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初，做了三年駐台北記者的葉鵬飛來到北京，接手回國的同事李慧玲的工作，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駐京首席特派記者。初到北京，由於報紙的關注點主要在中國經濟方面，葉先生參加了較多場商業發佈會。但是他很快發現，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蓬勃向上的大國的首都，北京的活動實在太多，資訊量大得驚人，他有些忙不過來了。除了採訪與新加坡有關的商業活動，他把重點放在了有關經濟政策變動的政府新聞發佈會上，面對《聯合早報》讀者對中國財經新聞需求量的不斷增大，他覺得參加這樣的發佈會很解渴……

“站著問”還是“坐著問”

談到在中國參加政府新聞發佈會的感受，葉鵬飛首先説：“我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下簡稱“國新辦”）接觸的過程中，感受到工作人員對推動建立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的不遺餘力和熱情，蠻感動的。”他還説：“ 我才來半年多，可能看法不夠全面。我發表過這樣一篇短評《站著問，坐著答》。”其中談到據他觀察，記者被點名後經常出現有趣的現象，如果是中國國內媒體機構的記者，幾乎都會起立發問；如果是外國記者，則會坐著發問。他説：“當時給我的感覺是，似乎在中國，記者和官員的社會地位是有差距的。而外交部顯得相對平等，發言人站著回答，記者舉手被點到後坐著就能提問。據説有新來的記者站著提問，外交部發言人會立即請他坐下再問。在國新辦舉辦的新聞發佈會上，大家習慣使然吧，很自然地就站著問。但我特別留意到，西方的記者還是習慣坐著問，包括我們和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記者。這種差異耐人尋味。在我們的觀念裏，官員和記者在社會裏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平等的。一方發佈資訊，一方報道、整理、傳播給讀者，沒有高低之別。或許在中國，這些還在轉變過程中。外交部的做法就很‘國際’。當然，在其他的一些場合，比如人民大會堂“兩會”期間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西方記者也會站起來提問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場面太大，不站起來錄影機捕捉不到提問鏡頭，一方面的原因是出於對一個大國的總理的尊重。”

説起在中國採訪印象深刻的事，葉鵬飛説：“在中國採訪需要辦太多太多的採訪證。我們外國駐京記者到外交部登記註冊後，會領到一個附照片的記者證，但只在外交部有用。到了國新辦得再辦證，去有關部委採訪也要辦不同的證。李敖的文化之旅在北京有三四天，八九場活動，和要全程採訪李敖的北京行程的中國記者一樣，我們也得辦八九張不同顏色的採訪證。現在中國政府強調公眾知情權，應該持開放的觀念，在制度的設計上便利記者。能否讓我們在採訪中憑記者證就‘一卡通行’呢？”

“中國的新聞發佈是超前的”

在採訪中，記者得知，新加坡並沒有類似于中國的由國新辦提供平臺發佈新聞的制度。那麼，新加坡的政府和媒體是如何溝通的呢？葉鵬飛介紹道：“新加坡政府的各個部門都有它的發言人。有一個部原先叫文化部，現在叫新聞通訊及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Arts），代表政府負責新聞發佈。通常是由該部派出官員到其他政府部門去充當新聞發言人，和媒體打交道。這是比較正式的渠道。他們雖然沒有例行發佈會，但可以説是24小時向媒體開放，記者可以隨時打電話去詢問。另外還有發佈新聞稿的方式，以及國會制度：部長們要到國會去接受議員的質詢，在回答議員問題的時候，就會透露出許多資訊。記者也可以出席並進行報道。部長們經常走訪基層走動，很多商業活動和慈善活動也都喜歡邀請部長出席剪綵儀式、晚會等，媒體記者會利用這些機會圍繞部長，就其所負責的事務、對政策的思考等提問。因此，在新加坡，政府官員和媒體的接觸是相當頻繁的，渠道也多，相對來説不是很需要由一個重要的機構提供平臺，定期地召開新聞發佈會。中國的國新辦在某種程度上是比較超前的，作為中央級機構提供一個很高很大的平臺，邀請重要部門的重要負責人，在上面發佈權威的資訊，接受中外記者的採訪。這種作法很好。”

某種程度上的“還債”

