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離不開宏觀經濟調控工作。做好宏觀經濟調控工作，要特別注意把握好以下幾個政策取向。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在平穩較快基礎上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是“十一五”實現又快又好發展的宏觀調控目標的基本要求。經濟平穩運作既可保證增長的可持續性，拉長經濟繁榮發展的時間，又可為“快”和“好”創造條件。經濟大起大落，既難以保持長期的快速增長勢頭，又會影響增長的品質和效益。1950-1978年經濟大起大落，增長最快的1952年為22.3%，最慢的1961年為-28.3%，最大峰谷落差超過50個百分點，絕對波動系數和相對波動系數分別為0.1124和0.0142，經濟增長的品質也非常低。1979-1994年的經濟雖然仍有大起大落，但起落幅度明顯變小，最快的1984年為15.2%，最慢的1990年為3.8%，最大峰谷落差降到11.6個百分點，比1950-1978年的峰谷落差要小38個百分點，絕對波動系數和相對波動系數分別降到0.1和0.01以下，經濟波動明顯收斂，且經濟增長的品質也有所提高。當然，從更高的要求看，我國經濟還存在大起大落的風險，經濟運作的平穩性還不是很好，還沒有形成又快又好的增長格局。

“十一五”時期的經濟增長要做到又快又好，首先要平穩，“穩”是實現“快”和“好”的前提和條件。特別是在“奧運”和“世博”前後，如果政策操作不當，宏觀調控缺乏穩健意識，經濟就有可能出現快速增長後的滑坡，出現繁榮後的衰退，甚至出現蕭條。因此，“十一五”的宏觀調控政策要始終貫徹穩健精神。要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雙穩健政策。雙穩健政策下的宏觀調控方式應始終貫徹微調精神，根據情況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雙向微調”，措施操作更加注意協調搭配和時機節奏；雙穩健政策要更加注意運用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逐步減少行政手段，必要的行政措施也只是作為補充性、輔助性手段加以運用，靈活利用稅率、利率、匯率和其他參數調控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行為及總體經濟運作速度，尋求短期平衡目標和中長期發展目標的一致，拉長經濟週期特別是繁榮期的時間，實現短期靜態均衡和長期動態均衡之間的良性互動。當然，這種穩不是低速水準上的平穩，不是增長率越低越好，而是要在不出現高通貨膨脹情況下實現適度較快的增長速度，我們不能因為過分強調“穩”而放慢經濟發展速度。

保持物價基本穩定

“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積極融入全球化，生産和消費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勞動生産率提高使得産品和服務生産能力大幅提高，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可能使經濟運作和發展面臨較低的通貨膨脹壓力。

總體看，“十一五”時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上漲3％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價格基本穩定”水準。實際物價變化不可能始終固定在3％這樣一個不變的水準上，總是會圍繞這個值上、下波動，這是因為週期變化和政策效應往往要以一定的時間延續和慣性方式出現。根據經驗，大致可以將這種慣性帶來的物價變動幅度定在上、下2個百分點，即1％為下限，屬於轉向通貨緊縮的分水嶺，接近、達到或低於1％可以理解為進入通貨緊縮區間；5％為上限，是今後較長時期內通貨膨脹的“警戒線”，接近、達到或超過這個水準可以看成是進入比較典型的非自然型通貨膨脹，應當加大宏觀緊縮的力度。因此，“十一五”價格總水準基本穩定的區間為1%-5%。當然這只是指年度指標。月度、季度指標可能會比年度指標更有彈性一些。比如，在有的年份內可能出現連續幾個月超過5％的情形，當出現這種情形時，應當及時採取短期從緊措施予以調控，通過對月度、季度指標的及時糾正，使年率控制在“警戒線”以內，最好是1％－5％的中值附近。

