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有關領導的提議下，本刊開辦了《演講錄》欄目，刊發了多篇國內外優秀的演講文章，以期為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提供更好的參考。在同年第七期，本刊編輯部對原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女士做了專訪，並以“掃描，新聞發言人培訓班”為題做了一組文章，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進程作了較為全面的掃描。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的2004年度第六十場發佈會上，62個國務院有關部門發言人的名單被公佈。正在走向前臺的新聞發言人這一群體愈加引人注目。

本期我們將對部分“新聞發言人”聚焦。作為新聞發言人，在新聞發佈工作方面一定有很多見解和感受，本刊記者請他們談其所想，説其想説……

“任何時候都要直面記者”

北京奧運新聞中心是由奧組委新聞宣傳部和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共同主辦的。新聞中心負責向國內外媒體提供服務，有兩條路向世界宣傳奧運：其一，組織好國內涉外媒體的對外宣傳，如新華社對外部、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另一條路是走出去（進行實質性的合作，西方的有些媒體要賣我們的廣告），直接做海外媒體的工作，這包括邀請海外有影響的媒體的記者，把他們請進來開研討會，請他們了解北京奧運的籌辦情況。

日前本刊記者採訪了北京奧組委新聞發言人張海峰先生，他説：“即使面對的是一兩個記者也要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新聞發言人，隨時準備承受直面記者帶來的壓力，尤其網路媒體發達的今天，這對發言人更是一個挑戰。”

當記者問到：外國記者儘管理解新聞發言人的苦衷，包括中國新聞官的一些“習慣”，但中國有些部委新聞發言人反應還是有些“慢”得讓他們感到很無奈時，張海峰對此説，提供資訊越多，對記者來説才有凝聚力和吸引力。西方有種説法是把記者當成“野獸”，必須飽飽地喂他，這食品就是他需要的資訊。有了足夠的資訊，報道才讓他有成就感。

張海峰又舉例子説，有位美國《五環旗下》網路雜誌的主編特別關注北京奧運會，經常會用電子郵箱向他發送各種需要即時回答的問題。通常情況下，他會立即把問題放入工作流程，使其儘快得到答覆。但也的確有需要層層報批、運轉很慢的時候，在那時，別説等候消息的記者著急，就是張海峰自己也會感到很沮喪，他説：“如果記者等了兩天之後得不到答覆，他們就可能做出自己的評論和猜測，我們再用什麼樣的資訊去補救都顯得很被動了。我們做外宣工作，首要的責任是使媒體儘快拿到所需要的資訊，才能達到使他們作客觀、正確報道的目的。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正在建設中，要想達到這樣高品質的工作狀態還要有個過程。”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新聞發言人之一郝林娜女士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説，目前是資訊化的時代，網際網路的快速消息傳播已經使這個地球變得很小，國內外記者對中國新聞的關注點往往是重合的。如前不久（2005年1月6日）中國大陸人口達到13億，國內外報道非常多，而且共同關注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流動問題、性別平衡問題等。作為國家人口計生委國際合作司司長，郝林娜認為，在新形勢下，發言人制度對於及時向國內群眾和國際社會介紹本領域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本部門將自己領域的工作向社會、媒體通報情況的很好形式。

用經濟數據向世界説明中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一個調查顯示，西方媒體都十分關心中國經濟方面的數字，因為它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晴雨錶。因而在人們眼裏，作為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言人肩負著與眾不同的重任，他們的工作也相當具有挑戰性。

近日本刊記者走訪了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綜合司司長鄭京平。在談到統計局新聞發佈工作的歷史、現實情況和發言人自身的感受時，鄭京平説：

“統計局是最早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國務院幾個部委之一，始於1983年。統計局開展新聞發佈工作的大背景是國家從關起門搞建設到走向改革開放、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統計局的新聞發佈工作也從以前的半封閉式轉為以開放的姿態面向市場。雖然由於新聞發佈制度在我國實行的時間還不長，發言人在經驗、開放程度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我看來，統計局的歷任發言人都做到了在當時條件下富有成效地發佈新聞。

我是從2002年10月開始做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的。從2004年4月15日那場開始，主持過3場大型新聞發佈會。以前我曾在綜合司從事與新聞發佈相關的工作，積累了一定的與記者打交道的經驗。加之我在統計和經濟分析方面的工作背景，有助於我擔任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我比較自信，這種自信來源於中國的日益融入世界以及國家統計工作的改進，當然也離不開媒體和公眾的寬容。工作中新聞發言人也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失誤，也會緊張，就像參加考試一樣，對於媒體所關心的內容只有做到胸有成竹才能從容上場。”

