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善與經濟學具有內在統一性。作為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當把求真與求善有機統一起來。求真要求經濟學家盡可能準確揭示經濟生活的客觀規律，不人云亦云，不為利益集團所左右，也不怕被大眾誤解。求善要求經濟學家應以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而不僅僅是利用經濟學知識工具為一小部分人利益或個人利益服務

近日，鐘偉一番“經濟學者不應該替百姓説話”的大膽言論惹怒了網民。比起他的前輩來，鐘偉的立場走得更遠。舉例來説，樊綱説過經濟學家不應講道德，張維迎説過經濟學家要堅持理性，但都未曾或未敢公然宣稱替百姓説話不是從事經濟研究人員必然的義務或者使命，所以，人們對他的拍磚是情有可原的。

撇開鐘偉文章中的專業傲慢和對百姓利益的鄙視不論，抽象地看，科學以求真為己任，人文才是求善的。如果經濟學也算科學的話，當然應該説真話。但真話並不是人人都愛聽，比如在官場上，説真話的人往往就得不到提拔重用。正因為真話不討人乖巧，所以説真話往往需要勇氣。比如這回鐘偉的“説真話”，我想他是仔細盤桓了一番的。

還需澄清一個問題，經濟學者不替百姓説話並不表明他們就沒有百姓情懷。只不過在他們看來，百姓的利益並不總是對的，因此不能老百姓喜歡聽什麼就説什麼，否則，就像鐘偉反推的那樣，一個學者沾染了這樣的習氣，極可能産生這種情況：既然你可以媚眾，也就可以媚官媚富，因為本質上它們都是一樣的。而考慮到權力和金錢往往對學者的誘惑力更大，一個放棄了求真精神的學者更容易和權貴合謀。在這一點上，鐘偉是對的。

但學者的求真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就沒有立場和傾向性呢？一些學者或許會這麼認為，但我覺得完全拋開傾向性是做不到的，特別是在將求真的研究成果運用於實際，比如給政府提政策建議時，這個政策將會對誰有利，對誰不利，是要仔細考慮的。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什麼？毫無疑問，不是為了科學而科學，而是為了造福於人類與社會。也就是説，是求善。在這裡，求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求善是社會發展的目的，猶如火車前行，既要有動力，也要有方向和軌道。單有動力或者單有目的，都不行。單有動力的推動，社會的發展就會走錯方向，變成一個危險的社會。單有目的的引導，社會就得不到發展。

具體到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也是一樣。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而資源配置深層次就是利益分配問題。求善所要解決的深層次問題也是利益問題。所以，從本質上看，求善與經濟學具有內在統一性。作為以經濟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就應當把求真與求善有機統一起來。求真要求經濟學家盡可能準確揭示經濟生活的客觀規律，不人云亦云，不為利益集團所左右，也不怕被大眾誤解。求善要求經濟學家應以社會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而不僅僅是利用經濟學知識工具為一小部分人利益或個人利益服務。

以此觀照，中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則沒有很好地將兩者統一起來。在經濟學成為神學，經濟學家成為神甫的時候，我們遺憾地看到，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對社會的邊際效益卻在下降，以至到現在，名聲開始變得有些不好聽了。這跟經濟學家沒有很好地利用經濟學的知識工具，為社會的向善作出有益的努力有關。經濟學和經濟學家長期鼓吹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人人為自己即為大家的世界觀，腐敗有理、效率第一的“改革方略”，以及GDP就是一切的庸俗發展觀，等等。某種程度上，在中國特定的條件下，這些都是大實話、真話，但離開了特定條件，試圖把這些“真話”移植和運用到社會時，它就變成了現實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處世哲學，弱肉強食的行為準則，一句話，讓整個社會失去了靈魂，或者説，一切向錢看就是社會的靈魂。

以鐘偉近來的言論為例，有批評者已經指出他前後文章的邏輯不一致，存在出爾反爾的現象。比如，鐘偉在一篇談房地産的文章中，非常肯定地認為，即使整個房地産崩潰了，對中國的金融系統也不會帶來多大損害，但現在，他的態度來了一個近乎180度的大轉彎。儘管人們不願懷著惡意去揣測鐘偉與房地産商是否有利益瓜葛，以其對求真的看重，只能認為鐘偉的認識發生了改變，但這也説明，“真”是可以隨著時間和條件的推移而變化的。

所以，對於學者來説，求真固然重要，求善亦不可偏廢。正確的做法是，以求真之道謀求善之事，我認為，這應該成為學者的使命。

 ( 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