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哈爾濱天高雲淡。

教師節前夕，哈爾濱工業大學，綠樹成蔭，芳草萋萋，整潔而充滿活力的校園裏，一幅幅紅色的標語格外醒目——“繼承馬祖光院士遺志 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以馬祖光為榜樣 為祖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向馬祖光學習 厚德博學為人師表”。這一切告訴記者，馬祖光雖然離開這裡一年多了，但是，這裡的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懷念他。馬祖光依然活在人們的心中。

哈爾濱工業大學是馬祖光生前生活奮鬥了53個年頭的地方。記者在這裡見到了他昔日的學生、同事、領導、朋友、鄰居和親人。提起馬祖光院士，他們每個人都有説不完的話。在他們的心中，馬祖光是國家的棟樑之材，是科學技術的鋪路先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是老師學生的良師益友，是妻子眼中的真情好丈夫。在生活中，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他的人生理想又是那麼的意境高遠；在事業上，他總是那樣的默默無聞，但他在鐳射領域的卓越貢獻足以驚天動地。

馬祖光默默地走了，就如同他默默地來；他的故事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淡出人們的記憶，如同人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至親至愛的家人；他的生命之光也不會隨著他的離去而熄滅，就如同奧林匹克的聖火，註定要代代相傳。

為了中國的“光之驕子”

馬祖光1928年4月11日生於北京。青少年時代的他顛沛流離，飽經戰亂的艱辛。1950年，馬祖光從山東大學畢業後，懷著一腔熱血奔赴東北，來到哈工大投身於祖國教育科研事業——當物理教師，同時在研究生班學習。次年，擔任學校新組建的“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在此後的50多個春秋裏，他刻苦鑽研，不畏艱險，用畢生心血為哈工大的發展，也為中國鐳射技術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58年，根據國家需要，哈工大創辦6個新係，馬祖光負責創辦核物理專業。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馬祖光還患有心臟病，腿腳經常浮腫，但他懷著為祖國幹一番事業的滿腔激情，率領師生連續苦戰，克服了饑餓和疲勞的折磨，終於使這個專業從無到有，不斷壯大。經過7年的艱苦創業，馬祖光領導的核物理專業成為當時哈工大錄取分數線最高的專業之一，培養出來的學生受到用人單位的普遍好評，為此受到錢三強的稱讚和支援。馬祖光憑藉吃苦肯幹的精神和嚴謹治學的態度，為核物理專業打下了“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好傳統，成為全校最年輕的學科帶頭人之一。

上個世紀60年代，鐳射作為“光之驕子”剛一齣現，便在各個領域被廣泛應用，頭腦敏銳的馬祖光立即預見到了這項技術的廣闊前景。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及 “四人幫”的嚴重干擾，中國經濟瀕臨絕境。剛從“牛棚”出來的馬祖光沒有畏縮，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驅使他一定要創辦起鐳射專業。雖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較厚，但鐳射對他來説是完全陌生的。為了快速掌握新知識，馬祖光廢寢忘食鑽研國外鐳射文獻，掌握最前沿的知識，並在專業師資隊伍培養和理論研究上狠下功夫，工作逐漸走上了正軌。

當年和馬祖光一起創業、共事33年的王雨三教授説起那段歲月時眼含熱淚，感慨萬千。他説：“在一個雪花漫天飛舞的日子，我們幾個人和馬老師推著手推車到哈市香坊區的一個廢品收購站買舊的蒸餾水玻璃瓶。回來的路上，馬老師搶著拉車。他臉上淌著雪水和汗水，渾身冒熱氣。一幫人有説有笑，氣氛特別愉快。我説馬老師是‘老馬識途’‘老馬駕轅’，其實，馬老師那時就有心臟病。現在想起來，真是心酸後悔啊！我們幾個都比他年輕至少十來歲，當時如果知道，説啥也不能讓他拉車呀！”

經過努力，馬祖光與同事的研究很快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們參與了多項重大國防課題攻關項目，研製成功的幾種型號的鐳射器得到專家們的一致稱讚，在國防科工委、航太部多次獲獎，為我國“八五”、“九五”期間研製鐳射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2年，哈工大成立了鐳射研究室，1987年成立了“光電子技術研究所”，1993年依託光電子技術研究所建立了“航太工業總公司哈工大光電子技術開放實驗室”，1994年，經國防科工委批准，立項建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獎設立以來，這個學科共獲課題40多項。“九五”期間，承擔了10多項總裝預研課題和“863”計劃課題。2000年，國家對國家級重點實驗室進行評估，他們在“電子元器件與技術”領域排在第二位。許多來自發達國家的同行在參觀了哈工大光電子技術專業實驗室後驚嘆：你們這個專業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取得這麼快的進步，令人讚嘆，真是奇跡！