當問及對於現在中國的新聞發佈會和發言人制度有何感受和改進建議時，葉鵬飛是這樣回答記者的——

“我的想法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則性觀念：政府如何看待和媒體的關係？是合作夥伴還是對立面或其他的？我能理解為何從官員的角度出發，不能向記者透露太多資訊。因為一個政策最終成形，需要一個過程，其間可能有不成熟的想法，有粗糙的成分。在這個過程還沒有走完時，如果記者發現了政策的制定過程，提前曝光，會引起來自社會的強烈反彈，影響政策的制定，這正是官員的顧慮。官員是想在政策成形以後再公之於眾。但這不是記者的考慮，我們就是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挖掘出更多的資訊。因為角色的不同，各有各不同的考慮。這當然是遊戲的規則。因此在發佈會上官員和記者的互動有這種緊張。但我説的是更高層次，所謂夥伴關係。理清了這一關係，其他問題都迎刃而解。這種觀念來源於對大局的認識：即資訊的流通不止對國民有好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是有極大好處的。只有掌握了正確的資訊，政府才能作出正確的反應和決策。畢竟中國是如此大的一個國家，資訊流通有扭曲或疏漏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果借助其他渠道，如專業的記者查證、報道、分析，獲得可靠的資訊，對政府的正確反應和決策是有積極意義的。因此我很積極地看待國新辦培訓新聞發言人時不單單注重技巧，也強調觀念的轉變。

目前，國新辦工作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為中國政府“還債”。因為歷來在國際媒體的眼中，中國政府對於資訊的控制是出了名的嚴格。到現在，還有很多所謂的國家機密和禁區。因為原來有一些累積下來的負面印象，現在中國政府要突然間改變整個思維和做法，就面臨一個“欠債”問題：要怎樣取信于國際媒體？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大家都是抱著疑惑和懷疑的眼光來看待整個新聞發佈過程的，在這一過程中做得夠不夠、快不快，都是很關鍵的。國新辦所做工作的重大意義在於，要通過努力在國際社會中扭轉這種負面的觀感。然而由於信譽度不高，就好像你在銀行的信譽不好，銀行不願意貸款給你，或者你得付很高的利息，因此，這個工作相對來説是比較艱巨的。而一旦做成，意義重大。”

“外交部的例行發佈會最過癮”

讓新加坡記者滿意的發言人是怎樣的？葉鵬飛説是“可遇不可求”，他説理想的境界是這樣的——

“遇到好的官員，既有能力又有把握，把回答問題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至於過度保守，一些可以公開的也不公開，這就讓記者頭疼，出席發佈會花了兩個小時，還有來回的車程，回去後卻沒有什麼可寫的。”

他還説：“每個發言人都有可以讓記者抱怨的地方。因為可能他的發言和答問很有技巧，但還是沒有讓記者要到想要的答案。但只要他不是在跟你打官腔，把他職責和權利義務範圍之內的資訊都透露給你，盡了他的責任，記者也不會太失望。發言人有沒有溝通的誠意，兩三個問題過後記者就能判斷出來。有的雖然和氣，但言語間透出官腔，也會被認為是在敷衍記者。有些官員不想回答問題時，自有他的技巧，比如就某一個問題可以答上二十分鐘，把後面提問的時間就壓縮了。其實很多內容都是背景性的相關資訊，但不是很切要，記者不會感興趣的。但這也是遊戲的一部分吧。

留意到我們較滿意的發言人，有書面稿一般都不照念。當然我們也需要這樣的書面稿，因為它提供我們作報道的背景材料，而材料以外的東西，希望有更多的機會提供給我們。但畢竟發佈會就一個半小時多一點，記者又多，都搶著要問。外交部的例行發佈會最過癮，通常對提問時間沒有限制，直到記者們完全沒有問題問了才散會。所以那樣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抱怨的，因為它已儘量地滿足了記者的需求。當然外交部發佈會和其他新聞發佈會的性質不同，又是例行的，可以説媒體一次沒有那麼多的外交問題可以問。從國新辦的角度講，我們當然希望能有多一些的時間和機會提問。”

最後，葉鵬飛告訴記者，目前他最期待的是即將舉行的“兩會”記者會，那是很大的場面，希望能有機會提問。

文/本刊記者 雷向晴

供稿/《對外大傳播》 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