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從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歷史來源、認識基礎和建設途徑分析了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介紹了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現實意義，解讀了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論來源和實踐過程，對如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提出了可行性建議。

胡錦濤總書記在今年3月份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了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號召。在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正式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在較短的時間內被迅速提升到如此高的戰略地位，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資源環境問題成為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瓶頸約束，而破解瓶頸約束需要理論創新，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科學發展觀成為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綱領和原則，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做到實際工作有旗幟、有目標、有抓手，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礎。從這兩點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環境保護的角度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它要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必須符合自然生態規律，向著有利於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並用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和方法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它既是統領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面旗幟，也是全面系統開展環境保護實踐的總抓手。最後，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其産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際社會環境保護戰略思想演變和可持續發展實踐進展的必然結果，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認識基礎。

編者採訪手記

《中國環境報》編輯:您認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是在什麼大背景下産生的？這個理念的提出對社會發展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和意義？

國家環保總局政研中心副主任任勇:中央提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資源環境問題已成為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瓶頸約束，破解瓶頸約束需要理論創新，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科學發展觀成為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綱領和原則。我們必須要用綜合的、系統的和全局的方法解決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各種複雜問題，並使之具體化，做到實際工作有旗幟、有目標、有抓手，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礎。從這兩點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它既是統領我國未來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面旗幟，也是全面系統開展環境保護實踐的總抓手。第三，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其産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際社會環境保護戰略思想演變和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實踐進展的必然結果，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認識基礎和實踐基礎。

1 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歷史來源

真正促成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整體性理念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在實行環境保護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進程中，國際社會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和在經濟社會發展觀上的昇華，以及保護環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技術等方面所提出的綜合要求。

詩人海涅説過，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重大課題，解決了它就把人類社會向前推進一步。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演變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的重大課題之一，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和國際社會力圖解決的問題。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國際社會在探索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關於社會發展形態取向的系統理念和戰略思想。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是因環境問題而起，併為了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環境問題而形成的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等因素在內的綜合性和整體性的戰略思維成果，有其歷史必然性。毫無疑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將是推動21世紀人類社會進步的中心課題。

縱觀環境保護歷史，我們大致經歷了末段治理、源頭與過程式控制制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相融合三個戰略階段。環境保護戰略思想的這一歷史進步過程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三大認識成果:一是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二是經濟社會發展觀的昇華；三是對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的科學把握。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在環境保護髮展到第三個戰略階段出現的新理念，也是上述三大認識成果和特徵的集中反映。

在環境問題局部爆發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主流認識從沒有懷疑過經濟增長就是社會發展這一根本性的錯誤。所以，環境污染是經濟增長不可和無法避免的必然産物、“先污染後治理”等主流觀點就自然成為環境保護的基本指導思想，“末端治理”技術和政策也就構成了這一時期環境保護活動的主體。

到上世紀80年代，當國際社會致力於末端治理的同時，人們吃驚地發現，儘管某些地方環境污染的劇烈程度有所減輕，但生態環境問題在國家、地區和全球範圍全面爆發，嚴重程度也與日俱增，影響到經濟增長、人體健康、社會公平與政治穩定、文明延續等社會發展的所有宏觀和微觀層面。總結歷史和反思現實，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末端治理戰略僅僅是對生産和消費活動造成的環境污染的一種高成本的補救措施，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環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處理廢棄物，又在處理廢棄物的同時消耗著資源；它是傳統生産鏈的一個延伸，對於解決環境問題的貢獻是有限的，無法從根本上控制污染的産生以及對環境的破壞。

在反思“末端治理”戰略的局限性的過程中，“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思想孕育而生。初期，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是將污染控制從末端治理延伸到工業生産源頭和過程的污染預防。在這一環境保護戰略思想下，清潔生産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後期誕生，並於90年代初引入我國。除了關注生産源頭和過程外，清潔生産將污染防治還延伸到産品和服務中。與清潔生産思想相呼應，90年代出現了“環境無害化技術”概念，也稱“環境友好技術”，主要是指預防污染的少廢或無廢的工藝技術和産品技術，以及治理污染的末端技術。同時，清潔能源及其相關技術也成為保護環境的新追求和新手段。1992年聯合國裏約環發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有關“環境無害”和“環境友好”的提法有200多處。到90年代中後期，“環境友好”提法逐漸拓展到技術、産品、服務、企業、土地、産業和城市等方面。

