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中）、副主任王國慶（右）、一局副局長楊揚（左）出席國務院新聞辦2004年度的第60場新聞發佈會。

編者按：2004年12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辦了2004年度的第６０場新聞發佈會，也是年度最後一次發佈會，但這次發佈會與以往不同，是１０多年來國務院新聞辦第一次自己給自己開的一場發佈會。在這場發佈會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副主任王國慶介紹了我國政府三個層次新聞發佈工作和發佈人制度建設的進展，並首次公佈了國務院６２個部門的發言人名單和新聞發言工作機構電話，受到了媒體與公眾的廣泛關注和讚譽。為此，本刊記者近日就此專訪了趙啟正主任。

記者：2004年12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辦了2004年度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而這次發佈會是你們給自己開的發佈會，為什麼這樣做？

趙啟正（以下簡稱趙）：國務院新聞辦在推進政府新聞發佈工作和發言人制度建設的過程中，自己的有關工作也應公開、透明。12月28日的發佈會介紹的就是這一方面工作的情況，主要是對過去一年的盤點。

主要情況在發佈會上都已經説了，這裡再強調幾個數字：一是3個層次。中國政府3個層次新聞發佈體制基本建立。62個國務院部門建立了新聞發佈制度，設立了新聞發言人。全國31個省區市中，已制定新聞發佈制度的有23個，已設立省級政府新聞發言人的有20個。二是900場發佈會。省級以上政府發佈會近900場，其中，國務院新聞辦60場，44個國務院有關部門以本部門名義舉辦了約360場，28個省區市召開了460多場。三是2000多人次。國務院新聞辦除舉辦了兩期全國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外，還分別與14個省區聯合舉辦發言人培訓班，參加培訓的達2000多人次。

記者：在這次發佈會上，國務院新聞辦公佈了62個國務院有關部門75名發言人的名單和聯繫電話，這樣做的意義是什麼？

趙：政府資訊的公佈渠道有政府網站、前面講過的新聞發佈會和吹風會及政府提供新聞稿等。公佈發言人名單和聯繫電話，又增加了一條渠道，同時，也使記者獲得政府資訊和聯繫採訪時更加方便。

記者：在這個消息發佈後第二天，就有媒體撥打了其中的一部分電話，發現很多沒有人接聽，還有打通了，但是找不到本人，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趙：有人檢查我們的工作了，這好極了。媒體檢查比我們檢查有時更有效。我們看到媒體的報道後，新聞局工作人員立即找到有關部門核實。其中一個部門公佈的電話確實是傳真，當天就進行了更正。另外三個部門新聞辦公室的同志出差或在外開會，當時不在辦公室。

我想強調一點，一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需要時間，建立健全新聞發佈制度和發言人制度是中央的要求，我們會不懈地努力。我相信政府與媒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將使這個制度逐漸完善起來。

記者：新聞發言人和記者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趙：我以前説過，記者不是發言人的下級，不是發言人的學生，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總體上，我覺得記者與發言人的關係是挑戰者的關係比較符合實際情況。

另外，在西方國家，記者們一般按照“四項道德原則”或叫“四項遊戲規則”來處理發言人提供的資訊：一是“可以發表”；二是“背景資料”，“不供直接引用”；三是“深度背景資料”，記者不能引用，但可用記者自己的話概括後使用；四是“不供發表”，完全不可以使用。這些原則對我們有借鑒意義。

記者：過去一年，在發佈工作的規範化和發言人的專業化方面，採取了怎樣的措施，取得了哪些效果？

趙：我辦過去一年發佈會數量增幅較大，但正因為有了較規範化的工作流程，發佈會的品質和工作效率得到了保證。這一流程大體可以概括為：一是“新聞加工”，就是説發言人要“嵌入”決策過程，非常深刻地了解領導人和領導機構的思維與決策，然後用新聞特殊的眼界“構造”出“新聞日程”（有人也稱“新聞議程設置”），通過一系列的加工過程包括準備相關口徑，為發佈做準備；二是“新聞分析”，就是説發言人要把觸角伸到社會上去，包括國內和國外，非常深刻地了解公眾和媒體關注什麼，通過輿情分析和媒體反饋，對可能被問及的問題做充分的準備。

