一項調查結果不謀而合。在這項調查中，有４３．３２％的人認為對於東西部的市場化程度相差幅度在５０個百分點以上，在各種觀點的比例中佔絕對優勢。而談到這一點，專家們的觀點是，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市場化進程最快，而北京及周邊地區及大連等東北地區市場化進程次之，中西部地區最慢。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認為，東西部現有差距的主因就是私營經濟發展的差距以及市場化程度的不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袁鋼明亦認為，西部地區“欠發達”的根源是“市場化”程度嚴重不足。袁鋼明在一次論壇上明確談到，中國西部的許多省份如新疆、貴州、甘肅等省區都有豐富的礦産資源，稀有資源。如果能按市場規則運作，可以輕鬆快速地發展。若參照國際通行的慣例，依靠“市場化手段”對西部進行生産要素的配置，按照市場規則進行交易，那麼豐富的自然資源完全可能讓西部富起來——因為世界上的資源富集地區，多數都是富裕地區。如果確如專家們所説，看來市場化程度將成為縮小東西差距的一項最為重要的指標。

不過，近來最熱門預測的確是有關未來中國的總體市場化程度的，權威觀點認為，到２００８年為７６．１％，２０１３年為８２．５％。而據天則經濟研究所的預測，中國的目標市場化程度應為８０％—８５％較合適，比較符合中國國情。但是，從目前的６０％多到８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前２０多年我們把體制改革中好改的那部分已經改過了，剩下的是與所有制、政治體制相聯繫的比較難改的部分，這無疑將考驗中國的“攻堅”能力。

怎樣縮小東西部差距，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專家認為，真正的出路還在於依據國家現有力量在政策、體制和實際的財力物力上支援西部欠發達地區發展，走東西部共同、協調發展的道路。

在２００５年的３月，依然滯留在早春中的西部，在全國“兩會”的聲浪中，正在默默地積蓄著前行的力量。

本報記者 王海坤

中國經濟時報 200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