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行戶籍管理體制中，流動人口實際上屬於非制度化的遷移者，即他們的遷移行為並未得到權威制度的認可。因此，從管理制度的角度看，城鎮流動人口是處在制度的邊緣狀態的人群。那麼，這樣的邊緣群體在城鎮的境況和社會流動如何呢？以下主要從遷移者的就業狀況、收入狀況、階層狀況以及社會流動情況等方面，看一看城鎮遷移人口的基本境況和發展前景。

1、遷移者的就業狀況

本次調查顯示，目前有47.8%的遷移者能夠找到全職工作，但也有34%的人處於無業狀態，12%左右的人屬於半職和臨時就業狀態。

從這一結果看來，儘管多數遷移者流向城市的目的是尋找收入更高的就業機會，但是，仍有較多的人並不能實現他們的期望，1/3以上的移民沒有工作，還有12%左右的人工作不穩定。所以，總的看來，城鎮移民的就業狀況並不理想。

 表8-8：遷移者的就業狀況

就業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不回答	11	1.3	1.3	1.3
全職就業	412	47.8	47.8	49.1
半職就業	17	2.0	2.0	51.0
臨時性就業	90	10.4	10.4	61.5
務農	7	.8	.8	62.3
無業	293	34.0	34.0	96.3
其他	32	3.7	3.7	100.0
總計	862	100.0	100.0

2、遷移者的收入狀況

對於多數向城鎮遷移的人來説，他們的第一動機可能就是想在遷入地能夠掙到更高的收入。那麼，現實情況究竟如何呢？表8-8反映的就是目前城鎮移民的基本收入情況：

表8-8：遷移者的收入狀況

 

年收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6000元以下	437	50.7	50.7	50.7
6000-12000	233	27.0	27.0	77.7
12000-24000	125	14.5	14.5	92.2
24000-36000	28	3.2	3.2	95.5
36000-48000	15	1.7	1.7	97.2
48000-60000	16	1.9	1.9	99.1
60000元以上	8	.9	.9	100.0
總計	862	100.0	100.0

從上表數據可以看到，將近有一半的移民的年收入在6000元以下，也就是説，平均月收入水準在500元以下的佔50.7%，平均月收入水準在1000元以下的，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下的佔77.7%。移民中也有高收入者，但所佔比例較小，年收入在48000元以上者，即月均收入達到4000元以上的佔2.8%。

以上調查結果表明，移民的收入狀況與就業狀況基本一致，沒有顯著偏差，表明被調查者所反映的收入水準是可信的。同時，這一結果也反映出了城鎮移民的收入水準相對於城鎮居民的收入水準是偏低的，而相對於農村居民的每人平均收入來説，仍是相對較高。一般來説，目前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年純收入如達到3000元，就比較理想了。而城鎮移民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約佔1/3,其餘都在3000元以上，其中約1/3的人在3000-10000元之間，1/3左右的人在10000元以上。由此可見，城鄉收入差距仍是較為明顯的。正如托達羅所説那樣，城鄉工資率的差別，是人們不斷流向城市的根本動力，即便城市有較高的失業率。

3、遷移者的階層狀況

職業階層是個人或群體在社會中地位的集中反映，不同性質的職業以及職業的地位，對個人或群體的收入水準以及社會聲望産生直接的影響。

從以上城鎮移民的就業和收入的總體狀況中，我們不難看出移民在城鎮的社會境況和地位並不高，仍有較多的人處在無業或半職就業的狀態，較多的人的收入水準與城鎮居民相比，屬於低收入階層。從這些基本情況來看，城鎮移民的職業階層的總體地位也不會很高。

調查表明，城鎮遷移者所集中的職業階層為工人，其中體力勞動工人所佔比例最高，為20.5%，其次為自雇傭者，佔17.1%，而處於中高級管理階層或私營業主的人所佔比例很低，僅有4%。中高級的專業技術人員也較少，僅佔3%。無論是管理階層還是專業技術基層，遷移者處在低層的比例都要高於處在中高層的比例。所以，從總體情況看，城鎮遷移者的職業階層屬於社會低層。

表8-9：遷移者的職業階層

職業階層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其他	17	2.0	2.5	2.5
低階管理	26	3.0	3.8	6.3
中級管理	21	2.4	3.1	9.4
高級管理	6	.7	.9	10.2
低階專業技術人員	31	3.6	4.5	14.8
中級專業技術人員	14	1.6	2.0	16.8
高級專業技術人員	7	.8	1.0	17.9
低階辦事人員	31	3.6	4.5	22.4
高級辦事人員	34	3.9	5.0	27.4
農民	4	.5	.6	28.0
體力工人	137	15.9	20.1	48.0
技術工人	51	5.9	7.5	55.5
監工型體力	3	.3	.4	55.9
軍人	2	.2	.3	56.2
自雇傭者	117	13.6	17.1	73.4
無業/下崗/失業	73	8.5	10.7	84.0
離退休	82	9.5	12.0	96.0
操持家務	27	3.1	4.0	100.0
總計	683	79.2	100.0
缺失值	179	20.8
	862	100.0

