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中國民營企業的誠信程度與其競爭力水準之間有什麼關係？相互間有沒有影響？影響有多大？
（一）誠信理論的國際比較
誠信與地區經濟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國外多數學者大都把誠信歸入“社會資本”的範疇。一般認為，誠信程度高的地區，其社會資本就比較豐厚，因此更有可能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誠信程度低的地區，其社會資本也相對比較薄弱，因此有可能形成一個“壞的市場經濟”。顯然，一個“壞的市場經濟”是不可能有利於當地企業競爭力的培養和提高的。1997 年，兩名美國學者研究了一份對29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調查數據，發現收入更高和更平等的國家，誠信程度更高，人們的道德感也更強。這可以説是對上述社會資本理論的一個實證。
誠信與企業競爭力更是高度相關的。美國蘭德公司曾對進行過深入研究。他們把企業競爭力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企業産品生産及控制其成本和品質的能力、 企業服務和行銷的能力、企業(産品層)技術開發能力；第二層是各經營管理要素組成的結構平臺，包括企業內外人、事、物、環境、資源、運作機制、規模、品牌和企業産權制度等；第三層是以企業理念、企業價值觀為核心的企業文化、內外一致的企業形象、企業創新能力、差異化和個性化的企業特色、穩健的財務、遠見卓識和長遠的全球化發展目標。因此，他們認為，誠信是企業的一種核心競爭力。
美國學者查爾斯·漢普頓 和 阿爾方斯·特龍佩納對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瑞典、日本、新加坡等12個國家的15000名經理做了調查。調查後研究發現，不同的企業在創造財富過程中雖然都曾受到過互不相同的獨特價值體系的影響，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絕大多數企業經理人都意識到，有反經濟信用行為的企業，其成本必然會大幅度增加。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的資訊傳播速度很快，社會輿論的監督力度也在不斷增強，企業一旦做出反經濟信用行為，馬上就會被人知道，甚至全面曝光，結果一個企業的最重要的無形資産——商譽就會遭受重創。安然公司的轟然倒塌，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二）數據分析和橫向考察—— 2004中國民營企業競爭力調查問卷關於誠信的解析
1.浙江等四省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數與誠信指數對比
為了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水準和誠信水準之間的關係進行實證分析，我們在調查問卷中除了設計“本企業所在地內企業間的信用關係”、“本企業所在地的居民是否講求誠信”、“本企業所在地的政府説話算話程度”三個反映企業誠信、個人誠信和政府誠信的問題外，我們還設計了“本企業所在地完全足額納稅的企業佔全部企業的比例”、“本企業所在地按時足額還銀行貸款的企業佔全部企業的比例”、“本企業所在地的企業交易活動中，買賣合同得以順利執行（不發生貨物或者錢款不及時到位或相互拖欠等情況）的交易活動佔全部交易活動的比例”三個更具體的問題，以進一步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企業誠信狀況。
遺憾的是，從回收的問卷中我們發現，民營企業對於後三個問題普遍持“諱莫如深”的態度，有很大比例的企業根本沒有填寫這三個問題，即使填寫了答案，其可靠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他們普遍選擇了最高或者次高量級的比例作答，這與現實狀況是很不相符的，從而是難以採信的。至於前三個問題，雖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水分”，但總體而言，其可靠性還是較高的。因此，我們決定僅用前三個指標來計量民營企業的誠信指數。對一個地區的政府誠信指數、個人誠信指數和企業誠信指數做算術平均，還可以得出該地區的綜合誠信指數。
據有關數據顯示，浙江省的市場化程度和每人平均GDP水準都高於湖北、四川、吉林三個省，但其民營企業平均競爭力指數為37.58，僅高於四川省，不如湖北和吉林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數高。這與現實情況以及我們的日常觀察不相吻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現實條件所限，課題組在湖北、四川、吉林三省分別只做了不到百家企業的抽樣，這些企業的效益一般較好；而在浙江省，在當地工商局和個體私營企業協會的精心組織與安排下，對全省各市(縣)乃至典型鄉鎮進行了大範圍抽樣，抽樣調查的企業中效益較低企業所佔比重可能較大。分析我們所回收的736份有效問卷，湖北、四川、吉林三省單個企業的競爭力指數基本都在20分以上。如果從浙江回收的有效問卷中剔除競爭力指數小于20的企業，則浙江民營企業的平均競爭力指數達44.08，比其他三個省都要高。
就各項誠信指數得分來看，吉林省的得分比其他省都要高，這是與人們的日常觀察不完全吻合的。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於採用問卷方式來調查企業誠信狀況，填寫人出於各種考慮而把答案往“高”裏填了。特別是這次問卷調查中，吉林省的問卷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委託省政府有關部門負責發放的，民營企業對於省政府部門組織發放的問卷可能會較為重視，因而可能會産生把有些答案往“高”裏填的傾向，結果就出現了吉林民營企業誠信指數高於其他省的現象。如果剔除吉林省問卷，那麼，浙江的各項誠信指數要比湖北、四川高一些。這種結果與一般人的感覺相同，因而可能更符合實際。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定，在正常情況下(或者説剔除不可比因素)，絕大多數民營企業競爭力水準是與其誠信水準呈正相關關係的。
2.浙江省11個地區的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數與誠信指數的對應分析
