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形成有其歷史來源和認識基礎。縱觀環境保護歷史，我們大致經歷了末段治理、源頭與過程式控制制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相融合三個戰略階段。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在環境保護髮展到第三個戰略階段出現的新理念。從環境問題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根源看，當今的環境問題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問題複合體”。解決“世界問題複合體”的結果就是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産生的認識基礎。要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模式是核心，還要求綠色的政治制度保障。環境文化和生態文明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價值基礎。綠色科技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技術支撐。資源節約型社會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字] 環境友好型社會資源

胡錦濤總書記在今年3月份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首次提出了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號召。在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上，中央正式將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的一項戰略任務。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在較短的時間內被迅速提升到如此高的戰略地位，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資源環境問題成為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瓶頸約束，而破解瓶頸約束需要理論創新，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社會經濟基礎。其次，

科學發展觀成為統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綱領和原則，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方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做到實際工作有旗幟、有目標、有抓手，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礎。從這兩點看，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環境保護的角度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它要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各方面必須符合自然生態規律，向著有利於維護良好生態環境的方向發展，並用生態環境保護的思想和方法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它既是統領環境保護工作的一面旗幟，也是全面系統開展環境保護實踐的總抓手。最後，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其産生的歷史必然性，是國際社會環境保護戰略思想演變和可持續發展實踐進展的必然結果，這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提出的認識基礎。

一、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的歷史來源

真正促成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整體性理念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在實行環境保護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進程中，國際社會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和在經濟社會發展觀上的昇華，以及保護環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技術等方面所提出的綜合要求。

詩人海涅説過，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重大課題，解決了它就把人類社會向前推進一步。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逐漸演變成為當代人類社會的重大課題之一，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問題和國際社會力圖解決的問題。環境友好型社會就是國際社會在探索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關於社會發展形態取向的系統理念和戰略思想。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是因環境問題而起，併為了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環境問題而形成的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技術等因素在內的綜合性和整體性的戰略思維成果，有其歷史必然性。毫無疑問，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將是推動21世紀人類社會進步的中心課題。

縱觀環境保護歷史，我們大致經歷了末段治理、源頭與過程式控制制以及經濟、社會、文化和技術相融合三個戰略階段。環境保護戰略思想的這一歷史進步過程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三大認識成果：一是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二是經濟社會發展觀的昇華；三是對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的科學把握。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在環境保護髮展到第三個戰略階段出現的新理念，也是上述三大認識成果和特徵的集中反映。

在環境問題局部爆發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會主流認識從沒有懷疑過經濟增長就是社會發展這一根本性的錯誤。所以，環境污染是經濟增長不可和無法避免的必然産物、“先污染後治理”等主流觀點就自然成為環境保護的基本指導思想，“末端治理”技術和政策也就構成了這一時期環境保護活動的主體。

到上世紀80年代，當國際社會致力於末端治理的同時，人們吃驚地發現，儘管某些地方環境污染的劇烈程度有所減輕，但生態環境問題在國家、地區和全球範圍全面爆發，嚴重程度也與日俱增，影響到經濟增長、人體健康、社會公平與政治穩定、文明延續等社會發展的所有宏觀和微觀層面。總結歷史和反思現實，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末端治理戰略僅僅是對生産和消費活動造成的環境污染的一種高成本的補救措施，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環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處理廢棄物，又在處理廢棄物的同時消耗著資源；它是傳統生産鏈的一個延伸，對於解決環境問題的貢獻是有限的，無法從根本上控制污染的産生以及對環境的破壞。

在反思“末端治理”戰略的局限性的過程中，“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思想孕育而生。初期，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是將污染控制從末端治理延伸到工業生産源頭和過程的污染預防。在這一環境保護戰略思想下，清潔生産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後期誕生，並於90年代初引入我國。除了關注生産源頭和過程外，清潔生産將污染防治還延伸到産品和服務中。與清潔生産思想相呼應，90年代出現了“環境無害化技術”概念，也稱“環境友好技術”，主要是指預防污染的少廢或無廢的工藝技術和産品技術，以及治理污染的末端技術。同時，清潔

能源及其相關技術也成為保護環境的新追求和新手段。1992年聯合國裏約環發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有關“環境無害”和“環境友好”的提法有200多處。到90年代中後期，“環境友好”提法逐漸拓展到技術、産品、服務、企業、土地、産業和城市等方面。

在産品和服務層面，環境友好或者説綠色産品與服務概念及實踐蓬勃發展。與傳統産品和服務僅滿足消費者物質性需求的特性相比，環境友好産品和服務還考慮了保護生態環境或社會對環境的要求。標識環境友好産品的主要制度是環境標誌。目前國際上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環境標誌制度，如德國的“藍色天使”、加拿大的“環境選擇”、北歐的“北歐天鵝”、歐盟的“歐洲之花”、日本的“生態標誌”、美國的“能源之星”、我國的“十環標誌”等。最新資料顯示，德國環境標誌産品已達7500多種，佔其全國商品的30％；日本標誌産品有2500多種；加拿大標誌産品有800多種。我國環境標誌制度起步于1993年，目前已經開展了56項環境標誌産品認證，已有1000多家企業，18000多種産品獲得中國環境標誌認證，形成了700億元産值的環境標誌産品群體。

從邏輯上講，實施了清潔生産、應用了環境友好技術、生産了環境友好産品和服務的企業便是環境友好企業。例如，我國創建環境友好企業制度只是近兩年的事，比清潔生産、環境友好技術和産品等實踐要晚得多。當然，在國際上這些概念及其實踐實際上是相互借鑒、或者説是交叉出現的。

環境友好技術、環境友好産品與服務、環境友好企業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理念産生的重要認識和實踐基礎，但僅僅是一個側面。真正促成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整體性理念形成的關鍵因素是：在實行環境保護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進程中，國際社會對造成環境問題根源認識上的飛躍和在經濟社會發展觀上的昇華，以及保護環境對經濟社會文化及技術等方面所提出的綜合要求。

顯而易見，如果環境問題只是一個生産和技術問題，那麼環境友好技術、産品和企業等源頭和過程式控制制戰略應該可以解決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上世紀90年代後，環境問題從區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擴展，從單一性、分散性向整體性和複雜性演化，難怪有人驚呼20世紀是“全球規模環境破壞的世紀”。那麼，問題的癥結在哪？

最主要的原因是過去對造成環境問題的根源認識不全面，沒有把握住問題的本質和全貌。原因找不準找不全，對策必然是片面的和無效的。20世紀90年代以前，人們對環境問題的主流認識基本上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局部、不見整體的形而上學認識論。與此相適應，環境保護對策是簡單分割的、技術依賴的機械還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