在産品和服務層面，環境友好或者説綠色産品與服務概念及實踐蓬勃發展。與傳統産品和服務僅滿足消費者物質性需求的特性相比，環境友好産品和服務還考慮了保護生態環境或社會對環境的要求。標識環境友好産品的主要制度是環境標誌。目前國際上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環境標誌制度，如德國的“藍色天使”、加拿大的“環境選擇”、北歐的“北歐天鵝”、歐盟的“歐洲之花”、日本的“生態標誌”、美國的“能源之星”、我國的“十環標誌”等。最新資料顯示，德國環境標誌産品已達7500多種，佔其全國商品的30％；日本標誌産品有2500多種；加拿大標誌産品有800多種。我國環境標誌制度起步于1993年，目前已經開展了56項環境標誌産品認證，已有1000多家企業，18000多種産品獲得中國環境標誌認證，形成了700億元産值的環境標誌産品群體。

從邏輯上講，實施了清潔生産、應用了環境友好技術、生産了環境友好産品和服務的企業便是環境友好企業。例如，我國創建環境友好企業制度只是近兩年的事，比清潔生産、環境友好技術和産品等實踐要晚得多。當然，在國際上這些概念及其實踐實際上是相互借鑒、或者説是交叉出現的。

環境友好技術、環境友好産品與服務、環境友好企業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産生的重要認識和實踐基礎，但僅僅是一個側面。真正促成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整體性理念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在實行環境保護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進程中，國際社會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和在經濟社會發展觀上的昇華，以及保護環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技術等方面所提出的綜合要求。

顯而易見，如果環境問題只是一個生産和技術問題，那麼環境友好技術、産品和企業等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應該可以解決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上世紀90年代後，環境問題從區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擴展，從單一性、分散性向整體性和複雜性演化，難怪有人驚呼20世紀是“全球規模環境破壞的世紀”。那麼，問題的癥結在哪？

最主要的原因是過去對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源認識不全面，沒有把握住問題的本質和全貌。原因找不準找不全，對策必然是片面的和無效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人們對環境問題的主流認識基本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局部、不見整體的形而上學認識論。與此相適應，環境保護對策是簡單分割的、技術依賴的機械還原方法。

2 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認識基礎

要解決“世界問題複合體”，打開“制度鎖定”，決不能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頭與過程式控制制”等簡單分割性的和技術依賴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須創新人類社會發展觀和文化價值取向。解決“世界問題複合體”的結果就是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産生的認識基礎。

環境問題表面上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副産品，實際上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矛盾衝突的結果，進一步為人與人環境利益及其背後的經濟利益衝突所左右，是工業化發展道路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不恰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模式與制度的産物。所以，環境問題是一個多層面、多維度、多因素、非線性的複雜問題，是自然的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技術問題，也是文化觀念問題。正如奧雷利奧·貝切伊在《未來的一百頁》一書中指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無控制的人口增長，各國人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和分隔，社會的不公正、饑餓和營養不良、貧困、失業、拼命追求物質增長、貨幣貶值、經濟危機、能源危機、民主危機……自然系統的破壞、環境退化、道德標準下降、失去信心、不穩定感等等。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有其自身的變化，但它們往往都相互影響。”這些問題相互交叉、相互影響，構成了羅馬俱樂部所稱的“世界問題複合體”。從環境問題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根源看，當今的環境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問題複合體”。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孜孜探索，在今天看來，理解這個“世界問題複合體”的根源和特徵已不難了。在工業化發展觀指導下，經濟增長是人類社會的惟一目標，所謂經濟增長，最終就是擴大資源的消耗和廢物的大量排放。與此相適應的科學技術體系受機械世界觀和功利價值觀的支配，全面服務於對資源的掠奪，較少關注對資源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對污染排放的降低方面，形成了一把“雙刃劍”。最為典型的是經濟學理論方面，無論古典派、新古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制度經濟學派，經濟理論的主流都是將經濟與環境割裂開來，孤立地研究經濟過程和物質財富增長的奧秘。建立在這樣一種傳統工業化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包括政治決策觀念與制度、資源和環境利益以及社會成果分配關係、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等等方面必然會對環境保護造成不利影響，並反過來強化了傳統經濟增長與技術發展模式對環境的危害，形成“制度鎖定”。美國著名生態學者巴裏·康芒納在分析環境危機的社會歷史根源時精闢地論述到:“危機既不是一個自然的驟然而來的結果，也不是人類的生物學活動的力量用錯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為人是某種特別骯髒的動物，也不是因為我們的人口太多了。錯誤在於人類社會，在於社會用來贏得、分配和使用那種從這個星球上的各種資源中所攝取財富的方式。一旦危機的社會根源被弄清楚了，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計劃可行的解決它的社會行動。”