分類看，“十一五”時期農産品、服務漲價壓力較大，工業品漲價壓力較小；能源、原材料漲價壓力較大，製造品漲價壓力較小；技術含量高、高端化的內涵型産品漲價壓力較大，技術含量低、低端化的粗放型産品漲價壓力較小。稀缺程度較高的資源品、高端化技術品需求旺盛，供給偏緊，漲價傾向明顯，稀缺程度較低的加工品、低端化初級品需求不足，供給相對過剩，降價傾向明顯。

這就要求“十一五”時期既要調控好價格總水準的變化，注意防止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保持持續性較好的價格總水準基本穩定，又要注意在創新價格機制和理順價格秩序基礎上，對不同類型産品和服務的價格進行結構性管理和指導，以避免因“過剩和不足並存”帶來的資源浪費，防止結構性通貨膨脹和結構性通貨緊縮的迴圈、交替出現。

積極增加就業

由於人口—勞動力週期效應，“十一五”時期城鄉新增勞動年齡人口仍將保持1.5％左右的增長速度，加上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和現有城鎮下崗人員，城鎮每年需要安排就業的達到2400萬人，如果按照最近兩年每年新增就業崗位800—900萬個左右計算，那麼“十一五”各年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缺口在1500萬個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壓力。為了經濟社會穩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十一五”時期要實施更為積極的就業政策，在深化勞動就業體制改革條件下，改善城鄉就業環境，千方百計拓寬就業門路，增加就業機會。

其政策措施包括：1.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特別是服務業，既要拓展商貿流通、文教衛生、餐飲旅遊、社區仲介等傳統服務業領域的就業渠道，又要通過大力發展科技資訊、金融保險等現代服務業來增加就業機會。2.鼓勵發展個體、私營、外商投資、股份合作等多種所有制經濟，積極發展勞動吸納彈性較大的中小企業，通過體制創新和結構調整實現就業渠道多樣化。3.要促進跨地區的勞務協作和對外勞務輸出，鼓勵就業壓力大的地區特別是資源開採型城市和獨立工礦區，按市場需求發展接續性産業，組織下崗人員到有勞務需求的地區就業，到農村承包荒山、荒地，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4.鼓勵有條件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進行結構調整、重組改制和主輔分離中，利用非主業資産和閒置資産，更多地安置企業富餘人員，對破産企業要利用其有效資産安置職工。5.鼓勵下崗人員通過非全日制、臨時性、季節性、彈性工作等靈活多樣形式實現就業，通過發展勞務派遣、就業基地等組織形式，為他們靈活就業提供服務和幫助。6.要改善自主創業—就業環境，鼓勵和扶持更多的下崗失業人員從事個體經營，減輕稅費負擔，為下崗人員自謀職業、自主創業提供寬鬆自由的信貸資金條件，對下崗人員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所需要的小額貸款，應由當地政府確定的擔保機構負責擔保，貸款擔保基金主要由同級財政籌集資金建立。7.對城鄉各類無業人員，要通過靈活方式實現再就業，政府從勞動關係、工資支付、社會保險和就業資訊等方面提供相應服務和幫助。8.加強職業教育和再就業培訓，建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和再就業援助制度，對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要普遍實行勞動預備制度，加強職業訓練，對農民工要加強技能培訓，對大學畢業生要進行適應崗位培訓，在政策、管理和服務上都要體現公平就業待遇原則。“十一五”時期，爭取在城鄉之間、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壟斷和競爭行業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以及各個地區之間逐步建立起自由擇業、公平待遇、機會和權益平等的新就業機制，在形成勞動力自由流動基礎上，實現相對的充分就業目標。

更有效地管理需求

“十一五”時期宏觀經濟管理要實行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相結合，但政府宏觀調控的重心還是需求管理，因為這期間經濟增長儘管存在來自能源、資源、交通運輸等方面的資源瓶頸的約束，但由於技術進步、製造能力和勞動生産率的提高都在加快，就使得整個經濟的運作和發展面臨的經常性挑戰還是生産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只有積極有效地利用好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經濟中的總供求矛盾才可能得到緩解，才有可能在不斷增加就業，既防止通貨膨脹又防止通貨緊縮的同時，保證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地增長。

