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敬山（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在採訪農民工和企業老闆時，困難蠻大的。工廠老闆不樂意，門口的保安根本就不讓你進去，工人也根本就不讓出來，保安甚至放話，誰接受採訪就叫老闆開除誰。在廣州市民主大樓對面的建築工地，正當我跟農民工圍成一團談興正濃時，保安跑過來氣勢洶洶地説：“老闆請你出去！”工人們立刻知趣地散開了。這種情形在其他工地大同小異。

農民工不理解，誤認為我是來賣保險的。於是我只好從頭講起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的區別，他們還是有些懵懵懂懂，並明確告訴我，不管什麼保障，如果讓自己交錢，還是沒保障。一些農民工紛紛請我留下電話，問老闆不給工資時，我能否幫他們要回來？

而採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時，有些領導總是不忘提醒，這個是“雷區”，那個不能碰，還真是有壓力。有些則大倒苦水：“一部分偏遠縣市為了吸引外資，部分領導有一些‘特殊’的行為，這讓我們勞動監察部門很難做。我們的監察隊伍對違反用工規定的處罰簡直沒有什麼力度，一些老闆就當著我們的面揚長而去，因為我們沒有強制的執法權，我們沒有權力讓其停産整頓，又不能沒收人家的營業執照，又不能斷水，斷電，誰怕你呀……”

王文韜（新華社北京分社記者）：與前一段時間採訪欠薪問題相比，這次的採訪應該算是順利的，避開部分“仇視”的目光，即使是拒絕也顯得溫柔了一些。但記者還是感到被訪者“言猶未盡”，要麼就有“難言之隱”。

農民工的熱情總是能感動我。當我約好在晚上10點到工地找他們時，他們不顧一天辛勞，很早就到路口等待，並“掩護”我到“安全”地點，訴説他們的遭遇、理解與期盼，如此的互動讓人感到的是真誠和溫暖。

企業主和用人單位就截然相反了，無論我採用何種態度、語氣，對方一聽到這一選題，立刻露出懷疑的目光，長久打量我，觀察四週情況，如臨大敵。閉口不談者為數居多，少數開口者也總在説一句：“你可不許給我惹來麻煩，否則……”如此一個正面的選題卻進行得有些像“暗訪”，傷腦筋的同時，也發人深思。

而政府官員的破例接待則是我沒有想到的：坦誠的交流，直面問題的態度，和對未來政策的清晰思路，也給我注入了對解決這一問題的信心。

採訪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農民工問題，對於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可以逃避或敷衍了事的問題了，而且矛頭所指，也將不會只限于工資、社會保障等表層。隨著農民工這一群體與城市社會的全面捆綁，它將從深層次全面考驗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的運轉機制和智慧。

《半月談》  200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