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正

5、公正、公平、正義在英文中可以用同一個詞(Justice)表達。作為社會規範和價值體系組成部分,“社會公正”是個極具爭議的概念。在市場經濟制度中,社會公平作為一種“程式公正”或作為“機會平等”,能夠被許多人接受,但是,作為“結果的公正”則會引起異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分配方面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取得了明顯效果。人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生活水準普遍提高,絕對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教育普及程度顯著提高。有了過去二十多年發展所提供的物質基礎,中國在社會公平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但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迅速擴大,同時,還存在種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因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也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不斷促進社會公平的過程。那麼,我們所追求的社會公平是什麼含義呢?

6、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將社會公正理論歸納為三派,即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

功利主義是19世紀以來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公正理論,其代表人物為邊沁、馬歇爾和庇古等人,傳統的福利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經濟學很長時間內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功利主義原則依賴於效用,評價社會公正的標準是社會中個人福利總和的大小。在一個體現社會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為最大,而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明顯低於應該達到的水準。

自由至上主義的代表人物是諾齊克和哈耶克等人,他們認為財産權等各項權利具有絕對優先的地位,人們行使這些權利而享有的“權益”,不能因後果而被否定,不管那後果多麼糟糕。所謂社會公正不過是幻想而已,作為社會評判標準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是法治所定義的正義。

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兩個原則為基礎,第一是每個人都應平等地擁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第二是社會分配在個人之間的差異以不損害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利益為原則,而且地位和職務應向所有人開放。

阿馬蒂亞·森的社會公正理論將自由作為首要目的,認為發展可以看成是一個擴大人們所享有的真實自由的過程,同時,自由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政治自由(表現為言論民主和自由選舉)有助於促進經濟保障。社會機會(表現為教育和醫療保健)有利於經濟參與。經濟條件(表現為參與貿易和生産的機會)可以幫助人們創造個人財富以及用於社會設施的公共資源。”

上述四種公平理論都是以規範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來討論社會分配的公平與否以及減小或消除不公平問題。

7、對於所有轉型國家來説,都存在某些“前資本主義”的特點,産生大量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不是市場體制本身,而是市場體制的不健全,如市場發育不全,缺乏法規管制,一些人利用資訊不對稱或所處特殊地位和特殊關係牟取利益等等。因此,從社會公平來講,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另一類社會不公平産生於市場機制中。市場機制決定著資源的使用和收入的分配。在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情況下,資源配置由其價格所引導,因此,配置結果應是有效率的。但由於資源的稀缺程度不同,資源佔有者在市場中所處地位和所獲得的收入就不同,因此收入分配結果總是令人失望。資本相對稀缺,使得資本所有者在分配中處於有利地位,而簡單勞動者總是相對過剩,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力之外不擁有其他資本,因此在分配中總是處於不利地位。

由於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財富的總量擴大了,但是勞動的邊際産量則下降了,由邊際産量決定的工人工資水準下降,大部分收入作為利潤和租金歸之於財産所有者。因此,對於廣大勞動者來説,市場經濟是有效率的,但收入分配則是不公平的。

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和個人之間進入市場的條件也是不平等的。經濟學家在解釋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時,把資本、勞力和技術進步之外的三個決定因素歸結為:地理、開放和制度,這三方面的差異對經濟發展水準有重大影響 。由於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我國東、中、西部的發展差距正在擴大;老國有企業受著體制限制,又承擔著各種沉重的社會負擔,難以與新的企業“平等”競爭;不同年齡段的職工,其個人條件及形成這些條件的社會歷史因素不同,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平等”競爭也必然是不平等的。凡此種種,必然導致市場競爭中地區之間,個人之間收入差別的擴大。

8、自由至上主義和平均主義是兩種極端解決辦法。

自由至上主義對於市場經濟中大量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而堅持只需人們有了自由、民主等權利,而必須接受市場經濟的後果。這也是許多西方國家政府在各種國際舞臺上反覆倡導的。

平均主義則是另一種極端,它要求結果的絕對平等,而忽視了由於失去激勵,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動力。平均主義消滅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在人類發展的目前階段也就抑制了社會公正存在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在我國的國有部門中,平均主義仍很嚴重。當前仍有反對平均主義的任務。

功利主義以全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但是它以“效用”為基本分析概念,忽略了權利、自由等非效用因素;它注意了全社會福利總量,而忽視了總量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

羅爾斯的社會正義理論區分了基本的政治權力公平和經濟方面對待差異的原則,森將人的自由作為發展的目的和手段,二人以不同的方法建立起社會價值體系的基點,因而都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尤其是森對於闡釋市場經濟中的社會公平和提出校正不公平的辦法,提出了很有價值的思想,但是“自由”的提法太過學術化,而且它是人們天生應該享有的,還是別人給予的呢?

9、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産生於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産生的消極後果的批判。社會主義追求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實現社會平等的條件是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的充分自由發展。顯然,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要實現物質極大豐富這一條件,就需要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以發展生産力。因為迄今還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協調人類社會的複雜經濟活動,也沒有更好的規則來激勵人們去滿足彼此的需求。而要實現人的充分發展這一條件,則需要在相當長的發展過程中,把人作為發展的中心,給予充分的關注。

10、我們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為是社會主義,我們追求“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的目標不會變;但是,因為是初級階段,我們對社會公正的要求也只能是基本的,即同現階段我國生産力和整個社會發展水準相適應。現實的要求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應平等地享有:(1)基本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遷徙權,言論權等基本的自由權利;(2)基本的生存權利,包括維持生存和人類再生産的基本物質條件,基本的衛生保健,基本的安全保障;(3)基本的發展權利,包括接受基礎教育,平等地進入市場等。政治、生存和發展三方面的基本權利是相互聯繫的。作為權利,是人與生俱有的,不需要用社會分裂和衝突的可怕前景去證明它的重要,也不需要用喚醒人們的慈悲心懷來賜予。它所具有的絕對優先地位,構成市場經濟體制正常運轉的社會基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中國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還很低、財政還很緊張的時候,政府就確定了大規模的扶貧計劃。事實證明,在基本權利方面的“公平優先”政策,對全社會運作效益的提高也起到重要作用。可以預期,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上述各項基本權利也會不斷提升和擴充,經過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制度建設方面的十幾代乃至幾十代人的長期、持續的積累,人類就可以達到社會平等的理想目標。

(本報告執筆:盧 邁)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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