需求是“十一五”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需求導向是該時期經濟運作和發展的基本導向，宏觀經濟調控的有關政策應當努力適應這一基本導向。

在內需和外需關係中，以內需為主導。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的貿易、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本的外向依賴度逐年提高，經濟增長對外貿的依賴度（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近年來達到70％左右，對外資的依賴度為7％左右，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對外依賴度也很高。這個格局在“十一五”時期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這意味著中國對開放水準的提高還處在很強的慣性之中，也説明促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外部空間還很大，還可以進一步加以拓展。

但從長期戰略角度看，過分依賴外部資源特別是過分依賴外需的發展模式難以持久，這不僅是因為會面臨愈益增大的國外保護主義和反傾銷壓力，出口拓展的難度加大，出口的制度性成本提高，以低價為特徵的粗放型出口的綜合競爭力逐漸下降，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以低土地價格、低勞動力價格、高能源資源消耗和高環境污染帶來的低價商品出口，會在為出口目的地國家和地區消費者提供低價消費福利的同時，抬高國內物價，加大國內市場的通貨膨脹風險，降低國民的消費福利，這是一個低效的發展模式，因為國民經濟最終效率評價在於是否增進了凈的國民消費福利。“十一五”時期應當著手逐步轉變以外需為主導的發展模式，應在穩定利用外需的同時，更多強化“內需主導”，加快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

在投資和消費關係中，以消費為主導。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和消費關係表現為比較典型的“投資增長快於消費增長”的趨勢。儘管期間有過幾次“降低積累率、提高消費率”的強烈呼聲和政策努力，但實際結果依然保持這個趨勢至今。

現在回過頭來看，在每人平均GDP低於1000美元以前，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還未提出以前，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度還未明確確立以前，“投資增長快於消費增長”是必然的。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在工業化和市場化中期以前，出現投資增長快於消費增長有一定的必然性，這個特徵在全面短缺和普遍存在軟預算約束的經濟中，會表現得更為突出。但在“十一五”時期，這些條件都會發生明顯變化，特別是發展階段和體制機制的轉換加快，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步伐加快，就業、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加快，城鄉之間、城鎮中低收入者之間的消費差距縮小，農民、城鎮中低收入者的消費能力提高，會促使大眾消費規模擴大，從而促使社會消費總需求擴大。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新型社會將會在“十一五”時期逐步形成。

為了實現從“投資主導”到“消費主導”的模式轉變，應當採取如下宏觀調控政策措施：

（1）改善政府管理行為，加強消費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在政府的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中要突出消費的地位，更多地發揮擴大消費在內需中的作用。一是在提出和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時，要減少投資衝動，提高消費理念，宏觀的需求管理中應更多注意消費需求管理，加強對消費需求的調控和平衡，發揮消費需求對整個宏觀短期平衡的作用。二是在五年規劃中要突出消費發展，圍繞如何提高居民消費水準、改善人民生活來制定經濟增長、投資、産業和其他經濟指標，而不能脫離消費來制定這些經濟指標，消費應當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核心內容。三是政府應當努力為消費者創造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秩序，提供一個自由選擇的環境，切實保護消費者權益。在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時，政府要弱化投資意識，改變直接抓投資、抓賺錢項目的狀況，要對那些審項目、定預算、批資金的主管部門進行嚴格的規範。

