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現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美國賓州大學比較文化學博士，在明尼蘇達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作博士後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危機傳播與新聞發佈》、《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身份》等。我們在做完這組“掃描，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題目的時候，史安斌教授又接受了我刊記者的專訪，他從專業角度清晰地回答本刊記者的提問，下面做些摘錄：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是一位一直關注中國傳播領域的專家，據説您參加了所有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並以精采的授課受到了學員的歡迎，這些培訓班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史安斌（以下簡稱史）：我有幸參加了國務院新聞辦主辦的歷次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對象涉及中央和各省市的新聞發言人和相關的負責人。國務院新聞辦人事局汪興明局長和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共同設計了培訓班的課程框架。根據他們的要求和我本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講授以下三方面的內容：第一、全球傳播時代從宣傳到傳播的理念轉換；第二、介紹美國政府的新聞發佈制度以及新聞發佈會的運作；第三、新聞發言人的傳播策略和語言技巧。

我個人認為，政府新聞發佈制度和新聞發言人的確立與新一屆政府的執政理念是相契合的，也適應了全球傳播的時代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對此都十分重視。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各省市，我和其他老師的授課都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作為一名普通的教師和學者，能夠用自己的學術研究所得幫助政府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真正做到“學以致用”，這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另一方面，這些新上任的新聞發言人都是各級主管部門的領導，他們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參加培訓，課後還通過各種方式虛心求教，這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記：在培訓班中，您感覺對學員觸動大的案例有哪些？培訓班結束後，學員們從中取得了哪些明顯的進步？

史：案例教學是我和其他老師採用的主要方法。我們通過案例的分析，讓學員們掌握新聞傳播學的一些基本理念，拓寬他們的思路，從而更有效地面對媒體。

北京市政府在SARS期間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海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楊回答周正毅案等敏感問題、南京市政府發言人徐寧舉行新聞發佈會等本土的案例是我在教學中經常採用的。美國國土安全部有關《網路安全保護法案》的新聞發佈會、健康與公共服務部和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有關炭疽熱的新聞發佈會等海外的案例也是學員們較為感興趣的。這些案例都較好地體現了“突出新聞性”、“以我為主”、“人性化傳播”等新聞發佈的基本原則。

通過教學，我感到大多數學員在以下兩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第一、他們逐漸淡化了固有的“官員意識”，而強化了新聞傳播的職能，從而完成了由政府官員向新聞發言人的角色轉換。例如，他們拋開了以往的長篇大論、面面俱到的資訊發佈方式——也就是我們所説的“工作總結”式，而有意識地挖掘新聞點，以言簡意賅、通俗易懂的形式傳遞資訊，很好地貫徹了人際傳播中的“三十秒＋九十個字＋六年級水準”的原則。第二、他們明確了與政府與媒體的角色和關係定位，從而以更加建設性的態度來面對媒體。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曾經碰到過有的政府官員面對記者提出的具有挑釁性的問題要麼以“無可奉告”搪塞，要麼對記者大光其火、反唇相譏或拂袖而去的情況。通過我們的培訓，能夠讓政府官員進一步了解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的“遊戲規則”，從而使他們善待記者，樹立政府部門的“以民為本”的良好形象。

記：從2003年9月22日第一期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開始至今已走過了近一年的歷程。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都在培訓新聞發言人，您認為當前培訓班的培訓內容能否滿足新聞發言人的需要？

史：目前參加培訓班授課的專家學者，既有國務院新聞辦的主管領導，也有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學者，還有實踐經驗豐富的業界人士，應該説從政策、理論和實踐三個方面滿足了這些新上任的新聞發言人的需求。

與西方的做法不同，我國各級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大多是從官員直接轉換而來。雖然他們是所在部門的領導和行家裏手，但普遍缺乏對新聞媒體的了解以及直面媒體的經驗和技巧，鮮有機會接觸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等新興學科的理論。因此，目前的培訓把重點放在新聞傳播學理論和應對媒體的實務方面，我個人認為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能夠為我國各級政府新聞發佈制度的專業化和規範化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目前培訓內容的一個缺陷是本土化的程度不夠。就我個人的教學來説，絕大多數的理念和案例來自西方——尤其是美國。我一直跟各位學員強調這一點，提醒他們要在各自的實踐中加以“揚棄”，避免産生“淮橘為枳”的效應。隨著我國新聞發佈制度走向專業化和規範化，我將努力在今後的教學和研究中充實本土的案例，提出具有本土特色和可操作性的理念，讓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工作更具有中國特色，這一點當然離不開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援和配合。

記：有些業內人士認為，要想儘快促進中國新聞發言人的制度建設，僅對新聞發言人進行技巧和技能的培訓是不夠的，關鍵還在於構建政府與媒介之間的關係？你如何看待這個觀點？

史：首先需要説明的是，新聞發言人的傳播策略和語言技巧是我們培訓的主要內容，但不是唯一的內容。就我個人而言，能夠把新聞傳播學的有關理念融入到培訓當中，旨在幫助學員完成從政府官員到新聞發言人的角色轉換，以及從宣傳到傳播的理念轉換，在全球傳播時代，媒體既非政府的朋友，也非政府的對手，更不是政府的敵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可以概括為以下十六個字：積極合作、講求策略、維護利益，實現雙贏。

我國許多政府官員對新聞媒體（包括西方媒體）缺乏一個客觀和全面的認識，因此有“防火防盜防記者”之説。我們的培訓正是以此為突破口，構建政府和媒體之間的專業化、規範化的合作關係，促進中央所倡導的資訊透明和政務公開，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傳播權，這也是我們所進行的培訓工作的要旨所在。

誠然，新聞發言人制度和新聞發佈會的運作需要相當程度的策略和技巧，這對於參加培訓的學員來説是必需的。但我本人認為，策略和技巧一定要有合適的理念作為保障。因此，有人認為我們只講技巧，這是一種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如果只講理念而忽視技巧，也失去了培訓的本義，我們面對的是即將上崗的新聞發言人，而不是進行學術討論的專家學者。

我贊同這樣的説法：新聞發言人制度需要政府和媒體之間建設性的關係作為保障，而在這一點上，我國的政府和媒體都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做，我們所進行的培訓工作就是其中一項。

最後我還想強調一點：雖然我是以教員的身份參與了新聞發言人的培訓工作，但在與學員的交流過程中也發現了許多在日常的學術研究中沒有注意到的問題：例如：如何在中國現有的行政體系下為新聞發言人定位？如何使新聞發言人在我國現有的多樣化的媒體生態下發揮作用等等。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有關新聞發言人的學術研究和培訓工作有助於實現新聞傳播學的本土化，從而使這門學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史安斌教授還對下面一個案例進行了簡單的介紹：

比如，美國賓州政府發言人做了一個有關出臺《網路隱私保護法案》的新聞發佈提綱。初稿開頭為：“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網路安全保護法案》的一些情況”。史安斌認為這樣的開頭過於直白，不能引起聽眾的注意力。他建議改為：大家在上網購物時一定擔心過自己的信用卡會不會被盜用，這才有了現在這個《網路隱私保護方案》。這樣能從聽眾親身體驗入手，喚起注意。或者改為：你願意讓一個陌生人把你的信用記錄從頭到尾看一遍嗎？作為政府職員，我們更擔心州政府的預算報表被人竄改。因此，有必要出臺這個《網路隱私保護方案》。史安斌教授認為這樣用提問的方式開場，容易吸引觀眾注意力；而且還能由個人體驗引申到政府工作。（責編/雪 石、雷向晴；供稿：《對外大傳播》雜誌）

中國網 200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