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

“十一五”時期，“三農”問題如何解決，出路何在，是否有解？最近，《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第三部分提出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藍圖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社會各界的關注。近日，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接受中國經濟時報採訪時，對此做了相應的解讀。

新形勢催生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指導思想

溫鐵軍分析，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農業結構調整，到農民增收到現在強調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邏輯遞進關係的政策提出過程。實際上，從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這是我們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有幾個原因使得這一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

其一，中國這幾年儘管經濟高速增長，但是內需就是上不去。上世紀８０年代我們曾經有一個很好的黃金增長期，是因為農民收入不斷提高，而且當時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同時帶動農村的消費增長；到９０年代，隨著農民收入增長速度越來越緩慢，內需拉動戰略調整很難真正見效。內需上不去，於是變成如今的投資推動。這樣的結構不是一個很穩定、可持續的結構。

其二，該問題直接影響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結構性問題。不可能説中國城市都已經花團錦簇，然後帶著一個有龐大人口、生活相對落後的農村，説我們進入了中等發展國家程度，或初步實現現代化，這些都説不過去。

其三，社會問題會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嚴重，因為差別太大了。

“２０多年的農村實踐，讓我覺得信心越來越足，我想這個問題是有可能緩解的。”溫鐵軍説，從黨的十六大後，如何實現城鄉統籌，如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已經變成國家戰略。從２００３年中央明確強調三農問題重中之重以來，連續強調了五次。現在又進一步提出新農村建設，這是一個綜合的、具有統管全局的指導思想，它符合最近所強調的和諧發展觀。看到了這樣一個發展戰略的轉變，看到這樣一種新的執政理念的提出，“對我是非常大的鼓舞。”

城市化未必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

“只要加快城市化三農問題就能解決”的觀點是不太現實的。溫鐵軍認為，我們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的土地不是私有的。可以説，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的水準已經領先於我國，達到了或超過世界平均水準。但如果看任何一個人口相對比較多的發展中國家，只要人口過億，多是因土地私有化，導致農村出現大量的赤貧農民，一般都佔三分之一以上，他們沒有地，根本沒法生存。同時，還導致了大量的人口成為流民，流入大城市，進入貧民窟。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城市化只不過是以空間平移了農村貧困人口進入城市，變成城市貧民窟人口。

“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加快了城市化，只要讓農民進了城，問題就解決了。”溫鐵軍説。

而此次提出“新農村建設”指導思想本身，就有針對以往比較偏激傾向糾正的內涵。溫鐵軍認為，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法制國家，就先不要激進，而應先立足於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來考慮問題。只有立足於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來解決穩定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問題才是更為現實的。

溫鐵軍還説，任何東亞小農經濟國家在工業化加快的時候，都會帶來同樣的問題。所以中央把新農村建設作為重大歷史任務，是有著相當深遠的考慮的。我們應該統一到最近這次關於十一五規劃指導意見的認識上來。真正把農村好好地綜合整治一下，既創造了投資機會，又提高了農民收入，最後變成一個內需拉動型的良性增長、可持續增長。

“新農村”應該讓農民得到起碼的國民待遇

整個“十一五”，顯然會是我國農村面貌有很大改觀的５年。要實現這一目標，溫鐵軍稱，首先要做到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

溫鐵軍説，這一點在國務院領導同志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定勢，不僅承諾了將來要讓所有農村貧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學，還進一步追加了建立農村合作醫療的政府投資的規模。溫家寶總理甚至提出農村合作醫療採取政府拿四、農民拿一的方式。此外，管理是公共的，治安是公共的，法律是公共的，不能讓農民拿錢的事情都不能拿。同時推進基層政府部門的改革，而政府首先該做的事情是公佈財政，陽光普照，讓農民能夠得到起碼的國民待遇。

其次，推進公共財政的政策，不要再讓農民拿錢。農村的基礎設施，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而應該視為準公共品。農村公共設施的投入，應該作為公共品或者準公共來投入。在“十一五”規劃期內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加大這方面的投入，同時應該加強改善整個農村的基礎設施，形成一個讓農民安居樂業的環境。

第三，農村應該有一個管理民主、鄉風文明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而這需要共同努力，不光是政府的事。

為了“建設新農村”，溫鐵軍還提出三項具體措施：一、搞文化建設。一個文化組織最開始的投入不過一兩千塊錢，一年的維持費用不過幾百塊錢。投入相對較少卻收效很高。二、考慮到現在商業環節所佔的利潤過高的現狀，走聯合購銷的路子。讓農民聯合購銷，就會相對減少商業利潤，意味著農民增收，這樣做風險最小。三、建立資金互助制度。這個制度能帶來凝聚力，形成農民的資金互助合作組織能夠緩解高利貸的破壞作用，促進農村的穩定。（記者 王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