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在新時期的重大決策，歷來都同正確認識和自覺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密不可分。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於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在深入分析“兩個大局”和“十一五”時期我國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基礎上提出的。

要深刻領會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必須準確認識我國“十一五”時期所面臨的時代條件和國情特點，準確認識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準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是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緊緊抓住並用好21世紀頭2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大會，是開拓進取、奮發有為的重要會議。這次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是抓機遇、謀發展、促和諧，為我國在21世紀頭20年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奠定更加堅實基礎的行動綱領。

從國內的發展環境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來説，“十一五”時期仍是我國的“黃金髮展期”和“矛盾凸顯期”

即將過去的“十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局的五年，起步的五年，是很不平凡的五年。我們黨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明確提出並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牢牢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使我國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二元結構轉型及城市化水準的提高看，我國城市化水準從20世紀末的36%提高到“十五”時期末的43%，城鎮人口從2000年底的45906萬人增加到56300萬人。以交通、能源、資訊網路等連接的城市體系逐步形成，幾大城市群生機勃勃，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市功能日趨完善。從經濟實力的增強看，“十五”時期末，我國國內生産總值總量從2000年的89468億元增加到大約15萬億元，比20世紀末增長66%；財政收入從2000年的13395億元增加到大約3萬億元，翻一番多。從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6萬億元，比20世紀末增長78%；城市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從6280元增加到萬元以上，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2253元增加到3千元。從工業化、網路化和資訊化的進展看，全國工業結構得到提升，工業體系的綜合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交通能源等基礎行業快速發展，初步形成了航空、鐵路、水運、高速公路等較為現代化的立體交通網路；固定電話普及率超過50%，行動電話普及率達到28%以上，網際網路用戶將超過1億。從國民經濟抗風險能力的增強看，在這五年中，我們成功地抵禦了“非典”和重大自然災害給經濟社會安全和國民經濟帶來的衝擊；在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原來以為會受衝擊很大的汽車、農業等都平穩健康發展，形勢良好；銀行體制的改革在加快，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推進，其他金融領域也在按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穩步開放，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大大增強。與此同時，各項社會事業取得新的進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成效顯著。經過“十五”時期的努力，我們已經站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起點上，為贏得“十一五”時期的更大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從“十一五”時期開始，我國經濟將進入一個長期較快平穩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鮮明特點是既要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又要保持平穩發展。如果沒有較快的發展速度，就難以緩解發展中的種種矛盾；而如果沒有平穩發展，就會激化發展中的種種矛盾。

據預測，從2006～2015年，全國城鎮每年將新增550萬勞動力；按年城市化速率1%算，城市每年需要接納吸收農村富餘勞動力1000萬人；國有和集體企業深入改革，每年再就業還需要提供450萬個工作崗位，加上消化往年積累的失業勞動力，城鎮每年總共需要提供2400萬個就業崗位，因此，就業壓力非常大。在2006～2015年，甚至到2020年，中國僅僅為滿足就業需要的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速度就不能低於7個百分點。所以，國民經濟沒有較快的發展速度，顯然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在較快增長的同時，還要力求平穩發展。從傳統的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來看，投資容易升溫，消費難以走強；物價容易上漲，就業往往偏冷，容易形成宏觀調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漲的劇烈波動。因此，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下大力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刺激和擴大國內消費，改善宏觀調控，就成為經濟快速而又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

毫無疑問，“十一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的黃金髮展期和新的上升期，因為一系列有利條件已經具備。第一，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逐步升級，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産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國際經驗表明，一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時期，居民消費隨之由生存性向發展性轉變，即從吃飽穿暖、有耐用消費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條件、提高耐用消費品品質、擴大服務消費轉變；與之相對應的是，重化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住宅建築業和建材業等將會有長足的發展，産業結構將向更高層次提升，技術水準將進一步提高。第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人力資本快速增加。到2010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將達8億人之多，新增大學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學歷的人力資源2500萬人左右，規模巨大並且成本相對較低的勞動力資源、鉅額的人力資本，將是我國經濟成長的強勁的比較優勢。第三，從我國資本的來源看，我國國內國民儲蓄率較高，這又為産業發展的投資奠定了積累的源泉。第四，隨著城市化、交通現代化和通訊數字資訊化，我國城市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鐵路和航空、港口和機場、資訊網路等條件將不斷改善。“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工業體系和各方面的基礎設施現代化將更上一個臺階。第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逐步完善，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局面還將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一切，可以説都是我們的優勢，將為“十一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當然，我們又清醒地看到，“黃金髮展期”同時也是“矛盾凸顯期”。我國在“十一五”時期將繼續面臨“三大挑戰”，即資源特別是能源短缺的挑戰，發展環境特別是生態環境惡化的挑戰，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這“三大挑戰”，説到底就是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我國社會生産力不夠發達及資源相對短缺之間的矛盾，是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反映。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國經濟中的結構性矛盾，包括産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的問題凸顯出來。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推進城市化和進一步解決“三農”問題，調整結構和擴大內需，同時轉變增長方式、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培養人才就提到極其重要的日程上來了。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諸多問題，包括就業、社保、扶貧、入學、醫療、環保、安全生産、收入分配等就成為必須切實注意的迫切問題了。也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堅持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各方面體制改革作為“十一五”時期和此後更長時期一切事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成為不可動搖的指導方針了。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正是在充分考慮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的基礎上，為應對這些挑戰而制定的重大決策。

