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２００６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５年過渡期的最後一年，十分關鍵。針對目前經濟運作的良好態勢以及某些領域出現的不和諧因素，２００６年需要防止産能全面過剩的出現，保持投資和消費的合理比例；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努力提高農民收入，合理引導房地産業的健康發展；堅定不移推進銀行業的改革開放，積極發展資本市場；切實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合理用好外匯儲備。

一、 ２００６年的主要任務不是防止經濟下滑，而是要防止産能過剩

從２００５年我國前幾個月的宏觀經濟運作來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物價走勢平穩。１～３季度國內生産總值同比增長９．４％，前１１個月固定資産投資累計同比增長２７．８％，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增長１２．４％，廣義貨幣Ｍ２增長１８．３％，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增長１４．１％，居民消費價格累計同比上升１．８％。按照這樣的態勢發展下去，預計２００５年經濟增長將達到９．３％左右，消費物價控制在２％以內，保持全年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已成定局。

從經濟週期的角度出發，雖然從２００５年開始宏觀經濟增長速度即已出現下行趨勢，但是只要明年宏觀經濟政策保持中性，完全可以使經濟在穩定增長的平臺繼續發展，並且在２００６年達到９％左右的增長速度。問題在於，我們必須防止産能全面過剩的出現和由此引發的通貨緊縮風險。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固然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通貨緊縮也會對經濟産生破壞作用。這是因為，公眾和企業的消費和投資行為不但要受到商業銀行提供的名義利率的影響，而且也要受到物價水準變化的干擾。通貨緊縮可以使公眾和企業感到把錢存到銀行的實際收益更高，從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髮展産生抑製作用。

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確定２００６年是否能夠有效避免通貨緊縮的出現。從統計數據來看，各種物價水準基本處於下降通道。就累計居民消費價格水準變化而言，１～３季度分別為２．８％、２．３％和２．０％，而１１月份又下降到１．８％；就工業品出廠價格水準變化而言，１～３季度分別為５．６％、５．２％和５．０％，而１０、１１月份又分別下降到４．０％和３．２％。特別是２００４年宏觀調控的重點行業鋼鐵業，它們價格水準的下降已經成為帶動整個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的關鍵因素。如不引起足夠重視，很可能會成為２００６年發生通貨緊縮的重要誘因。此外，由於２００４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局部過熱，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直接推動了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直到今天，煤炭價格還在大幅上漲。實際上，這些行業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由２００４年的過熱行業轉化為新一輪的過剩行業，必須引起足夠警惕。

需要指出的是，必要的宏觀調控措施對於我國經濟實現持續、健康和快速發展十分有利，但是宏觀調控特別是行政手段不能完全代替市場機制，否則將會本末倒置。為了防止我國經濟反覆出現過熱或者過剩式的大起大落，最為關鍵的措施就是加快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提高微觀個體對價格信號的靈敏度，而政府只應在投資經營活動中起引導作用。除此之外，政府也要儘早開放壟斷行業。民營資本的進入，有助於壟斷行業依照市場規律辦事，提高經營績效。

二、沿著公共財政思路完善財稅制度，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從宏觀經濟政策角度出發，２００６年仍應以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基調。從財政政策角度出發，政策力度應以保持赤字絕對規模不變為前提。一方面，這樣的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沒有刺激作用，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另一方面，上述提法雖然意味著赤字／ＧＤＰ相對下降，但是也不會對經濟産生緊縮作用。這是因為，１９９５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佔ＧＤＰ的比例始終保持上升，已經從當時的１０．７％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９．３％，幾乎上升了１倍。因此，保持赤字絕對規模不變並不意味財政支出佔ＧＤＰ的比例不會上升，並不意味著財稅活動（財政收入和支出）對經濟行為的調節作用已經受到削弱。

就明年的財政稅收政策而言，關鍵是如何沿著公共財政的思路繼續完善我國財稅體制，推進各項改革。公共財政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制性四大特徵，而從目前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來看，由於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與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原則明顯相悖，而且也帶來嚴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和貿易摩擦。建議個別政府部門及早轉變認識，著眼國家全局，加快內外資企業稅率並軌步伐。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加緊進行物業稅制度研究，並在時機允許的時候作為一項穩定的政策而不是宏觀調控的杠桿出臺，引導公眾對房地産的理性消費。