記者：近年來，國務院新聞辦組織的發言人培訓班反響非常好，能否具體講講培訓的主要做法和內容？

趙：發言人的專業培訓一般用5天時間，每天8小時，是不折不扣的脫産培訓，不準請假。課程包括五大類：一、中央對這件工作的政策文件和要求，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發言人的職業要求；二、政府與媒體的關係，媒體市場機制，媒體的行為方式，政府公共關係；三、發言人訓練，發言人的傳播策略與語言藝術，發言人的道德準則；四、政府新聞發佈工作的規範和具體要求；五、如何處理危機，危機管理中的新聞處置，案例與經驗教訓。在第三項教學中插入模擬發佈會，每一個學員都要面對記者和電視鏡頭，回答尖銳的問題，並且錄下來，由教員做講評。

記者：2004年國新辦舉辦的發佈會上，我們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來發佈會的部門都很重視，都是高級別的領導帶著各自部門的發言人一起出席，有人認為新聞發言人是“陪坐”。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趙：不完全是這樣，比如發展改革委員會、統計局等機構的發言人就單獨出席過我辦發佈會。

新聞發言人陪領導人見記者時，有時的確沒發言，但不是總不發言。通常臺上有兩人以上坐著時，他們內部對回答不同問題是有分工的，有時候發言人沒有得到“他的問題”，看上去就像陪坐。另外，發佈會後記者經常再約發言人接受場外採訪，或到電視臺錄播一段節目。因此你們見他們陪坐的場面是只見其一。再説，陪坐也能鍛鍊發言人，坐久了，在臺上就自在一點，尤其是有電視直播時，不少人在鏡頭前不好意思。

記者：到發佈會的人員級別越來越高，發佈場次也不斷增多。在2004年，國新辦創紀錄的舉辦了60場新聞發佈會，為什麼會取得這樣的成績？

趙：原因是多方面的。2003年以來中央領導對建立三個層次新聞發佈工作體制和發佈工作做了許多具體的指示，這是我們做好工作最大的推動力。

坦率地説，我們遭遇“SARS”這場災難和考驗，使得政府各部門更深刻地認識到現代社會要求政府加強新聞意識，在資訊社會中通過媒體傳播政務資訊是既必然又必須的，成本低，效果好。

這裡我也要對本辦工作人員的努力和付出表示讚揚，他們人數不多，做出了超出預期的成績。據我所知，世界上大國的政府發言人制度通常有很龐大的支援系統，工作人員從60人到200人不等。

我特別想説的是，如果你仔細觀察，這60場發佈會的品質也是讓人滿意和超出預期的。衡量品質的標準主要有一條，就是發佈的重要資訊是否都向外傳播了，媒體報道和公眾反應是否如所預期的那樣。

記者：我們看到在2004年的發佈會中，80%都屬於不定期的發佈會，是不是發生了突發事件的部門經常出席發佈會？

趙：您的觀察是正確的，但是統計是否準確我一時不能判斷，依我看也許還不止80%呢。

目前，政府的新聞發佈會大致有三種形式：一是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迄今做的那樣，邀請國務院部門負責人或發言人介紹有關情況，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參照這個模式做的，即您講的“不定期”發佈；二是以新聞發言人的名義，定人、定時、定點舉辦新聞發佈會，如外交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上海市政府等；三是遇有突發事件時，臨時組織新聞發佈活動。哪一種形式用得多完全根據現實的需要。

記者：新聞發佈制度的完善，對於增加政府行政的透明度，改善中國形象，以及創造和諧社會方面會起到哪些積極的作用？

趙：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政府新聞發佈工作在積極影響和引導輿論等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重要。新聞發佈制度是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是推行政務公開的需要，是推進民主政治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工作有助於加強政府與公眾的交流，有助於政府貼近公眾，是增加決策透明度和提高執政能力的有效途徑。

記者：1993年初，國務院新聞辦開始組織舉辦新聞發佈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外宣，現在，您如何看待發佈會的內外宣效果？

趙：確實如你所説，最初是應因對外工作的需要，是為適應對外介紹和説明中國的需要起步的。由於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我國在世界上的受關注程度越來越高，世界希望更多、更及時、更全面地了解中國，作為政府權威資訊披露的主渠道——新聞發佈會的作用越來越凸顯。但與此同時，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國新辦的發佈會在發揮對外介紹中國的同時，其向國內公眾介紹、解釋、説明黨和政府方針政策、重要措施及工作進展等方面情況的作用也日益突現出來。

