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知識革命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和經濟形態，催生了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經濟的成長。這種新經濟因人們的觀察視角以及自身發展階段的不同又被叫做知識經濟、資訊經濟等等。新經濟之新，體現與傳統經濟相比，其産業、勞動力、政府等方面顯示出不同的特徵。新經濟的本質，在於技術創新躍升成為經濟增長的根本，知識技術提高生産力。當今科技進步迅速且具有強大的滲透力，知識對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重要性日益顯現：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通信技術革命以及分子材料工程和生命科技的發展；交通、通信費用的急劇下降促進了國際商貿的發展，加快了經濟一體化進程；經濟活動的數字化與資訊化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産力。
新經濟正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和發展，並成為各國各地區關注的焦點，其特點本質和運作機制都將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全面揭曉。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經濟發展具有如下趨勢：經濟自身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調整、重組以適應不確定性帶來的變動；具有一定知識含量的經濟服務活動不斷擴展且意義日趨重大；終生學習成為趨勢；企業之間和區域之間競爭更激烈，新産品、新工藝、行銷方式和組織形式成為競爭的關鍵；在研發、培訓、教育、軟體、品牌經營、行銷、後勤等服務領域投資的比重巨大；培養敏捷的反應能力十分必要。
對於中國來講，無論是站在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和發展的角度，還是從獲取國家競爭優勢的角度來看，實行新經濟戰略都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目前，國內産業結構亟待升級，由農業向工業和第三産業過渡，而經濟體制也面臨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與此同時，中國還必須面對知識革命浪潮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壓力。
一、中國新經濟指數
新經濟的測度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本章採用北京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的測評結果即“中國省、直轄市、自治區新經濟指數報告（2000年）”作為參考。該報告整個指標體系由5類15個指標組成，即：
1、知識型職業：新經濟是高技術、服務型和辦公室職業主導的經濟。因此，知識職業是衡量新經濟的一組重要指標。它包括辦公室工作、專業技術工作和基於較高教育水準的人口。
2、全球化：全球化是新經濟運作的重要特徵。這組指標包括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和外國直接投資（FDI）企業就業佔當地從業人員的比例。
3、經濟動態：相對傳統經濟，新經濟更富於變化和競爭。衡量這一特徵的指標包括：新生和倒閉的企業數佔企業總數的比例以及公司通過股市籌資數量佔GDP的比例。
4、向數字經濟的轉型：新經濟的關鍵技術驅動力是數字化。衡量這一特徵的指標包括：網民佔本地人口比例、WWW域名註冊數量佔全國比例、資訊網路建設指數、資訊技術應用指數。
5、創新能力：衡量高科技工作崗位比例，科學家與工程師的比例，已公佈的專利數量，産業研發投資等指標。
該報告利用2000年的數據計算上述指標及各地區的新經濟指數[i]。從各組指標的權重來看（見表1），創新能力、知識型職業以及數字化三類比重較大，而全球化和經濟動態與競爭比重小，説明中國在全球化以及經濟動態與競爭水準還比較低。
二、中國國內各地的比較分析
將中國最高和最低分之間分為四個等值區段，從而劃分各省、市、區為四級，如圖1所示，從該圖可以獲得對新經濟指數值的相對高低和分佈的更加清晰的展示。
第一與第二級：前兩個領先的地區也正是兩個平日競爭很激烈的地區——北京和上海，分別分佈于中國的北部和中部，均有非常雄厚的傳統經濟基礎和科技力量，尤其是在經濟數字化、職業和産業轉變以及創新能力方面堪稱表率。不過北京、上海（包括廣東在內）雖然在辦公室工作方面得分較高，但是專業技術人員比例仍然不高。