作為貨幣政策，２００６年應當繼續延續２００５年的穩健基調。一方面，考慮到我國經濟總量逐年增加，人民幣信貸增幅的絕對數值也應當有所增加。另一方面，考慮到以債券融資為核心的直接融資將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未來我國企業對銀行信貸的依賴程度將會有所下降，Ｍ２／ＧＤＰ增長速度可能減緩甚至下降，貨幣信貸增幅不宜設定過高。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２００６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為８％。按照這樣的政策目標，假定通貨膨脹率控制在３％以內，那麼貨幣政策目標以廣義貨幣Ｍ２增長１４～１６％，同時人民幣信貸增長２．５～２．７萬億為宜。

值得關注的是，２００５年貨幣和信貸增幅出現了明顯差異，前者增長超過後者４個百分點左右，這主要與今年凈出口增幅明顯擴大相關。由於明年凈出口增幅完全可能減緩，相信貨幣和信貸增長之間的缺口也會逐漸合攏。但是，上述現象容易引起錯覺，即兩者之間的增幅反差會使我們認為監管當局對信貸控制過嚴。實際上，監管部門對銀行資金的監管早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初的直接信貸管制，而是按照國際通行標準，進行資本充足率監管，保證銀行貸款發生損失時不致發生清償風險。從歷史上看，由於外部監管不到位，而國有商業銀行又不嚴格遵循信貸風險控制規則，導致政府最終不得不為呆、壞賬兜底，反覆注資、反覆剝離。長此以往，只會將國家財政拖垮。因此，在無法保證資本充足率條件下盲目放貸，只會帶來經濟的虛假繁榮，是用短期增長換取長期風險的一種不智選擇。

三、努力提高農民收入，合理引導房地産業發展

我國經濟發展正朝著四個方向全面推進，即城市化、工業化、國際化和市場化。其中，城市化既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手段，又是拉動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就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而言，政府和學界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輪廓。關鍵在於加快推進城市化，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同時又不至造成過大的社會矛盾。當然，城市化只是一種長期政策，為了防止城鄉差異進一步擴大，我們也需要短期政策，即對農村給予適當補貼。而作為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之間的中長期政策，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還在於機制創新，切實提高和培育農村居民自我發展的能力。首先，要加快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等相關領域改革，使得農村居民能夠真正輕裝上陣開展生産經營。其次，要加大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以及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既使他們認識世界，也要使世界認識他們。事實上，很多農村地區不是沒有好的産品，但往往因為沒有連接外部的公路，生産出來的産品無法外銷轉化為財富；而且由於資訊手段不發達，他們並不知道市場需要什麼，導致自己的經營活動受損；此外，由於科技教育水準落後，無論從自身素質而言還是農業産品品質出發都沒有競爭力，以致失去市場。再次，要加快推進農村信用社改革。包袱輕了、設施技術有了，沒有資金農村經濟也發展不起來。

與此同時，城市化也為城鎮地區帶來了新的經濟增長點。眾所週知，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城市化比率大約要低２０～３０個百分點左右，而達到這一比率決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實現。也就是説，由城市化帶來的房地産業快速發展，很可能會在未來１０年甚至２０年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房地産業的發展也必然拉動上游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進而拉動更上游煤炭、電力、石油、交通等行業的發展。毫不誇張地説，房地産業的好壞也是國民經濟運作的“晴雨錶”。２００４年宏觀調控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２００５年針對房地産價格上漲過快，實際是一脈相承的。可以預見，既然城市化和房地産業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長期主題，２００６年宏觀調控就應繼續關注房價及相關行業，使它們保持平穩發展的態勢。

四、加快銀行和資本市場改革，為現代經濟發展打下基石

２００３年以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體制正式建立以來，我國金融改革的力度空前加大了。特別是在銀行改革領域，改革已經取得明顯進展。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正按“財務重組—公司治理結構改革－上市”三個步驟有條不紊的推進，交通銀行和建設銀行已經成功上市，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也基本完成了財務重組。另一方面，農村信用社改革也已經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８個省份試點的基礎上，推廣到全國３０個省、市、自治區。與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改革不同，之所以我們現在再次為銀行注資、剝離不良資産，此後又引進戰略投資者，關鍵是要花錢買機制，真正實現國有銀行的市場化，徹底打破財政對它們反覆輸血的惡性迴圈。