就這樣，馬祖光與同事們用了近三十年的時間，終於建成了一個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實驗基地，帶出了一支全國過硬的科研隊伍。

馬祖光為中國的“光之驕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也收穫了纍纍碩果：

馬祖光歷任哈爾濱工業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863”鐳射領域第一批領域專家、顧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學科評審組成員，中國光學學會理事，黑龍江省光學學會理事長。他是航太部一等功、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多年來，馬祖光共獲國家自然科學獎1項（四等），國家發明專利1項，部級科技進步一、二等獎9項。在中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141篇，編撰著作3部，培養博士生27人。

1981年在德國漢諾威大學首次在世界上實現鈉雙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態躍遷發射譜，同時發現Na2910nm、0.93#m－um、104uJm－1.16um、2．50um－2．56um近紅外四個新譜區。

1983年在國內首次實現Na22．54um近紅外鐳射振蕩，作出束縛—束縛分立結構光譜及光柵調諧效應。

1984年在國際上首次發現Li2第一三重態吸收譜：390um區吸收譜、B—X異常譜帶及多條蘭綠區受激發射線。

1985年在國內首次實現S2鐳射，並在國際上首次在光譜學中提出間接光泵躍進機理。

撰有《紫外泵浦Na2 (B3∑g)—Na2 (X3∑u)的發射光譜》《Na2中紫外準分子發射》等論文，編著有《鐳射實驗方法》，譯有《原子核理論》等。

……

馬祖光不愧為中國的“光之驕子”。

“請允許我這個中國人試一試”

1980年9月，馬祖光來到了有150年校史的德國漢諾威大學。這所大學曾培養出許多世界聞名的數學家、物理學家。

不久，馬祖光根據自己閱讀的大量文獻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論知識，選擇了鈉雙原子分子三重態躍遷課題。這是被預言為近紅外鐳射發展中的一個世界難題。

德國科學家對馬祖光選擇這個課題感到十分吃驚並表示極大懷疑，認為他“不自量力”，他們説：“這項研究，美國、蘇聯、法國、德國、義大利過去都搞過，沒搞出來；我們漢諾威大學也探討過多年未獲得成功。你就不要做了吧！”

馬祖光不信這個邪，他心中升騰起強烈的民族自尊感，“中國人怎麼了？難道中國人就比外國人笨嗎？”他下定決心：“我們不能吃別人啃剩下的麵包！跟在別人後面走，永遠也不會有自己的東西。外國人搞不出來的東西，中國人不一定就搞不出來。這口氣一定要爭！”他滿懷信心地回答對方：“請允許我試一試。”

馬祖光事後曾非常激動地回憶説：“和現在世界上先進國家比較起來，我們是落後了不少時間。但是我們中華民族是富有創造精神的民族，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我們作為炎黃子孫絕不能愧對我們的祖先！只要我們加倍努力，就一定能夠迎頭趕上！”

馬祖光堅持自己選擇的題目，不曾想卻招來了德方對他工作條件上的限制。學校不準他白天使用實驗設備，只能在晚6點至早9點這段時間使用，而這正是人們應該休息的時候。

面對困難，馬祖光沒有退縮。已經過了知天命的他，以超出別人幾倍的工作量拼命地幹著。為了延長實驗時間，他把下班的時間一再向後延，半夜，常常趕不上12點的末班車，只能步行幾裏地回到住處。睡不了幾個小時，又起來趕在他人上班前去做實驗，幹完後還要把實驗設備歸回原位，以不影響別人做實驗。

馬祖光在與時間賽跑。為了有更多的時間，他把生活中所有能壓縮的事情都壓縮了。德國朋友多次邀請他去遊覽漢堡、慕尼黑，他總是婉言謝絕。他甚至沒有時間吃飯，那段時間，他經常吃的是清水煮掛麵。

馬祖光相信沒有攀登不了的科學高峰。他每天一走進實驗室就忘記了外面的一切，只有一個心思：實驗，不斷地實驗，失敗，再實驗。

6月8日，馬祖光首次觀察到三條強光發射，通過計算和測量，他斷定這是産生三重態躍遷的前兆。但是，德國科學家説這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原子譜線，還奉勸馬祖光不要再繼續浪費精力了。