儘管上海的每人平均GDP數字高過北京，但在新經濟中北京確實以絕對優勢壓倒其他各省市自治區，成為全國新經濟的旗手。北京作為典型的高科技地區得益於擁有眾多的頂級國家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以及企業研發機構，這使得它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各地區成為供血最為充分的地區。和北京相比，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主要來自於企業研發機構和大學院校。上海，儘管與北京差距很大，仍然是國內新經濟發展的榜樣，而且在某些方面如經濟全球化程度、經濟活力等方面領先北京。這兩地也是國內經濟改革的先鋒。
第三級：在新經濟中發展勢頭良好的省/市是廣東和天津，福建和浙江亦表現突出。廣東省的經濟活力指標明顯落後，尤其是股票集資方面（請注意指標是相對本地GDP計算的）。不過港口地區具有更多的出口比例，從而外貿依存度更大一些。廣東、上海、天津等前十名均是良港所在地或者鄰近港口地區。不過排名靠前的地區出口的內容有著很大的差別。有些出口的主要是自然資源或者農副産品（如山東），有些是以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産品為主（如廣東），也有一些出口附加值較高或者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如上海和北京）。浙江作為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和相鄰的江蘇相比較，在高科技人才的教育和吸引上仍然十分欠缺。
第四級：綜觀第四類地區，仍然可以發現一個不平衡規律，也就是有些地區表現出較強的發展後勁，如陜西省。江蘇、陜西、遼寧、山東、重慶新經濟得分緊貼第三級，尤其江蘇身處長三角，山東則臨近北京，二者均佔地理優勢，有望優先進入第三等級。同時通過與當地的勞動力受教育水準相比較，江蘇、陜西、遼寧具有比例更高的高科技人才隊伍。
當然這裡也不能不提到在新經濟中遠遠落後的地區。在第四級中的大部分地區似乎還停留在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上，缺乏創新，産業轉變不大，而且有些閉關自守，經濟缺乏動力。
三、新舊經濟對比分析
很多在傳統經濟中表現良好的省份在新經濟中並沒有取得很好的名次，同樣，有些在新經濟中指數較高的地區卻並不是傳統的經濟強省。鋻於此，下表對各地的新經濟指數位次和2000年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位次加以比較。表3可為各省市自治區的新舊經濟實力對比提供直觀參考。鋻於某一時點的每人平均GDP的相對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多年累積的結果，所以它可以代表各地在以往經濟中的綜合表現。
兩種位次相關性顯著但並不很高（相關係數為0.616），很多地區的位次發生了很大變化。可以説很多省份在新經濟浪潮中努力抓住機遇並且進步比較明顯。其中最明顯的是陜西地區。對應地，也有一些省份在新經濟進程中落後了——當然這種落後可能只是暫時的。這樣的省份並不少，究其原因，往往是由於這些地區的經濟是以傳統農業和製造業為主，具備一定的經濟活力但是卻缺乏創新力，在資訊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應用上十分落後，在産業轉型上（表現為附加值高的知識工作崗位）落後，從而依然滯留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沒有自拔。新經濟位次相對較低的還有內蒙古、湖北、河北以及海南等省、自治區，這些地區的落後均是因為在新經濟的某一方面極其落後（譬如湖北、海南在整體産業轉型方面動作緩慢，內蒙古在創新能力上十分匱乏）而在其他各個方面又表現不佳的緣故。
從中可以總結出這樣的變遷規律：傳統經濟中流傳的偏遠地區經濟必然落後的觀念將面臨挑戰。新經濟為偏遠地區創造了跨越式發展的良機，進步快的幾個地區都是重視科技創新的，它們一般都擁有較強的科技實力而且往往同時還伴生高科技企業群。雖不能絕對肯定那些重視和擁有高科技的地區將成為新經濟中的佼佼者，但毫無疑問，忽視高科技作用的地區將在新經濟中被淘汰出局。
四、中美對比分析
表4將中、美兩國的各指標全國最高水準以及兩國綜合指數最高的地區（北京和馬薩諸塞州）的各指標水準放在一起加以比較。表中僅列出可比指標（有些指標項目由於口徑不同或者其中一方數據無法獲得而不具可比性）。其中美國麻省數據為1999年之前的，主要是96年或者97年的數據，而中國北京的數據基本上是用2000年的數據。其中，標有*的指標是口徑略有偏差不過可以作為參照的。