（2）調整消費與投資關係，提高居民最終消費率。“十一五”實行“消費主導”型需求管理的目標是降低投資率，投資適度增長，提高最終消費率，從整體上加快提高國民消費福利水準。“適度投資”強調投資增長要保持中性、穩定趨勢，避免出現過度投資傾向。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每年平均增長15％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每年平均增長10％左右，最終消費率從2004年的53.6%提高到2010年的60%左右。投資和消費增長在年度表現上會有波動，可以考慮將投資增長波動區間控制在12％－20％左右，消費增長速度控制在8％－12％左右。季度和月度的波動區間會略微大一些，上限高一些，下限低一些，如果上下各增加2個百分點為合理的月度、季度波動差，那麼，投資增長的月度、季度波動區間為10％－20％左右，消費增長的月度、季度波動區間為7％－13％左右。各年在調控投資和消費的變化時，既要把握好年度區間，又要把握好月度、季度區間，通過調節月度、季度值的變化趨勢，來達到穩定在月度、季度區間以內的調控目的。

（3）增加就業和每人平均收入，提高居民購買能力。提高購買力是提高消費能力的前提。在人口自然增長速度趨降的前提下，增進就業，提高社會總就業水準，就可以提高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只有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才可能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市場購買力，從而增加居民的實際消費。

（4）增加有效供給，提高居民消費意願。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必須改善和優化消費品的供給結構，促使生産者為消費者提供有效供給，提供稱心如意的消費品，改變供求嚴重不對稱的狀況。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來促使消費的客觀趨勢轉化為現實，讓老百姓增加購買和消費選擇，在提高生存型消費品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發展型、享樂型消費的水準。

（5）縮小消費差別，擴大全國居民消費需求。中國的消費增長整體上慢于投資增長，表現為消費需求長期不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大的收入差距造成過大的消費差距。要擴大全國居民的消費需求，還應當在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差距基礎上，建立公平消費模式，促進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協調增長。一方面，要繼續鼓勵高收入地區和人群進一步增加消費，使高收入群體的消費不斷增長；另一方面，要擴大中等收入層的人口群體，在全社會形成一個購買能力很強的消費者主體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包括公務員以及各種類型企事業單位科技人員、經濟管理人員及技術工人等。同時，還要通過政策支援和體制改革促使落後地區、農村和城鎮低收入群體不斷增加收入，提高實際購買能力。要完善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切實保障城鎮困難家庭的基本生活；增加對低收入戶特別是困難戶的救濟、補貼；通過減稅、支援創業等手段增加各類困難戶的收入，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和水準。

（6）擴大消費信貸，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當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進入到住、行為主的消費階段後，信用消費將成為消費需求實現的主要形式。擴大居民消費，促進社會消費需求穩定增長，在宏觀調控中還要注意利用好信貸杠桿，通過增加消費信貸來提高居民的購買能力和消費能力。“十一五”在加快建立健全個人信用體系的同時，要加強對個人消費信貸的調節，促進個人消費信貸均衡增長。為了保證個人消費信貸長期均衡增長，發達國家一般將個人消費信貸佔個人總收入的比例控制在30%左右，我們可以略高於這個指標。從均衡、協調增長的需要來看，在短時期內，中國的個人消費信貸佔個人收入總水準的比例可以按30%－50%來調節，長期目標逐步調整到30%左右。

（7）優化消費體制環境，穩定居民預期。擴大消費的另一個重要的制度途徑是加快消費體制改革，徹底清除各種抑制消費的制度安排，建立一個有利於促進居民消費的新機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建立健全包括醫療、養老、失業和低收入救濟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人們就沒有後顧之憂，就可以減少對未來的擔心，增加即期消費，擴大當前的社會總需求。

（8）落實科學消費觀，實現可持續消費。擴大消費還要求提高消費的效率，選擇節約型消費模式，力爭用最少的商品和服務數量使消費者獲得最大的效用，實現最多的滿足，得到最大的快樂，在快樂指數和節約指數之間建立良性關係。如果在消費品數量減少的基礎上，達到既節約又快樂，就能夠在提高消費者滿足程度的同時，減少對資源的消耗和對環境的影響。在這樣一個新的消費模式下，消費才可持續，進一步擴大消費才可以獲得更大的空間。（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東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