實驗室負責人要求他改變課題，7月8日，讓他停止實驗。

“希望就在眼前，難道就此夭折嗎？不！絕對不能！”馬祖光要求再給10天時間，對方看他態度堅決，只好勉強同意了。

10天，滿打滿算也只有240個小時，對只能利用早晨和夜晚來實驗的馬祖光而言，就更加緊張了。他把分分秒秒都看得十分寶貴。睡眠時間被他縮短再縮短，一日三餐壓合成兩餐。當時德國人每週工作5天時間，而馬祖光卻把節假日和星期天都用來工作。

在苦戰了5個夜晚後，眼睛熬紅的馬祖光終於發現了科學家們夢寐以求的Ｎａ２的新的近紅外連續譜區！

一瞬間，馬祖光心裏充滿了勝利的喜悅。

那是德國的午夜12點，正是北京時間早7點，祖國的太陽剛剛升起。早已進入夢鄉的漢諾威城一片寂靜。馬祖光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大步流星地回到住處，打開收音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各位聽眾，早晨好！今天是７月１３日……”來自祖國的聲音，讓馬祖光感到格外親切，他興奮地流下熱淚。

回國後，馬祖光時常回想起那激動人心的一刻：“我和偉大祖國共同迎來了新的曙光。從那時起我就發誓，我們一定要在自己的實驗室裏做出科學最前沿的工作，我們有能力和世界各國科學家爭個高低！”

“這個榮譽應該屬於中國！”

馬祖光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他從不會計較自己的名利得失。可是，這一次卻是個例外。馬祖光不僅爭了，而且爭得毫不客氣。

那是在馬祖光發現Ｎａ２的新的近紅外連續譜區之後。漢諾威大學的德國人認為，馬祖光做出的成果利用了德國的實驗設備，成果理所當然首屬德國。於是在馬祖光發現新光譜後寫出的論文上，他們不客氣地把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

對於德國人的這種作法，馬祖光不幹了，他對研究所負責人説：“這個發現，不是我個人的事，這是中國人做出來的，這個榮譽應該屬於中國！”

最後，德國漢諾威大學研究所所長不得不寫下了這樣的證明：“發現新光譜，完全是中國的馬祖光一個人獨立做出來的。”

事後有人問馬祖光：“你在國內從來都把名看得那麼輕，怎麼在國外就把名看得那麼重？”馬祖光説：“這很簡單，在國外我爭的是國家的聲譽、中國人的尊嚴，而在國內我讓的是個人的名位。在國內我可以不要名，但在國外，國家的聲譽、民族的利益是一定要爭的。我相信別人在這個關口也會這樣做的。”

1981年11月，馬祖光帶著豐碩的科研成果以及作為一名中國人的自豪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他説：“人家的條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我們越是困難，越是要使出最大的力量來建設好自己的國家。特別是要教育孩子們，要有這種志氣，要把自己和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我的名譽不算什麼”

以馬祖光在我國光學領域做出的許多重要貢獻和在國內外的聲譽，他的學術造詣早已達到“院士”的水準了。早在1996年，著名科學家王大珩院士來哈工大考察時就説：“小馬（馬祖光）該申報院士了。”

然而，在科學難題面前從不畏懼的馬祖光，面對“院士”這個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至高榮譽，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 “退縮”了。

從1997年開始，哈工大兩次為馬祖光申報院士，他不但不同意申報，還讓助手把申報材料從校人事處追回來。“我不夠院士水準，要報也要報年輕同志。”1999年，推薦院士不需要本人簽字，學校直接將馬祖光的材料寄了出去。馬祖光知道後，竟十萬火急地用特快專遞給中科院發了一封信：“我是一個普通教師，不夠推薦院士條件，我要求把申報材料退回來。”2001年，新的院士評審規則要求申請者必須簽字。當時，學校很多人都做過馬祖光的工作，可他就是不簽字。在申報期限的最後一天，人事處只好“搬出”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李生做工作。

“開始時馬老師仍然‘不買賬’”，剛剛從黨委書記職位退下來的李生回憶：“馬老師堅持認為，他年紀大了，評院士沒有意義了，一生只求無愧於黨就行了。沒辦法，我只好下‘命令’，可是馬老師還是不同意。”李生又和他談起了學校的黨建工作，這勾起了馬祖光對入黨以來的美好回憶，説：“我一輩子服從黨組織安排……”李生立即接過話頭：“那你就再聽從一次。”在這種情況下，馬祖光才簽了字。