要解決“世界問題複合體”，打開“制度鎖定”，決不能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頭與過程式控制制”等簡單分割性的和技術依賴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須創新人類社會發展觀和文化價值取向，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調整和協調社會主體的利益關係，改革政治決策的機制和方向，革新傳統的技術體系，並將這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等方面的變革融合到一個統一的發展觀框架下，也就是需要一場人類環境革命。在1992年地球峰會上，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布朗發表了《發起一場環境革命》的文章。他論述到:未來這場以深綠色為特徵的環境革命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淺綠色為特徵的環境運動(即傳統的環境保護運動)具有質的區別，它不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簡單修補，而是要與嚴重犧牲環境的舊工業文明進行決裂，以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切實提高人類生存發展的品質。淺綠色的環境觀念建立在環境與發展分裂的思想基礎上，是第一次環境運動的基調；而深綠色的環境觀念則要求將環境與發展進行整合性思考。

不難看出，解決“世界問題複合體”的結果就是環境友好型社會，布朗所稱“深綠色環境革命”的方向也是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産生的認識基礎。

同時，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形成也具備了良好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有了基本條件，環境保護可以進入一個新的整體性戰略階段。

首先，可持續發展概念既是對傳統發展觀的革命，也是指導人類社會新發展的理論和戰略。其次，生態文明為把人類帶出以“人類中心”主義為核心的傳統工業文明桎梏創造了條件。第三，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清潔生産、生態工業、生態農業、廢棄物迴圈利用産業、清潔能源和再生能源開發、節能建築，特別是迴圈經濟等為建立可持續生産和消費模式提供了大量的實踐抓手和範例。第四，在社會領域，公眾的環境運動已從上世紀對抗政府和企業轉向通過具體的制度與機制監督和幫助政府與企業，維護自己的環境權益，合理調整和分享環境利益。同時，公眾開始從我做起，節能節水、減少垃圾産生並分類收集和再利用，採購綠色産品。根據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在多個國家的一項調查顯示，多數消費者願意購買環保産品的比例普遍提高。在美國，有90％以上的受訪者願意購買較高價位的綠色産品；在加拿大，也有80％的受訪民眾表示，如果環保産品高於一般産品的價格在10％以內，他們會選擇對環境友好的産品；高達91.6％的日本消費者對環境友好産品感興趣。總體上，環境品質與物質財富和精神享受一樣，已成為人類全面發展的基本要求，成為生活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標誌。另外，環境要素也已成為企業市場形象和競爭力的內在影響因素，許多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來越強。第五，資訊技術、綠色化工技術、清潔能源技術、低碳技術、零排放技術、廢棄物利用技術等綠色技術初步構成了環境友好技術的骨架。第六，當今許多執政黨，已不再將環境保護作為額外負擔，而是將其內化到執政理念和執政綱要之中，轉變為政府的基本公共職能，環境品質的好壞直接影響著鞏固執政地位和贏得民心的重大問題，即所謂的“政治綠化”。政治綠化的顯著標誌是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帶來的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政策綠化如綠色財政、綠色稅收、政府綠色採購等。

與國際社會相比，我國的環境保護戰略思想演變經歷了同樣的歷史過程，發展了同樣的並具中國特色的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認識、理論和實踐基礎。而且，資源環境的基本國情和現代化建設戰略決定了我國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內在需求。