總起來説，我們要在這種“黃金髮展期”與“矛盾凸顯期”並存的國內環境中來展開“十一五”時期的發展佈局，就需要有多方面的統籌，大力度的協調，從而真正做到平穩和較快的發展。

從我國發展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對外經濟關係的階段性特徵來看，“十一五”時期將繼續是我國與世界的“深化依存期”和“摩擦多發期”

進入21世紀，國際環境總體穩定。全球經濟發展，乃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和平的環境；而維護和平，包括反恐和反核擴散等，則需要多方面的國際合作。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有利於保持一個總體穩定的國際環境，同時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生産要素流動和産業轉移加快。隨著各國之間貿易、投資、技術、勞務等方面合作的加強，各國比較優勢的發揮，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將日益加深，外部環境總體上對我國的發展是有利的。

一是大國關係格局將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我國“和平崛起”大業和“十一五”時期的發展環境來説，處理好大國關係是關鍵。伊拉克戰爭後，美國與各大國關係進入修復期，多極化趨勢將進一步強化；新一輪大國綜合國力競爭將加劇，各國都爭相謀求新的戰略制高點；中國和平崛起，給各大國提供了更為有利的市場機會；中國在大國關係中的地位將不斷上升。二是發展中國家合作將進一步加強。對我國“和平崛起”大業和“十一五”時期的發展環境來説，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是基礎。同這些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的團結與合作，將推動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加速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而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交流，隨著中國市場的擴大，將會進一步擴大和深化。三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周邊環境既有機遇，又面臨著挑戰，但總的走向仍然是機遇大於挑戰。中國的地緣環境決定了處理好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性。我們按照“睦鄰、友鄰、富鄰”的方針和“擱置爭議”的原則，保持了與周圍鄰國的良好合作關係，穩步推進了邊界問題的解決；並正在與周邊國家進行磋商，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有關國家合理開發東海和南海油氣等資源。四是隨著國際關係的變動和區域合作的加強，中國發展的空間更大。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多邊外交已經成為中國開拓交流和合作的重要舞臺。

同時，國際環境複雜多變，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方面佔優勢的壓力將長期存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威脅論”等不利於我國發展的國際輿論時起時伏。當前“軍事威脅論”尚未淡化，“經濟威脅論”又突出起來，貿易糾紛和其他經濟摩擦明顯增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配額等限制的放開，中國紡織品等産品的出口強勁，歐美和日本等國一些人士認為中國經濟的成長，中國産品的出口，造成能源短缺，影響到他們的産業、就業，造成他們産業的轉移等。對此，我們要正確認識、妥為應對，絕不能因為這樣和那樣的干擾動搖我們關於國際環境總體走向的基本判斷和決心。我們要繼續奉行而不是放棄和平發展的外交政策，堅定地做世界上負責任的大國。在這個過程中，又要針對國際社會的關切和憂慮，用我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努力使能源多元化，立足本國來解決自己的能源問題，並積極轉變增長方式、消費方式，建設一個以節約資源為核心的節約型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使世界不斷加深對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戰略和政策的理解。

應當看到，隨著我國的快速發展與強勁崛起，我們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依靠自我平衡求得發展的舊模式發展階段，進入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這就使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國內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成長的主要拉動力。從國內社會零售商品看，99%以上達到平衡，甚至略有過剩。2004年，中國投資品市場額為7萬億人民幣，零售商品消費近5.4萬億人民幣，還有兩三萬億元的服務市場。從中國與國際市場的關係看，2004年進出口總額達11548億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計算，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70%。2004年,我國共計出口了5933億美元産品；另一方面，中國也從各國進口了5614億美元的産品，其中包括一些我國短缺的資源。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巨大市場，越來越有力地體現了國際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你的經濟合作關係。

