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敬山(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在採訪農民工和企業老闆時,困難蠻大的。工廠老闆不樂意,門口的保安根本就不讓你進去,工人也根本就不讓出來,保安甚至放話,誰接受採訪就叫老闆開除誰。在廣州市民主大樓對面的建築工地,正當我跟農民工圍成一團談興正濃時,保安跑過來氣勢洶洶地説:“老闆請你出去!”工人們立刻知趣地散開了。這種情形在其他工地大同小異。
農民工不理解,誤認為我是來賣保險的。於是我只好從頭講起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的區別,他們還是有些懵懵懂懂,並明確告訴我,不管什麼保障,如果讓自己交錢,還是沒保障。一些農民工紛紛請我留下電話,問老闆不給工資時,我能否幫他們要回來?
而採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時,有些領導總是不忘提醒,這個是“雷區”,那個不能碰,還真是有壓力。有些則大倒苦水:“一部分偏遠縣市為了吸引外資,部分領導有一些‘特殊’的行為,這讓我們勞動監察部門很難做。我們的監察隊伍對違反用工規定的處罰簡直沒有什麼力度,一些老闆就當著我們的面揚長而去,因為我們沒有強制的執法權,我們沒有權力讓其停産整頓,又不能沒收人家的營業執照,又不能斷水,斷電,誰怕你呀……”
王文韜(新華社北京分社記者):與前一段時間採訪欠薪問題相比,這次的採訪應該算是順利的,避開部分“仇視”的目光,即使是拒絕也顯得溫柔了一些。但記者還是感到被訪者“言猶未盡”,要麼就有“難言之隱”。
農民工的熱情總是能感動我。當我約好在晚上10點到工地找他們時,他們不顧一天辛勞,很早就到路口等待,並“掩護”我到“安全”地點,訴説他們的遭遇、理解與期盼,如此的互動讓人感到的是真誠和溫暖。
企業主和用人單位就截然相反了,無論我採用何種態度、語氣,對方一聽到這一選題,立刻露出懷疑的目光,長久打量我,觀察四週情況,如臨大敵。閉口不談者為數居多,少數開口者也總在説一句:“你可不許給我惹來麻煩,否則……”如此一個正面的選題卻進行得有些像“暗訪”,傷腦筋的同時,也發人深思。
而政府官員的破例接待則是我沒有想到的:坦誠的交流,直面問題的態度,和對未來政策的清晰思路,也給我注入了對解決這一問題的信心。
採訪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農民工問題,對於社會已經不是一個可以逃避或敷衍了事的問題了,而且矛頭所指,也將不會只限于工資、社會保障等表層。隨著農民工這一群體與城市社會的全面捆綁,它將從深層次全面考驗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的運轉機制和智慧。
《半月談》 2004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