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一些民意測驗顯示，貧富差距問題仍然是多數群眾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對於貧富差距問題，筆者做過比較多的量化分析，設計、組織過多次調研，也經常收集這方面的數據。如果非常概括地評價一下我國的貧富差距狀況，那就是，我國經濟差距上升的速度過快了一些。二十年來，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貧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別是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趨勢。用國際上通用的基尼系數的測量方法，全國城鄉居民家庭每人平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大約在0.46至0.47之間,不同的調研數據測算略有一些差異，高的有超過0.5的，低的為0.43左右,總之，這些數據都超過了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貧富差距程度。這樣，在短短的二十年時間裏，我國已經從一個經濟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 貧富差距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迅速拉開，這樣巨大的變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我們知道，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尤其是中國社會，歷史上就有“均貧富”的傳統，所以，財富分配的不均等與社會不穩定是一對孿生姐妹。在這裡，應著重考慮居民對於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問題。雖然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國際上還不算是過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5以上，有的甚至超過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對於貧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樣的。像上述的這些高基尼系數國家，由於歷史傳統、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壓力。然而就中國的狀況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壓力，目前還難以判斷。一方面，長期以來人們已習慣於平均主義的分配製度，歷史上中華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就一直很強。因此，目前的狀況對於中國人來説已是很大的壓力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看到，與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壓力的能力大大增強，對於貧富差距顯示出了相當高的容忍度。
當然，今後十幾年，如果我國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發展下去的話，筆者以為，那將會超過我國居民對於貧富差距的承受力、將會引發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
總之，上述的事實證明，在現階段，我們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財富分配的不均等現象的。那麼，怎麼樣才能實現社會穩定呢？
社會學認為，上升流動是社會穩定的“安全閥”。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推進社會中的上升流動。改革20年來，我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有了較大的上升，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動。所以，一方面，雖然人們的經濟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數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這就會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滿。筆者曾經與美國UCLA的D. Treiman 教授進行數據上的對比，我們在中國大陸和東歐地區詢問了同樣的問題，即問與十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認為您的生活水準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結果，中國的數據顯示，86.1%的城鄉居民認為，生活水準上升了。然而，對於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的調研證明，平均59.0%的居民認為生活水準下降了。經濟生活水準的上升，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當然，這也對我國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嚴峻的任務，即我們一定要保持住相當水準的經濟增長率。這也就是説，只要“蛋糕”做得足夠大，使得多數人都能夠從中獲得一定的利益，社會也就會相對穩定。
除了經濟水準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動也還有多種途徑。比如，因産業升級而實現的上升流動，在這方面，中國目前有很好的契機。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産業演進的基本規律是從初級産業向高級産業演進。從第一産業向第二産業、第三産業、第四産業演進。産業演進的結果使得職業結構變遷。農業勞動者轉變為工業勞動者，藍領勞動者轉變為白領勞動者。我國目前正處在上述産業結構和職業結構演進的關鍵時刻，城鄉居民會因為産業結構與職業結構的升級而實現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種變遷會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職業地位的上升，會增加該上升群體的社會認同感。所以，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是一種社會穩定的良藥，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安全閥（political safety-valve）之一。
當然，社會地位的上升可以體現為諸多方面，決不僅僅是只有經濟一個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種有利於穩定的渠道。比如，我們常常進行的評選“五好積極分子”、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以及先進黨員、團員等等。社會學研究證明，政治地位的上升會伴隨著人們對於主導意識形態的認同。（參見下文關於政治分層問題的討論）
與之相對應，社會學的研究也證明，社會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該群體對社會主導制度的疏離和不滿。所以，在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上，我們應多多關注地位下降的群體。比如，下崗職工、因天災人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準下降的農民等等。通過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的措施，儘量緩衝地位下降的不利後果。
中國網2003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