中科院在審閱馬祖光的申報材料時曾産生疑問，作為光學領域知名專家，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可在他的許多論文中馬祖光的署名總在最後，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他“有名無實”？經過一番調查，終於揭開了其中的“秘密”。

同事劉國立經常回想起和馬祖光在一起的一段經歷：“那年馬老師讓我出席全國鐳射會議，並宣讀《紫外鐳射激勵鈉二聚物的2.50-2.56微米鐳射》論文，這是根據馬老師提出的理論首次發出鐳射、居世界前沿水準的研究成果撰寫的，馬老師做了很多工作，論文第一署名我當然寫他。可上臺演講之前，收到馬老師最後修改的論文，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他的名字卻排到了最後。”

時隔幾年，老教師王月珠説起當年那一幕，話語中仍然充滿敬仰難抑激動：“馬老師剛從德國回來時，他把自己在國外做的許多實驗數據和照片交給我，讓我測試。事實上我只能算是幫他驗證一下而已，光論文他就改了三四遍，我便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他堅決不同意，最後還是把他的名字排在了最後。”

這種署名“糾紛”，教研室的每一個人都遇到過。同事們説，許多教師和研究生的課題都是馬老師親定方案、親自指導、親自檢查，按理説，名字署在第一位是正常的。可每次，他都把別人排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後一位，別人改過來、他勾過去，反覆多次。根據教研室的規定，通常需要馬祖光對發出的稿件進行最後把關。所以，馬祖光每次把關時都將封皮一換，最終把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後。馬老師經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事業重要，我的名不算什麼。”

很多人無法理解馬祖光的做法：“全國、全世界的科學界都是這麼做的，你偏偏這樣固執，不覺得太虧、太累了嗎？這是你應得的呀！”對此，馬祖光有自己的解釋：“沒有大家的努力，什麼事兒也做不成。做學問也好，做事情也罷，首先一定要做一個高尚的人，顧大局，讓榮譽，要具有無私、無畏的精神。”

2001年，馬祖光當選為中科院院士。在為他舉辦的座談會和電視專訪中，馬祖光一再謙虛地説，這是大家的功勞，沒有全專業人員的共同努力與忘我的勞動，我馬祖光再能幹也當不了院士。

“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

馬祖光嚴謹治學，精心育人，培養出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好學生。

學生們都知道，馬老師對學術研究中的虛假、腐敗現象深惡痛絕。要想在馬老師那裏搞歪門邪道，實驗糊弄，混文憑，是絕對不可能的。

做馬老師的學生，首先要學會的是老實做人。兩個數據可以證實的實驗,他會要求採集更多個數據。在實驗過程中，他對每一個操作細節都要求得十分嚴格。他常常講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到外單位的實驗室參觀，看見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竟然用嘴吹儀器上的塵土。他説，這些看起來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對於精密的儀器，有時極輕微的變化都會産生不同的結果。“這違背了科學精神”。

2002年，74歲的馬祖光陪同博士生做“毛細管放電”課題試驗。試驗一做就是６個小時。博士生被導師嚴謹治學的科學態度感動得落淚：“馬老師一刻也沒有離開過實驗室，眼睛時刻盯著測試儀器，數據出來的時候已是晚上１０點多了。天下著雨，我攙著馬老師，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到他家門口時，我看著他的背影，心裏一陣發酸：導師啊，多像我的父親……”

“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要能經得起別人的考問，經得住時間的考驗。”電子工業部委託馬祖光主編一本鐳射統編教材。他多次召開編者會，要求取材一定是當今最新成果，每個定義、概念要準確恰當。他再三囑咐：“千萬不能誤人子弟。”２５萬字的書，幾易其稿，他對每一章、每一節、每一頁、每一行、每個字，都仔細推敲。當大家認為可以印刷的時候，他還建議再仔細看幾遍，精益求精。他説：“嚴謹是做學問最起碼的態度，可不能在知識界裏當奸商啊！”

他有時精益求精已到了“過分”的地步。“馬老師培養學生一絲不茍，責任心極強”。每位博士生開題，馬老師必須參與，幫助學生選題、分析、查資料。對學生的每個課題，他都挂在心上，搜尋大量的相關資料。學生常常説：“我們要做的課題所掌握的材料，還不如馬老師掌握得多。”