3 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途徑

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核心。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綠色的政治制度保障。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價值基礎。綠色科技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技術支撐。資源節約型社會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該説，國際社會對於環境友好型社會尚沒有固定的概念，但從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認識和實踐基礎的歷史演變看，其內涵應具備四個特徵:第一，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因環境問題而起，併為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而形成的一種整體性思維方式，將有利於環境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行為、政治制度、科技支撐和文化納入到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框架下，是有利於生態環境保護的理論與實踐的集合。第二，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以環境友好為特徵的新的人類社會發展形態，是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也必然是人與人基本和諧的社會。第三，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必須符合生態規律，向著有利於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並應用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和方法促進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綠色政治制度、環境文化價值觀、綠色科技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要素，也是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途徑和措施。第四，“環境友好”的概念是動態的和分層次的。在現階段，“環境友好”首先應該是社會經濟活動對環境的負荷和影響要達到現有技術經濟條件下的最小化；最終這種負荷和影響要控制在生態系統的資源供給能力和環境自凈容量之內，形成社會經濟活動與生態系統之間的良性迴圈。

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核心。生産力水準和生産活動的組織方式決定了經濟基礎，進一步決定了上層建築。所以，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劣直接影響著社會發展形態的性質和方向。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對自然資源的過度索取和以犧牲環境容量為代價來獲得財富數量的增長，表現出典型的高消耗、低效益和高污染排放特徵。因此，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的首要任務是實現低資源能源消耗、高經濟效益、低污染排放和生態破壞，也就是説要大力發展迴圈經濟。

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綠色的政治制度保障。這裡的綠色政治制度內容至少應包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全面的政績觀和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機制等三個方面。它們是保證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最高制度保障。只有這些基本制度建立和落實好了，政府才可能進一步制定和切實實施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綠色政績考核制度、綠色貿易政策和綠色財稅金融政策等環境友好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綠色政治制度既要依靠綠色的政治家及其政府，更要憑藉公眾的綠色力量，實行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在發達國家，公眾既是上世紀傳統環保運動的發起者，也是當今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決策者和建設者。

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價值基礎。要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必須先建立超越傳統工業文明的生態文明，使人類在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等領域建立起一種追求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的對環境友好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並以生態規律來改革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方式。

綠色科技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技術支撐。人類科技發展史充滿了對抗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維，已有的科技極大地延伸和豐富了人類佔有和掠奪自然的能力，加劇了人類對自然的不合理利用，導致了自然界對人類報復性的反應。換句話説，環境危機具有一定的技術內涵，即人類誤用技術或無節制的利用技術導致環境問題的産生和惡化。環境友好型社會需要突破傳統的科技進步的邏輯思維方式，科技進步的新思維應著眼和立足於人與自然的共生和共存，而不是對抗和征服。傳統工業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續的資源範圍，而綠色科技應該是指向豐裕、清潔、可持續利用的資源範圍。

資源節約型社會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源節約型社會理念強調在社會經濟活動的生産、流通、消費等領域促進資源的節約，杜絕資源的浪費，降低資源的消耗，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生産率和單位資源的人口承載力，以最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收益，以緩解資源的供需矛盾，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從外延看，資源節約型社會理念只是關注社會經濟活動中關於資源利用方面，可以是節水社會、節地社會、節能社會等，但不能涵蓋環境友好型社會所包括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等要素的所有方面，也達不到環境友好型社會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層次。從內涵看，在一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節約了資源並不等於不污染環境，環境友好型社會既關注資源能源效率，也強調最終廢棄物的無害化，以確保社會經濟活動不給環境造成危害。另外，從更深層次看，資源節約型社會可以做到單位經濟活動的資源有效節約，但如果發展觀念不改變，經濟模式、執政理念、社會行為、文化價值和科技模式不變革，經濟規模和數量的無限增大仍然不能保證將社會經濟活動的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破壞控制在生態環境的供給能力和容量範圍之內。所以，資源節約型社會理唸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有認識層次和內涵上的局限性，它應該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並行的兩個理念。（任勇 夏光俞 海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