城鎮遷移者的職業階層偏低，是由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從前面所分析的遷移者的構成情況來看，遷移者自身的人力資本偏低，是重要原因之一。

4、遷移者的社會流動

遷移是人們居住和活動的空間位置的移動，社會流動專指社會成員所扮演的角色、所處的社會位置和階層地位的變動。遷移和社會流動既相區別，也相聯繫。遷移並不一定帶來社會流動，社會流動也不一定非要遷移不可。但是，通常情況下，人們的遷移和社會流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包含的。在有些時候，人們遷移和上升流動或向下社會流動幾乎是同步的，例如，升學遷移就是向上流動與空間位置變動相連，革職流放則是向下流動與被迫遷移同步。在有些情況下，人們的遷移行為為社會流動提供了條件，或成為社會流動的原因，如人們為在異地尋找比現有職業更好的職業而選擇的遷移；此外，有些社會流動又可能是遷移的原因。

對移民或流動者的社會流動的考察，可以揭示不同類型的遷移行為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同時也可從中了解到遷移對遷移者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影響。對社會流動的考察，通常主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代際流動，二是個人一生中流動。

代際流動是指個人的社會位置與其父母輩的社會地位體系發生分離的情況，代際流動反映出社會成員的家庭世代之間在社會中位置和作用方面的變遷關係。代際流動反映出社會成員在獲得一定社會位置的過程中，家庭資本的作用和影響機制，以及代際資本的傳遞過程及規律。

布勞和鄧肯在對美國社會職業地位獲得模式的路徑分析中，發現個人的職業地位的獲得與父親的教育程度和父親的職業有密切的相關關係,父親的教育程度和職業與兒子的教育程度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31和0.28。

教育是社會把個人有機組織起來的重要機制之一，接受教育則是個人融入社會，實現社會化的重要途徑，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任何社會，受教育水準的高低都是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同時也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只不過不同的社會對教育水準高低的衡量或評價依據不同。

那麼，在社會中究竟哪些人能夠得到更高水準的教育呢？或者説，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響著社會成員的教育地位呢？在有些以公平考試作為篩選機制的社會，如中國，一般人可能都認為，個人的智力和學習能力是決定性的，因為，在這種體制下，一些貧困家庭的孩子也照樣能夠獲得很高水準的教育。但是，一些研究指出，決定繼續升學率高低的關鍵因素在於家庭資本，其中家庭經濟收入以及父母的教育程度是主要因素。一個人是否能繼續學習，取決於家庭對受教育的需求程度以及進行教育投資的力度，收入較高和父母受教育水準較高的家庭，對教育的需求較大，且能夠為教育投資[8]。

還有一些研究提出，基礎教育，即初中以下的教育的品質對個人繼續升學起關鍵性的作用。他們認為，無論是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國家，還是在考試篩選的國家，家庭資本和家庭地位的不同都會決定個人繼續升學的機會的不平等，只不過家庭資本在不同社會的作用方式不同而已。

在市場化國家，受教育的條件是交錢，因此，有錢的家庭的孩子比貧窮人家的孩子在升學方面自然優越得多；同樣，在考試決定的社會，由於基礎教育品質決定升學可能性，而家庭代際資本的傳遞又決定基礎教育的品質，如家庭優越的孩子，可以從父母那裏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學習幫助，而家庭條件較差的，孩子得到的幫助要少得多。

儘管我們可以舉出一些具體的事實，來揭示貝曼（Behman）和海尼曼（Heyneman）等人的理論解釋所不適用的地方，但是，我們並不能以此而否定這些解釋的科學意義，因為，這些解釋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理論概括，而具體的事實則屬於個別例外。

在有考試傳統的中國社會，社會成員受教育機會的獲得路徑與自由市場社會可能存在某些區別，但是，個人教育地位的獲得與父母和家庭因素的相關關係，則在各個社會都存在。

表8-10：城鎮遷移者與其父親在受教育水準方面的相關關係

		父親教育程度	被訪者教育程度
父親教育程度	相關係數	1	.250**
	顯著性	.	.000
	樣本數	862	862
本人教育程度	相關係數	.250**	**1
	顯著性	.000	.
	樣本數	862	862

從表8-10中可以看出，子女的文化程度與父親的文化程度有著比較顯著的相關關係，本人的文化程度與父親的文化程度的相關係數為0.25。這一結果表示，子女教育地位的流動與父親的文化程度密切相關，父親文化程度越高，子女的文化程度一般也越高。

代際之間職業身份的變化是社會流動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各種社會，實際上都存在不同程度職業聲望和地位的等級差別，也就是説，人們會根據不同職業或身份所獲得的或與之相對應的價值和資源分配，而給予他們不同等級的評價。例如，在中國社會，幹部—工人—知識分子--農民曾經是制度性的職業身份等級的劃分，如今儘管社會在轉型，這樣的身份等級體系也有所變遷，知識分子得到尊重和重視，而國有企業的工人地位有了重大變化，因而知識分子的身份地位可能超過工人，但是身份地位的等級體系仍將存在。