馬祖光夫人説：“老馬常常在夜裏一兩點鐘的時候，還坐在床上看學生的論文。每個不準確的數據，不準確的英文翻譯，從遣詞造句到標點符號，他都用紅筆圈出來。第二天讓學生去修改，一遍不行兩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點毛病為止。有好多次改論文，他夜裏都犯了病。唉，他太累了……”

外國留學生達尼做的是一個新領域的課題，他的論文馬老師至少改了７遍，“最後基本看不出初稿的模樣了，水準相當高。最後論文被刊登在一本國際權威雜誌上。” 馬祖光的學生陳德應説，“達尼讓馬老師署第一，馬老師堅決不同意。”

研究生們每次答辯，馬祖光總要親自參加。馬祖光的同事説起這些事很感動：“博士生答辯的時間長，年邁的馬老師從不遲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認真聽，不斷詢問。有一段時間他的腳浮腫得很嚴重，正巧這時有個博士生答辯，馬老師一定要堅持參加完答辯後再去住院。就在馬老師去世前１周的時間裏，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還是連續參加了幾個學生的論文答辯。”一次深夜做一個實驗，同事們都勸他回家等著聽彙報就行了，他毫不退讓：“不親自指揮，不親眼看到，還叫什麼試驗！”一直堅持到淩晨結束。

“我的一個博士生去請教馬老師一個問題，他當時就説‘這個我不行，我幫你找別人。’ ”一位博士生導師對一件小事記憶深刻，經常拿出來教育學生。“一個大專家能用平常心對待自己，不懂從不裝懂，不敷衍學生，這不是每個知識分子都能做到的。這是值得每個做學問的人學習的大師風範。”

和馬祖光共事30餘年的王雨三教授説：“我每次制定或修訂教學計劃時，馬老師必親自參加，他一定要堅持兩條：一是不能削弱基礎課內容。二是實踐環節要加強。光電子技術實驗室永遠都是向本科生開放的。即使在實習經費很少的情況下，學生們到天津、北京的實習也從未中斷。他常説：‘我們不能誤人子弟。’”

曾是馬老師的博士研究生、已擔任教務處副處長的張中華説：“馬老師作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先進的。他主張寬基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他知道我去教務處時，對我説，你在那兒工作，一定要抓好基礎性教學工作。我到教務處後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受了馬老師教育思想的影響。”

在哈工大，馬祖光是呼籲博導、教授上講臺給本科生講課的倡導人之一。就在他去世前１個月，他還應邀到二校區為學生作題為《做人與做事》的講座。那天馬老師已很不舒服了，老伴勸他：“你身體不好，二校區還挺遠，就別去了。”可馬老師説：“二區的學生都在等著我，我哪兒能辜負他們的熱情呵。”講座結束後，學生們圍著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問這問那，他到家時已是夜裏11點多了。

記者採訪所有和馬祖光接觸過的人時都聽到同樣一句話：馬老師既是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又是德才兼備的教育家，他一生都在幹事業，一生都在培養人。

“對同志不該留一手”

談到馬祖光高尚的學術道德，他的同事、學生都不由得流露出敬佩之情。

劉國立回憶説：“1983年，鐳射實驗室進口了一台先進的多種氣體準分子鐳射器，一個兄弟單位派人來學習，馬老師熱情接待，他毫不保留地讓人家看個夠。那時在國內開展光譜研究的很少，有的單位研究的內容對外都保密。當時我們許多人都埋怨馬老師，沒有像他那樣的大傻帽兒了。”

他曾幫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單位的有關人員做了許多工作，毫無保留地為他們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資料。在他的幫助下，有的單位做出了重要成果。對有的科研單位間互相“封鎖”、“保密”的現象，馬祖光胸懷坦蕩：“我也知道他們那樣做不對，但‘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中國，不算失。”

老教師胡孝勇、尚鐵梁對此也深有感觸：大公無私，是馬老師突出的美德之一。他為別人的課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花了大量的心血，這和有的人在學術研究中的種種自私自利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馬老師做了別人能做而沒有做的事，這就是他的平凡和偉大。他做人真實、坦蕩，從來不為自己的前途設計。