從比較結果來看，中國絕對算不得後起之秀，兩國整體上差距甚大。國內在經濟數字化尤其是在資訊技術應用方面（例如線上人口）與美國相比十分落後——儘管目前國內掀起了資訊化建設高潮，然而真正要普及和應用資訊技術卻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個過程也是和産業、職業的轉變過程相輔相成的：我們看到在新經濟需要的生産服務型工作方面我們的差距表現在百分比上是將近兩倍(10.1:26.7)，放到絕對數量上差距卻會進一步放大。差距最大的莫過於在專利擁有量方面。這一方面顯示中國國産品創新的速度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國智慧財産權保護的落後。另外一個反映了中國經濟體制問題的就是研發民間投資的比例相對美國較小，不過應該説這個差距與前幾年相比已經是大大縮短了，這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之一。美國的新經濟成長經歷向全球昭示了網路和知識革命的強大推動力量，這使它在諸如生産力的提高，交易成本的降低等很多方面得到長足進步。
五、戰略啟示
透過以上分析，如下兩點可以作為中國新經濟發展初期的主要特徵：
一、地區差距極化。圖1係中國各地區新經濟指數值分級。屬於第一級的僅有北京，其分值達97.0，比上海高出23.7分值，比位居全國末尾的西藏高出61.1個分值（參見表1）。屬於第二級的也僅有上海一個地區，其分值73.3，雖僅為北京得分的四分之三，但卻是西藏的2倍有餘。屬於第三級的有廣東、天津、福建、浙江四個地區，其分值都在51以上，其中緊鄰港澳的廣東、緊鄰北京的天津得分較高，而同屬上海經濟圈的浙江、福建得分較低。除以上三級，其餘地區均屬於第四等級。其中，江蘇、陜西、遼寧、山東四省分值最高，非常接近於第三級。值得一提的是在隨後的各個分指標的分類圖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兩極分化現象，區域差異明顯。表現為前三個等級的省區分佈密度遠小于最後一個等級的失衡特徵，從而通常是極少數地區一馬當先，而中間層薄弱甚至斷層，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都停留在最後一級的情況。
二、呈現空間集聚。中國新經濟發展在地域上極為不平衡，初步形成了“兩極三區一省”的格局，即，北京、上海兩極，以北京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為中心的上海圈與大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粵港澳地區，以及內地的陜西省。各個新經濟增長極綜合得分的懸殊表明瞭新經濟中地區發展的空間集聚性並不是原有集聚的簡單延續或者有所減弱，換言之，新經濟中的集聚性依然明顯。這一新經濟空間格局形成的影響因素很多是有別於傳統經濟的。這些地區普遍擁有較為成熟的創新體系，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通過吸引國際投資和進行國際貿易等積極參與全球分工，並且擁有較高比例的線上人口、國內領先的資訊基礎設施，對資訊技術應用以及電子商務等比較積極。而且這些地區不但匯集了眾多知識人才在這裡工作，而且也通過金融市場尤其是股市聚攏了很多資本，同時經濟的變動頻繁使得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多創新在這裡繁衍。因此這一格局具有相對的持久性。
參考文獻
楊開忠，王彩鳳，周文興等，中國省、直轄市、自治區新經濟指數報告2000[i]，北京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2003
胡國成，韋偉，王榮軍著，21世紀的美國經濟發展戰略，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
Robert D. Atkinson, The new economy of America PPI，2000
Carl J. Dahlman，Jean-Eric Aubert，Overview of China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Seizing the 21st Century，WBI（The full-length study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2001
[i]為了衡量區域差異程度，每個指標的得分是按照下列原則計算的：對經過標準化處理的數據，計算基於均值的標準離差，並採用同向調整的方法以保證數值為正。為了消除指標的共線性，在指標分值計算與綜合中，我們通過主成分分析法對各個指標加權。加權得到的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分值再除以五類指標中每一類的最高分的加總之和，得到的百分數即為該地的新經濟指數。該指數主要反應各地區新經濟進展的相對差異程度。
（楊開忠 王彩鳳 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網 2004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