對於２００６年的銀行業改革來説，最為關鍵的是要堅定信念、澄清認識，防止改革出現回潮。外資入股中資銀行，這相當於把真金白銀放在國內銀行業，只要我們牢牢把握住登記、結算、託管系統，外資將完全在我們的掌控之中。況且，我國銀行監管部門對外資也有嚴格要求，能夠有效地避免境外戰略投資者成為心術不正的投機者。事實上，中國銀行業不改革、不對外開放，就不能實現自身體制和機制的更新再造，就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能維護國家的金融安全。

此外，２００３年十六屆三中文件以及今年１０月召開的五中全會文件都已明確提出，要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金融企業，而目前為止我國全國意義上的民營銀行只有一家，這值得我們深思。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我國銀行數量已經不少了，所以關鍵是要進行結構調整，盤活現有存量。但是在目前只有少量退出卻沒有準入的格局下，如何才能實現銀行體制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因此，建議我國有關金融監管部門儘快將民營銀行準入納入議事日程，相信這對於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和創新又將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式。實際上，歷史上農村合作基金會和農村信用社的失敗與各級政府和國有銀行的參與是密不可分的，關鍵輸在産權機制問題上。雖然産權清晰並不代表一切，但是我們完全有必要在新的監管體制下，吸收以往教訓，開始一次新的政策試驗。

最後，銀行業的發展也離不開資本市場的改革。可以看到，之所以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選擇海外上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國內股市容量不允許，而且又處於股權分置改革的關鍵時期。更為重要的是，我國銀行業資産佔整個金融業資産９０％以上，“一業獨大”的現象非常明顯，以致廣義貨幣Ｍ２／ＧＤＰ比例已經達到２００％左右。大量風險積聚在銀行業，這不利於我國的金融穩定。因此，２００６年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債券市場發展，儘快修改現有《債券管理條例》，另外一方面也要在政策試驗的基礎上，儘快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正像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一樣，股權分置久拖不決只會使問題變得更糟，而且由於股票價格極易受到市場信心和預期影響，漸進式的改革方案顯然很難成功。而在短期之內解決股權分置問題，這不僅需要證監會和國資委的膽識，而且對國家高層也是一種考驗。

五、切實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合理用好國家外匯儲備

２００５年１～１１月，在基本保持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出口增長速度的同時，我國進口增長速度大幅下降，僅維持在１７．１％，比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進口增長速度均回落２０個百分點左右，導致貿易盈餘迅速上升，達到９０８．２億美元。按照這樣的增長速度，２００５年全年貿易盈餘完全可能超過１０００億美元。貿易盈餘的擴大也引起我國外匯儲備的增加，預計全年將達到８２００億美元左右。

這種國際收支的失衡至少帶來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短期的鉅額貿易順差換來長期的國際貿易摩擦，從而使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乃至經濟總量的增長喪失穩定性；其二是鉅額外匯佔款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過多，給貨幣政策操作帶來困難；其三是造成我國相當一部分儲蓄財富外流海外投資，不利於國內經濟的發展；其四是出於安全考慮，大量外匯儲備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造成資金資源的嚴重浪費。

實際上，由於貿易摩擦、２００５年凈出口基數較大等原因，２００６年繼續産生如此巨大的貿易盈餘的可能性已經很低，因此必須切實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擴大內需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原則。但是，由於外匯儲備的大量激增，我國中長期將面臨著一個如何用好外匯儲備的問題。為了使外匯資金平穩流出，我國可以考慮建立“外匯儲備投資基金委員會”，並在法律允許或授權的框架下合理使用。基金的用途決不應拘泥于購買美國國債的傳統老路，可以選擇在價格適宜的時機，購進石油等自然資源作為國家戰略儲備；可以用於購買國內難以獲得的技術、設備，並且用於國內人才的海外培訓；可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等領域，以較低的風險換取較高的回報；除此之外，還可以在外匯儲備投資基金下設立宏觀風險管理基金，用於社會和經濟突發事件例如自然災害和瘟疫等的應急處理。

（作者孟春 王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成果屬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所在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