馬祖光把科學研究看作大家共同的事業。作為我國“８６３”第一批領域專家，他在國內學術界威望很高，並給教研室爭取了多項研究課題。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哈工大鐳射教研室的絕大多數課題，都是在馬祖光的指導下爭取來的，並根據他的學術思想確定的。

馬祖光的心裏裝著一本賬，哪個課題適合哪個同志幹，他清清楚楚。他根據每個人的特點，把爭取來的很多課題分出去，並讓別人當課題組組長。跟他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教師説到這樣的事很感慨：“老馬呵，一點兒私心都沒有，是真正為事業著想的人。他高尚的學術道德不是現在的學術帶頭人都具備的。”

馬祖光並不是把課題分給別人就不過問了，而是從立項、設計方案到解決關鍵問題，從中期檢查到修改論文、發表論文，他都嚴格把關。哪個課題組有問題解決不了，他或是全力幫助，或是組織人馬，集體討論，以求找出最好的方法。教研室的老師和學生往國外雜誌寄論文或者寄參加國際會議的論文，他都必須親自審查，而且審查得非常嚴格，包括科學原理、論證過程、甚至英文翻譯、語法習慣、標點符號等。他説：“論文不僅代表個人，還影響專業、學校，甚至國家的名譽。”

他把自己的成果和經驗看作是集體的財富。３０多年來，他把歸納、整理、翻譯的資料裝訂成冊，誰需要他就給誰看，教研室每一個同事都有馬老師的文獻卡。馬祖光夫人告訴記者説：“老馬在家時，經常是不嫌麻煩地為別人翻箱倒櫃地找資料。”

馬祖光多次對同事説：“對同志不該留一手，這是最起碼的道德標準。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科學工作者應該有這種品德。”

“共産黨員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

不管怎麼説，馬祖光也是一位在國內外鼎鼎有名的大教授、中科院的院士，所以，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在生活上是如此簡樸。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記者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實的。馬祖光的家在一棟上世紀50年代的老樓裏，屋子裏的傢具簡單、破舊，據説是前一家住戶搬走時淘汰下來被馬祖光接收的。房間裏最多的東西是書櫥裏和到處堆著的紙箱裏裝滿的書。

“有床睡、有饅頭吃，有衣服穿就行了”，這就是馬祖光的生活標準。憶起往事，癱瘓在床7年的馬伕人孫悅貞對記者説：“老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看書、辦專業上了，他捨不得把時間和精力用在享受上。”

馬祖光大學畢業後來到哈爾濱，那時，哈爾濱的冬天室外最冷時達零下30多度。他妻子來哈四五個月，就得了很嚴重的風濕病。馬祖光經常背著妻子去醫院看病，而且欠了很多債。但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一句困難的話。當組織上了解到這些情況給他一些補助時，他堅決不要。

馬祖光評上院士之後，學院給他配了一間辦公室，並且要裝修。他聽説後著急地説：“要是裝修，我就不進這個辦公室。”他不願意用集體的錢來改善自己的條件。最後，在他的堅持下，只買了一台微機。

孫悅貞説：“‘文革’初，全家三代人擠在一間倉庫裏，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只有一個炕，書架還放在炕上。老馬個子高，睡覺時腳只能伸在書架底下。落實政策後，學校分給我們兩間房。但分別在兩個單元，一間是三家合廚，另一間是兩家合廚，很不方便。後來，學校蓋了一批新房，學校要給老馬調房子，他卻説，我再搬家是錦上添花，給別人是雪中送炭。他先是四處遊説給實驗室一位工人跑下一套住房，而後他又請求把調給自己的房子撥給另外一位同志。校領導説，這次是照顧有貢獻的教授。老馬急了，説：‘我是黨員，不需要照顧。’”

學校為他這樣的老專家蓋了一棟複式樓。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得到一套，安享晚年，但他拒絕了。至今，馬祖光的家仍然安在這棟上世紀50年代的老樓裏。

“當年，我兒子從哈工大畢業，如果老馬提出家裏有困難，學校肯定能把兒子留下，可他就不去説，結果孩子分到了別處。”夫人説著淚水已止不住地往下流了，“他不願麻煩組織麻煩別人，從來不提任何要求。”

在德國工作兩年，馬祖光沒觀光遊覽過一次，沒留下一張紀念照。兩年的時間裏，馬祖光省吃儉用，竟吃了150多斤掛麵，從生活費中“摳”出外匯一萬多馬克，全購置了實驗資料和儀器。有人替他惋惜，他卻認真地説：“出國的機會是國家給我的，出國的錢也是國家給的，國家也有困難，我不能用國家的錢給自己買東西，能節省的就要節省啊！”