用一句話説，現在，政府新聞發佈會已成為向境內、境外傳遞政府聲音、表明政府立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對內有助於政府工作的透明，對於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對外則有助於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真實的中國。

記者：中外媒體有哪些異同，發佈會如何來滿足雙方的需要？

趙：嚴格地講，“中外”媒體有異同，“中中”也有異同，“外外”也有異同。我希望凡是參加我辦發佈會的媒體都能各取所需、有所斬獲。

國務院新聞辦對外國媒體涉華報道是密切關注的。在這裡，我願意特別説一句讚揚外國駐華記者的話。外國駐華記者的職業精神和報道數量值得稱讚。對中國抱有意識形態偏見、專門找毛病的人越來越少了。

記者：在我國的行政職位系列中，沒有新聞發言人這個職務，他們大多是兼任的，可能並不專業；同時可能由於級別不夠高，能回答的問題有限，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趙：目前，中央、國務院各部門的發言人通常是綜合司局的負責人，辦公廳的負責人比較多。地方政府的發言人也基本如此。

級別與“資訊掌握度”有關係，但不絕對。如果發言人作為“與會者”而不是“決策者”嵌入決策過程，就可以解決你所説的問題。今後我們在這一方面還要進一步完善。

記者：國新辦發佈會發佈的消息政策性的，或者是正面的比較多，能否加大一些受社會關注度高的問題的發佈會？

趙：去年舉辦的發佈會不是如你所説的這樣。如關於防治禽流感、全國人大釋法、中國的“三農”、宏觀經濟形勢、國有企業改革、金融改革、人口與計劃生育、中國的禁毒、新疆的情況、當前兩岸關係、艾滋病的預防控制、中國保護智慧財産權情況等發佈會，談到大量目前存在的困難、疑慮和問題，也是頗受媒體和公眾關注的。

日本BP社的記者寫過下面這段話：“在長時間回答提問的過程中，李榮融主任和劉明康主席幾乎沒看過一眼手頭資料，面對記者的提問馬上就能説出具體數字。即便是讓記者事先遞交的書面問題，也沒有讓部下代為解釋。在中國的記者招待會上，這樣的情況已經不再為鮮。”我觀看了電視直播，他們兩位完全不回避任何所謂負面的東西。

發佈會不能回避當前公眾和媒體關注的問題，而且我們把大部分時間留給記者自由、即興提問，我們即使想把發佈會搞成全是正面的都不可能。

記者：按照新聞發佈制度，需要盡可能多的向社會公佈資訊，那麼這個底線怎樣確定，哪些可以公佈，哪些不可以，怎麼確定呢？

趙：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政務公開不等於什麼資訊都應該公開，這裡不僅涉及到是與否，也涉及到“過程中的資訊的地位”問題，內部資訊或保密資訊解密的問題，取得資訊需要適當的手續問題等。作為一個整體的課題，應該在法律意義上加以考慮。據我所知，這件工作去年就已開始著手了，學界和政府部門正在詳盡研究和制訂中。

記者：您能否介紹一下2005年國務院新聞辦的工作重點是什麼？你們將會採取哪些新的措施來推動新聞發佈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趙：保持今年的勢頭，數量上不一定要有增加，能保持平均一週一場就可。具體來説，我們有這樣一些設想：要根據公眾對資訊的需求，把政府工作的重點和大局、尤其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重大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以及關於國計民生的重要情況，及時通過發佈會向國內外傳播。我們還要繼續抓好發言人培訓工作。據我辦測算，在今後的一至兩年中還應培訓三千人左右。對經過一期培訓的同志進行提高教育，也應做出計劃。要繼續完善新聞發佈體制和工作機制，健全新聞發言人制度。最後，根據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逐步推進黨務公開、增強黨組織工作透明度的決定，今年我們將多邀請一些黨中央部門的負責同志出席發佈會。（誠摯感謝國務院新聞辦一局為完善此稿而付出的寶貴勞動。）

（責編：洪 磊 向晴  供稿：《對外大傳播》雜誌）

中國網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