根據本次調查的數據，向城鎮遷移的流動者與他們父親的職業階層也有著顯著的相關關係，儘管這種相關的程度低於教育水準的相關程度。

表8-11：流動者的職業階層與其父親的相關關係

		18歲時父親單位級別	當前本人職業階層
18歲時父親單位級別	相關係數	1	.116**
	顯著性	.	.001
	樣本數	862	767
當前本人職業階層	相關係數	.116**	1
	顯著性	.001	.
	樣本數	767	767

注：**表示相關關係在0.01水準是顯著的。

代內流動是指個人一生中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的變動歷程，代內流動不僅能反映一個人自身在生命歷程中流動軌跡，而且也反映出社會結構與變遷的特徵與規律。

在一些社會學理論中，常常把個人的代內流動，尤其是代內的垂直流動作為衡量一個社會其結構開放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代內垂直流動人次越多，表明社會結構的開放程度越高；相反，流動越少，表明結構壁壘越多。

表8-12：遷移者首職管理級別與當前級別的交互分類

			當前管理級別
首職管理級別	不適用	非管理人員	一般管理人員	中層管理人員	高層管理人員	總計
不適用	5	43	11	8	6	73
	6.8%	58.9%	15.1%	11.0%	8.2%	100.0%
非管理人員	5	281	40	11	5	342
	1.5%	82.2%	11.7%	3.2%	1.5%	100.0%
一般管理人員		12	36	4	1	53
		22.6%	67.9%	7.5%	1.9%	100.0%
中層管理人員		3	1	7	1	12
		25.0%	8.3%	58.3%	8.3%	100.0%
高層管理人員					1	1
					100.0%	100.0%
總計	10	339	88	30	14	481
	2.1%	70.5%	18.3%	6.2%	2.9%	100.0%

從上表數據看，向城鎮遷移的人口中，社會流動的跨度和流動率並不高。首先，他們進入管理層特別是中高級以上管理層的微乎其微，目前不從事任何管理事務的人佔70.5%，中高級管理級別的人只佔9.1%。其次，在個人的職業發展過程中，階層級別的流動較低。例如，最初不從事管理工作的人當中，僅有4.7%的人流向中高層管理級別，有82.2%的人維持在無管理級別階層，11.7%的人流向低級管理層。所以説，城鎮遷移者在社會階層方面的流動性較低。

遷移者的社會流動為何偏低呢？是社會制度決定的，還是因為個人因素呢？社會系統以及社會制度因素對移民社會流動的決定程度究竟有多大，個人人力資本因素的作用有多大？

在這一問題上，有兩類不同的觀點：一類觀點認為，社會系統是由不同的角色系統構成的，這些角色都需要由一定的社會成員去承擔。任何一種角色究竟誰能夠擔當，誰來扮演，則是個人選擇和個人自身特質決定的。也就是説，在社會允許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個人的社會流動是自身因素和自主選擇的結果。

李普賽特（Lipset）和 本尼克斯（Bendix）認為，工業社會的社會流動與個人心理因素有密切的關係。他們通過對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為例，提出在有些社會，如英國，並不存在階級之間的入學比例分配的差別，能否繼續深造，起首要決定作用的因素是智力水準或智商；除此之外，個人的動機也影響社會流動。對上升流動的動機越強，獲得流動機會的能力越強，流動的可能性更大。由於社會流動是由個人心理因素所決定，而不是社會結構或制度因素所決定，因此，李普賽特（Lipset）和 本尼克斯（Bendix）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在工業化國家或自由市場國家，社會流動率基本一樣。

米勒（Miller）通過對社會流動的國際比較研究，對李普賽特-本尼克斯社會流動模式提出了質疑。米勒的研究揭示了：美國的工人階層向非體力勞動者的流動率和由體力勞動者向精英階層的流動率並不象眾多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世界最高的；而在前蘇聯，上述兩種上升流動率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米勒通過這一結論，試圖説明社會流動與社會制度和社會背景的特點有著密切關係，而不僅僅是社會成員個人的選擇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競爭的結果。

某種意義上説，索羅金（Sorokin）對社會流動機制的理解，代表了另一類觀點，即認為社會流動的狀況是社會制度或政府政策分配的結果。他的這一傾向在他提出的關於垂直流動五個命題中有明顯的體現。他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垂直流動，但任何社會都不可能沒有對垂直流動的限制，不同的社會或者同一社會在不同時期，垂直流動的頻率和特點都存在差異，但是，垂直社會流動的變化並不存在某種趨勢，究竟是趨於增長還是趨於減少，並不確定。

對於中國城鎮流動移民來説，無論何種解釋，可能都只反映了社會事實的一個方面。他們之所以有較低的社會流動性，是由多方面原因構成的，而且各種因素之間也相互關聯。（作者：陸益龍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2005——走向更加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