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在推進改革的同時，我們始終關心困難群體，對農村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實施扶助計劃、全力構築城市三條社會保障線、實施“土地承包法”保障農民的基本財産權利、保護務工農民的合法權利等等，這些政策措施不無體現黨和政府實現社會公平的政策取向，但是，對市場經濟中必然出現的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還需要有制度性的解決辦法。

一種極端的看法是視這種狀況為正常，指望隨經濟發展和時間推移，低收入人口狀況自然得到改善。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違背市場規律。顯然，這種對市場功能的崇拜忽略了我們經濟發展的本來目的，是不可取的。

另一種極端的看法認為，解決資本與勞力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最徹底的辦法是將生産資料的私人佔有轉為社會佔有，當每個人都是生産資料的主人的時候，社會的平等就實現了。幾十年的實踐表明，生産資料普遍國有和在此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確實保證了社會平等和相對於國民收入水準的較高的社會福利水準，但是政企不分，國家計劃代替市場導致了經濟發展中的低效率、短缺和普遍的低收入。

實踐已經證明，以國家所有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不能提供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激勵；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社會公平為首要目標，實行生産資料公有制，只會阻礙經濟發展。在多種所有制並存的今天，生産資料的佔有已經不平等，單純強調國有經濟的份額，從實現社會平等的角度來看已沒有太大意義。

１２、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縮小社會差別的主要方法有：徵收個人所得稅、財産稅和遺産稅；投資于教育和公共衛生；農地轉讓中保護農民利益；構建社會安全網和國家財政支出的社會公平原則等。

方法一：對財産徵稅。

資本與勞力之間的不平等，首先是源於財産佔有的不平等。中國在財産佔有方面的不平等已超過了收入方面的不平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詹姆斯·米德曾建議針對資本財富徵稅，即徵收遺産稅，這樣可以減少對財産所有者的積累能力和工作努力的負面影響，同時又可以鼓勵他將自己的大額財産或者廣泛地分配給小額財産所有者，或者交納高額稅收後遺留給少數子女、親屬等繼承人。

除遺産稅外，對財産所有人還應徵財産稅，尤其是個人所擁有消費性財産，如地産、房地等。而這種財産的徵稅應是經過評估，稅率應是累進的。合理的財産稅可能會影響個人儲蓄的水準，但對投資意願的影響應是較小的。

方法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

勞動者所擁有的知識和體力是其主要財産，在市場經濟中，收入與受教育水準高度相關。提高教育和健康水準是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是一條重要途徑。目前教育方面的緊迫任務是：①普及九年義務教育；②提高農村教育水準；③對勞工的在職教育，尤其是務工農民的職業技術培訓。

農村應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關鍵是由誰支付費用。九年基礎教育會使社會取得很大的收益，教育經費應由公共財政支付。對於農村貧困家庭子女，從現在起就應實行九年教育全部免費。

我國務工農民數量已達上億人，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從農業轉移出來的農民還會繼續大幅增加。農民的農業技術培訓可結合農業生産進行，而工業和服務業的培訓則需根據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進行。在民工相對集中的建築業、製造業等行業，應以企業為單位由政府與企業合作舉辦培訓班，對於分散的服務業的民工則應舉辦類似美國社區大學式的技術學院，民辦官助。目前對國企下崗職工的培訓有專門的經費支出，但對於農民工則沒有相應的經費和渠道，這方面要有專門安排，走出一條國際少有的參加者規模以千萬計的職業培訓道路來。

公共衛生的投資與教育同樣重要。對於除自己的體力和腦力之外別無所有的勞工，身體健康是他們獲取收入的主要條件，一旦生病，又是全家陷入貧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尤其是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是從起點上減少差別的重要措施。

