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以來，禽流感在亞洲多個國家和地區迅速蔓延。最近，這種疫情也傳播到了中國大陸。廣西隆安縣、湖北武穴市、湖南武岡市發生的禽流感已被確診為H5N1亞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安徽、上海、廣東、浙江、雲南、河南、新疆等地，也相繼發生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

我們面對的這場禽流感，是一種對人畜構成嚴重危害的疫病。它不但可以使雞鴨等染病禽類大量、迅速地死亡，而且有的國家出現了人因感染禽流感而死亡的病例，僅越南日前公佈的染病患者就達65人，其中已有21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的有關人員認為，從禽流感更具傳染性、人體對於新的流感病毒幾乎沒有任何免疫力和感染發病死亡率高的角度看，禽流感可能比非典更具威脅。

去年剛剛經歷了SARS侵襲的中國人，對“疫情”、“傳染”等字眼的敏感、擔憂、恐懼程度是不難想像的。在抗擊SARS的初期，我們曾驚慌失措、手忙腳亂，甚至一度幾乎失控。而此次當禽流感突破國門向我們襲來時，我國政府和廣大群眾則處變不驚，沉著應對，防治措施到位，工作有條不紊，效果切實可見。抗擊SARS，廣大群眾是在事態已經很嚴重的時候，才得到確切的疫情資訊。於是，恐懼與慌亂遽然爆發，一時間謠言四起，一時間紛紛搶購醫藥品和生活用品。而此次應對禽流感，疫區群眾情緒穩定，心態平和，生活秩序正常，他們的感受是“政府的措施很到位，我們很安心”。

這是一種了不起的變化，説明SARS的“學費”沒有白交。從SARS到禽流感，不到一年的時間。如果説我國的公共衛生體系、防控疫病的實力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會有根本性的改善，那顯然是不現實的。抗擊禽流感，我們能夠實現良性運作，關鍵在於中國政府和人民以更為成熟的心態，以公開透明的運作方式，迅速反應，搶得先機。

一場疫情襲來，首先檢驗的是政府的信心、能力和群眾對政府信任、支援的程度。我們看到，在周邊國家發生禽流感疫情後，中國便嚴陣以待，加強防範；疫病進入國門後，週密部署，沉著應戰，以果斷的措施頑強狙擊。黨中央、國務院對疫情高度重視，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1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推出八項防治措施，之後又成立了全國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總指揮部。發生疫情地區的各級政府立即採取斷然措施，劃定隔離圈，對疫區的家禽實行了撲殺和強制性免疫，對農戶撲殺家禽的損失給予了及時的補償。

我們還看到，中國防控禽流感，一直保持著資訊溝通和發佈的及時暢通。我國發生疫情後，農業部、衛生部立即向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進行通報，得到了國際上的肯定和支援。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新聞發言人羅爾·瓦蒂亞説，廣西禽流感病例確診後，媒體和世衛組織“幾乎是同時得到消息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及時向公眾公佈疫情。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八項防治措施中，“已發現疫情的地區，要按照規定的程式及時、準確公佈疫情”，被列在第一條。

疫病來臨，群眾最需要鎮定，需要了解確切的疫情以及如何進行科學防控。準確、及時的資訊公佈和防控措施的宣傳，無疑對此次及時消除公眾對禽流感疫病的恐慌、穩定疫區群眾的情緒，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加之政府以切實維護群眾利益的務實態度，及時明確對發生禽流感地區撲殺家禽損失的補償政策，對家禽強制免疫實行免費，解除了群眾的後顧之憂，群眾積極主動地配合政府的防控行動，一種政府和群眾相互信任、齊心協力、“群防群控”的局面由此形成。

人類在1878年就發現了禽流感，到了1955年已經確知它為A型流感。在時間不算短的百餘年間，曾發生不少次疫情。儘管病毒不斷變異，但人類已經積累了比較多的防治經驗。那麼，為什麼此次會在亞洲這麼大的範圍內蔓延呢？一些國家未能及時掌握和公佈禽流感疫情並採取防控措施，是重要原因。例如這次禽流感的“重災戶”泰國，1月26日和27日分別有兩名6歲男孩因感染禽流感死亡，而在此三四天之前泰國才承認發現禽流感，不再力圖證明一些農場的雞大量死亡是由於天氣變化休克所致。

其實，公開資訊與實施行動之間，往往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繫。實施行動，早晚會“走漏”資訊；“不便”實施行動，又要免於民眾“議論”，必然會保持沉默甚至要封鎖資訊。

面對災害，不公開資訊，不立即採取控制行動，原因有害怕影響形象和聲譽、考慮某种經濟利益的等種種。於是，一邊宣稱我們這裡是安全地帶，一邊一如既往地讓可能染病的雞鴨賣給國內的百姓、出口到別的國家。這樣做，到頭來問題鬧大了，形象和經濟利益等的損失更慘重。有的國家不得不緊急“處理”掉成千萬隻的家禽就是證明。

相比之下，我國政府有勇氣以坦然的態度和果斷、週密的措施防控禽流感，這既是對本國人民的高度負責、對世界的切實貢獻，也是控制和撲滅疫情最有力的保證。（岳富榮）

市場報 2004年0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