在被問到統計局與其他單位新聞發佈的內容相比有何特色時，鄭京平總結出如下兩點：“一是內容的綜合性。涉及整個國家經濟運作的整體狀況乃至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不是某個專業或某個方面。二是用數據説話。不只擺數據，而是向受眾解讀數據。發佈時要設法把呆死的數據變得鮮活、易懂。統計局新聞發佈的內容通常是技術性稍強的，有關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統計指標。關心這些數據的有醫生、新聞工作者、工人、農民等各行各業的人，他們並不一定是經濟和統計的專家。因此在新聞發佈時既要把概念和術語講準講透，又要深入淺出，讓業外人士也能聽清聽懂。總之，新聞發佈取得良好的效果與大眾知識水準和理解力的提高密切相關。統計局新聞發佈工作概括地説，就是與媒體合作，向受眾普及統計知識、解讀經濟形勢、傳遞政策資訊。”

對於新聞發佈會上新聞關注點的國際性問題，鄭京平如是説：“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危機在中國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而中國‘文革’時經濟的一團糟，也沒對世界經濟引起太大的震動。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網路時代的到來，如今中國和國外的股市、匯率的波動相互影響。比如，中國央行在去年10月29日加息，美國股市道瓊斯指數立即下跌幾十點。中國的匯率波動、高層發表談話，國際金融市場也會有反應。中國和世界越來越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加入WTO，更標誌著對外開放的腳步加快。我們從事的新聞發佈工作因此顯得更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單純地對記者發佈，我們面對的是記者背後的受眾群體。而歷次發佈會佔到一半左右的境外記者身後則是廣大關心中國發展的外國受眾。還有一些不是媒體的受眾‘旁聽’我們的發佈會，比如在一些國外研究所、使領館工作的人員等，通過現場感受發佈會，了解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的一些走向。”

當被問及諸多的新聞發佈會，對統計局“向世界説明中國”有何作用時，鄭京平説：“我們是通過發佈和解讀中國宏觀經濟的一些數據和政策，解答外國受眾關心的中國經濟問題，來‘向世界説明中國’。去年底李德水局長的一場新聞發佈會就對怎樣看待中國經濟增長9.5%，作了較全面的分析，使國內外受眾較好地了解了這一變化的意義。”

外國記者眼裏中國新聞發言人的變化

對於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外國記者感受頗多。在中國工作了近五年的《華盛頓郵報》記者潘公凱説：“現在的狀況比我剛來中國的時候好多了，政府紛紛開始設立新聞發言人本身就是一個進步。”但中國新聞發言人的表現還遠未達到他們的期望，在中國工作了6年的《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孔安説，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往往“寧肯不説，不肯説錯”，通常只回答他們非常確定的問題，這樣就無形中影響了很多本來可以透露的資訊。

對此，曾擔任過外交部發言人和中國前駐法大使的吳建民表示，長久以來，中國官員包括新聞官員不習慣與記者打交道，特別是不願意面對國外記者，造成他們普遍缺乏應對國外記者的經驗和能力；此外，由於缺乏參與決策的權力導致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很難準確掌握政策的決策內幕，在發言時難免不自信、擔心犯錯誤，這種壓力肯定會導致新聞發言人不願意多講話。

有外國記者認為，“中國不同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水準差別很大，國家級的發言人可能和媒體接觸的比較多，比較知道如何應付，而省部級以下的新聞官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好像沒有經過訓練，也打聽不出什麼消息。”

一位地方外宣幹部在接受採訪時向本刊記者透露了這樣的苦惱：“所在城市地處內陸，開放程度遠不及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召開對外新聞發佈會的積極性因而一直以來並不高。原因在於駐當地的外國記者目前幾乎沒有，也就是説沒有眾多外國記者對資訊的迫切需求。”而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這一情況也在發生著轉變。例如重慶市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之後全國第四個有境外記者派駐的城市，新加坡《聯合早報》、日本《産經新聞》和英國BBC等媒體正在或準備向該市派遣常駐記者。今年伊始，重慶市還成為第一個公開了政府各級各部門新聞發言人電話的省級城市。調查顯示，隨著各地政務公開的推進和新聞發佈制度的日益完善，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也從開始不願採訪地方的政府新聞官員，轉變為主動提出要求採訪，並給他們打下很高的印象分。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中國新聞發言人也給予了很高的重視，在2004年就自行組織或與省市地方聯合組織培訓班十余場，受培訓者達2000人。“隨著政府對發言人制度建設和發言人培訓的重視，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會變得越來越有信心。”吳建民説。

在採訪中記者還了解到，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新擔任的四位新聞發言人中有三位還沒有參加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培訓，他們希望今年有機會參加這樣的培訓。陜西省外宣辦主任張鋒銳表示，陜西省正在建立遍及全省的較完善的新聞發佈制度，幾位新聞發言人都已經報名參加了國務院新聞辦將於今年六七月舉辦的大型培訓班。（責編：譚 震 供稿：《對外大傳播》雜誌）

中國網 200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