人力資本投資看似發展政策問題，但如果不在體制上改變城鄉分割的狀況，上億農民工的需求和農村教育衛生投資等問題將難以解決。

方法三：農地轉為非農用地時保護農民利益。

我國基本的公有財産是土地，最能體現中國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是農村土地制度。三億多農戶在村或組範圍內共同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而每個農戶平等地擁有使用權，這種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各國少有而極具中國特色的。但是，這種最能體現社會公平的制度在從生産領域轉入市場流通時，卻變得最不公平。國家壟斷一級市場，農地轉為非農用地必須經過國家徵用，國家給出的地價遠低於市場價格，這一地價差額或者轉為國家基本建設開支的節省，或者轉為各種“工業區”招商引資時企業家建廠成本的降低，更多的則是轉為房地産開發商及大量的“房蟲”、“地蟲”的暴利。農民土地的地租收益應歸土地所有者。站在社會的立場上，國家可以對這部分收益收稅。但是對於農民賴以維持生計和提供保障的土地，現行政策卻是從財政角度出發，從開發商等富人角度出發，低價徵地，這是嚴重有失社會公平的一項政策。解決好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問題，有利於農村地區社會穩定和農村經濟健康發展。

方法四：構築社會安全網。

勞動者常常難以獨自承受市場經濟中的風險。國企職工過去和現在都不是決策者，卻要在轉制過程中承擔大量的轉製成本，尤其四、五十歲的工人，他們在低工資時期所貢獻的積累已無法衡量，而現在卻被迫要與年輕人在市場上“平等”競爭。城市低收入者中這部分人佔了相當多數。對這些人要在培訓和就業等方面給予幫助，更重要的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根據相關的制度規定，企業破産時國有資産應首先用於職工安置，但在實施時，由於往往是“一對一”的談判，每個企業個別解決。在這一過程中，經營管理者未必能代表國家和職工利益。在國企改制中，由至少是市級單位組成包括國資委代表、律師和會計師組成的工作組，按照規定程式操作，所得收益分別用於職工養老保險，歸還銀行欠款和列入財政專項收入，將會在城市減少大量的矛盾和磨擦。這方面主動地規範地進行比各地悄悄地不規範地進行要好得多。

方法五：公共財政支出中實行社會公平原則。

市場經濟中講究的是效率，是機會公平，而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則要既講效率又講結果的公平。現在我國有對財政支出中執行財經紀律的審計，但很少對財政支出效果評估。財政支出中的很多項目效益究竟如何，並沒有獨立的可信賴的評估報告。這方面似可借鑒世界銀行的經驗，作好公共管理項目的期中和期末評估工作。由於財政資金是為全社會服務的，財政資金運用的無效率本身就是社會不公平的表現。

財政資金中是多用一些在城市形象，還是給農民工子弟就學提供點補貼？是多建政府的賓館還是多解決點貧困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地方領導政績考核中，很多體現社會公平的指標是軟指標；而經濟增長、財政增收，“城市亮麗”，才是硬指標，是影響地方官員政績和前途的主要指標。因此有必要確立體現社會公平的社會發展指標，並定期發佈，通過群眾的知情與參與改變地方政府的行為方式和政策優先序。

另一方面，手段要與目標、責任相匹配。如教育方面，應確定入學率、文盲率等效果指標，同時確定每個學生應有的教育經費每人平均指標。每人平均指標可以有地區差別，但要有全國統一的分級標準，達不到標準，中央應該給予補助。在手段上予以保證後，對於效果的要求就可以更嚴格些。又如一個城市中有多少農民工，其本人的培訓費應是多少，其子女入學需經費多少，都需要有較為準確的統計和規劃。把手段和目標結合起來，才能切實起到效果。

１３、對於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有人羨慕、讚賞，但也有人嫉妒、敵視。如何進一步改善我國的國際形象，爭取良好的發展環境，仍是一項重要的任務。而我國堅持社會公正的信念，並建立與現階段發展水準相適應的體現社會公正的經濟體制，不僅造福于中國人民，也將取信于國際社會。

（本報告執筆：盧 邁）

中國經濟時報 2003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