1981年11月，馬祖光到北京向航太部領導做彙報，航太部把他安排在友誼賓館休息。結果，第二天他就跑到航太部招待所去了，他説：“那裏一晚住宿費幾十塊錢，太貴了！”航太部又把他安排在國務院招待所每天收9元錢的房間，第二天找他時又不見了，原來他又調換了個每天收5元錢的房間。

老馬生前出差經常是坐火車硬座，坐公共汽車，用國際會議發的獎金給實驗室買設備，堅決不要航太部發給他的美元補貼。但又有誰能想到，馬老的孩子考託福時，家裏卻連30美元的報名費都拿不出來。

馬祖光曾在一份總結中寫到：“共産黨員在貢獻上是要區別於普通人的，要處處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

“我要把一切獻給黨”

在馬祖光當選院士後，他首先把榮譽歸功於黨的教育和培養。

馬祖光説過這樣一段話：“一個共産黨員對黨、對祖國的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很具體，就在你的行動上，在你每天怎樣做人、處世和對待工作上。我是1952年入黨的，我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要把一切獻給黨！”

馬祖光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他無愧為優秀共産黨員，無愧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他用自己畢生的精力完美地演繹了這段肺腑誓言。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他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

2003年7月7日晨。在連續多天參加本科生和碩士論文答辯後，馬祖光感到很不舒服。老伴和秘書都勸他休息，可他卻用盡全力扶著椅背慢慢站起，聲音微弱卻堅定地説：“我這把年紀，就像蠟燭要燃盡一樣。今後能幹一番事業的年頭不多了，我這個蠟頭不高了，我要儘量燃燒……我再去給學生們把把關！”馬祖光堅持在秘書攙扶下又出了門。

7月11日晚。在擬定了一份哈工大光電子技術專業教學計劃後，馬祖光打電話給王雨三教授：“老夥計，咱們要在教學上輔佐一下年輕教師，把他們帶上來……我覺得有點兒累，估計身體不行了，假如我走了，沒別的牽掛，一個是癱瘓在床、相濡以沫50載的妻子，再有就是對學科發展放不下心，實在放不下心……”

2003年7月15日，馬祖光到北京，拿著老伴的X光片跑到醫院找專家會診，卻心臟病復發。馬祖光終於放下了沒有做完的光電子學科30年發展規劃，離開了無限眷戀的光電子事業和熱愛的學生、同事、家人。

馬祖光的生命之燭停止了燃燒。

臨別前，馬祖光只説了一句話：“我感覺很累……”

馬祖光的確太累了，他終於可以休息了，可以永遠地休息了。

噩耗傳來，每個人都愣住了，沒有人相信，沒有人願意相信，那個一直在和時間賽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從來沒有節假日，以超人的毅力和工作量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科技難關的馬祖光，那個在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教育科研事業中，始終是“高瞻遠矚，瞄準前沿”、爭取“要與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對話的權利”的馬祖光，那個開拓、凝練學科方向，引領創新潮流，在短時間內、奠定了學科在國內外同領域的地位，帶出了一支科技領先的隊伍，一批專業技術骨幹、帶頭人的馬祖光，就這樣突然地永遠地離開了他們，鄰家糧店的老職工不禁頓足嘆息：“好人啊，咋就這麼走了呢……”

一年後，哈工大學子們為他建立了網上紀念館，直到現在，哈工大BBS網每天仍有很多人發帖子，自發地悼念他，為他“獻花”、留言，深情緬懷他的非凡業績和高尚品格。許多人發出同一個聲音：馬老師的事跡感天動地，怎麼宣傳都不過分。

學術界泰斗、我國著名科學家王大珩院士説：“祖光院士是我國從事鐳射研究從基礎理論導出現實鐳射成果的少數先驅者之一。”

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同志對馬祖光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説：“馬祖光院士是我國著名光電子技術專家，長期從事鐳射介質光譜、新型可調諧鐳射和非線性光學及應用研究。他在該領域創造了多項國際領先的科技成果，並對國防電子應用進行了探索性研究，為促進光電子技術的發展也做了系統的開創性的貢獻！”

燃燒自己，照亮別人。馬祖光點燃的生命之光將生生不熄，永遠照亮在人們的心中！ （陳山/文圖）

中國網 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