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的這幾年來，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各種摩擦也與日俱增。由於發達國家的內需不振、産業結構不適應于經濟全球化的要求等原因，2004年和2005年，我國與美國和歐盟在紡織品、鞋産品、傢具産品等方面，都發生摩擦，中國企業遭遇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以及製造業、貿易業的智慧財産權爭端頻頻發生，對我國産品的技術壁壘、生態環境壁壘、安全使用壁壘等也呈上升之勢。

總的來説，我國要在與國際經濟的這種“深化依存期”與“摩擦多發期”並存的國際環境中趨利避害，求得互利雙贏，而這又需要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水準，善於從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中把握髮展方向，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髮展全局。

縱觀“十一五”時期乃至更長時期的國內外環境，面對複雜多變的形勢，可以得出一個總的概念，就是黨的十六大關於21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清醒地估量了今後五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承前啟後的重要時期。只要我們緊緊抓住機遇，應對各種挑戰，解決長期積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突破發展的瓶頸制約和體制障礙，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社會和諧，我們就一定能夠使“十一五”時期的這五年，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關鍵發展期，成為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的一個關鍵發展期，從而開創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新局面，為後10年順利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從更深層和更長遠的角度來領會，那就還可以看到，十六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更鮮明地體現了我國在整個21世紀上半葉的三個必然大趨勢。

第一個必然大趨勢，就是中國人將繼續集中一切力量謀求自己的發展。中國13億人口的發展要求和發展能力，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內在的客觀的強大推動力。十幾億人口逐步富裕起來，那就不僅是無比豐厚的人力資源，而且是巨大的現實購買力和世界上潛力最大的國內市場。如果“十一五”期間，我國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平均按照8%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將達1900美元，國內生産總值總量現價將達22萬億人民幣左右，其中國內投資需求將為8萬億人民幣，國內消費需求將高達15萬億人民幣，再往後無疑還會更加擴展。像這樣規模的一國內需，在世界經濟史上也是夠分量的。而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以持久的努力，把自己的社會生産力發展水準繼續向上提升。從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説，中國從領導層到最廣大群眾當前和今後的一切努力，歸根到底都是為了迎接和應對21世紀三四十年代將要到來的15億人口高峰所産生的巨大內需。

第二個必然大趨勢，就是中國人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在獨立自主（包括能源也是基本立足國內）的基礎上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更加自覺地走一條依靠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同一切相關國家深化依存、合作共贏的道路。由於各國資源、地理、人文、産業發展階段等不同，當代全球經濟中的區域化、專業化分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就決定了各國只有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互相交流和協作，才能取長補短，在合作中獲得雙贏和共贏。正因為這樣，中國在“十一五”時期將更加自覺地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經濟發展並分享發展帶來的利益。我們必須清醒地估量世界範圍內資源供需的形勢發展，資源競爭的日益激化。而資源的稀缺和價格上漲將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資源和能源節約型的增長方式和消費方式，推動新的替代資源和能源的尋找和發現，並從而改變人們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在這種情勢下，加大知識和技術的自主創新力度，既是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具有活力的內在動因。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高度重視國際經濟技術的交流和合作。21世紀的前20年，將是一個區域經濟合作加速發展的時期，在貿易優先安排、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以至經濟一體化等方面，都將愈益深入，這又將有利於減少貿易摩擦和交流成本，給每個參與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緊緊抓住這個趨勢，積極參與東盟10+3、亞太等多個地區性經濟合作，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建設，無疑將為我們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我們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在同經濟全球化經濟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説，這也是世界近代以來任何一個後興大國崛起所從來沒有做過的。

第三個必然大趨勢，就是我們已經把中華民族到21世紀中葉的偉大復興，把中國的和平崛起，界定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協調發展，界定為國民素質的提高和對內對外各方面和諧關係的構造。也就是説，這將是中華文明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偉大復興，而這將意味著中國社會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一次偉大變革，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改造。這樣一種界定，已經形成為根本性方針，形成為一條和平的、文明的、開放的道路。正如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所説：中國會變成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我們正在認真做起來，並將持久地做下去。還應當説，這也是世界近代以來一切後興大國崛起所從來沒有做過的。

“十一五”時期乃至今後更加長遠的發展進程中，我國將面臨多方面的重大挑戰，同時也將面臨多方面的重大機遇。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清醒地把握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既要有憂患意識，又充滿信心，繼續解放思想、開拓進取，繼續銳意改革、推動創新，繼續求真務實、埋頭苦幹，就一定能夠不斷創造新的業績和新的輝煌。（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 鄭必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