為了更好地分析和闡明民營企業競爭力水準與其誠信水準間的關係，我們可以調查執行方式和調查樣本數量基本一致的浙江省11個地區的問卷回收結果為對象進行分析。
浙江11個地區民營企業的平均競爭力水準與當地平均誠信水準之間的確存在明顯的一致性。湖州、金華、紹興、衢州、台州等地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數相對較高，其誠信指數也相對較高（雖然台州的綜合誠信指數並不太高，但其企業誠信指數達到4.10，在11個地區中僅次於湖州和金華）；麗水、溫州、嘉興、杭州等地民營企業競爭力指數相對較低，其誠信指數也相對較低。在11個地區中，只有寧波和舟山表現出一定的特殊性。寧波的民營企業平均競爭力指數在11個地區中名列第一，但其各項誠信指數得分卻不太高，尤其是居民個人誠信指數在11個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一，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從現有調查數據中還得不出完整的答案。至於舟山，雖然企業競爭力指數比較低，但其誠信指數卻比較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於舟山屬海島地區，當地傳統人際網路在各項經濟活動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因而誠信水準也比較高。
在浙江每人平均GDP水準與競爭力指數以及誠信指數之間也存在較明顯的一致性，即每人平均GDP水準高的地區，其企業競爭力指數和誠信指數也比較高。不過杭州和嘉興是兩個例外。究其原因，可能嘉興一方面受蘇南模式的影響大一些，另一方面優秀企業容易外遷至上海；杭州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杭州企業的生産成本比其他地方高，從而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
（三）案例分析和縱向的考察——以溫州為例
企業的誠信關係內生於企業的生産經營活動之中，而企業的經營活動本質上屬於盈利性私密活動。因此，企業經營者不會輕易讓第三者知道自己的商業秘密，從而也就很難通過由他自己填寫的調查問卷得到開展調查研究所需要的所有真實材料。這就要求我們選擇一些具體案例作為分析和研究的補充。在這裡，我們擬以溫州民營企業發展為例，進一步分析和闡明誠信與企業競爭力的內在聯繫。
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人“春江水暖鴨先知”，大批民營企業應運而生。但是，溫州的民營企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空前的信譽危機。在80年代，許多溫州企業急功近利，為了能多賺錢，大肆假冒其他地區（尤其是上海）的名牌産品。量大、面廣，區域性、行業性的造假，是早期溫州的顯著特徵。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早期溫州的企業沒有不造假的，溫州産品簡直就是假冒偽劣的代名詞，在外地市場越來越難以立足。溫州人逐漸痛苦地意識到，誠信的缺失已經成了阻礙溫州民營企業繼續發展的“敗血症”。1987年8月8日，就是溫州人自己，選擇在杭州的武林廣場，一把火燒掉了溫州生産的40萬雙假冒名牌皮鞋。
為了建立溫州的信譽，溫州市政府進行了以品質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秩序建設。通過公開、公平、嚴明、認真的執法與管理，嚴厲打擊制假售假等行為，全面整頓市場經濟秩序，同時積極引導民營企業上規模、上檔次、上水準，開始使溫州形象發生質變。1992年，溫州市政府明確提出以品質和品牌為核心的二次創業目標，強調要“品質立市、名牌興業"，制訂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強化民營企業品質意識、品牌意識。1993年，溫州市制定了全國第一部有關品質立市的地方性法規。
柳市低壓電器發展之路
1970年，溫州樂清柳市鎮農民陳慶瑤（音譯）到安徽某煤礦訪友時，無意中了解到煤礦作業必需的“交流接觸器動靜觸頭”大量缺乏，他一方面答應回溫州給朋友發貨，一方面將“觸頭”臨摹在白紙上帶回溫州。陳慶瑤從溫州永久鎖廠請來技師指導，就在家裏敲敲打打生産出了第一批産品。
1972年，陳慶瑤開辦了茗東五金電器制配廠，到1975年，工廠已經發展到19個車間，125名工人。1976年，安徽淮北礦務局給該廠郵匯了35萬元購貨款，這筆鉅款驚動了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工廠被迫關閉。“文革”後期，家庭作坊式的“地下工廠”遍佈柳市各地，1978年，柳市出現了第一家低壓電器門市部，到1981年已經發展到300多家，企業産值達2200多萬元，供銷人員達1萬多人。1982年，由於國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鬥爭，柳市的低壓電器生産銷售步入低谷，當年工業産值比1981年下降一半以上。1983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農村商品生産發展新動向》一文，肯定了柳市電器發展的方向。1984年，柳市低壓電器門市部發展到1000多家，從業人員超過5萬。198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手段低劣，柳市鎮質次産品銷往各地》的報道，煤炭工業部專門下文要求所屬企業不得購買柳市産品。一時間，柳市聲名狼藉，電器産業再度陷入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柳市鎮政府著手建立電器總廠和電器産品檢測中心，引進1200多名技術人員，取締非法經營戶，加強對電器生産的監督。《人民日報》再次及時報道了柳市電器生産整頓成果，柳市走出了第一次“信譽危機”。
但問題依然存在。整頓過後，不少企業又開始利用回收“廢、次、舊、假”材料製造低壓電器，或者以銅充銀製造假銀觸頭，造成用戶生産中巨大的安全隱患。1988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對柳市生産偽劣産品提出批評。1990年，Y省D煤礦使用柳市電器造成人員傷亡，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技術監督局等七部局《關於溫州市樂清縣生産和銷售無證、偽劣産品的情況和處理建議的通知》（國辦發〔1990〕29號）。國家七部局會同省、市、縣組成工作組，聯合在柳市蹲點，歷時半年之久。工作組通過沿海沿路堵截、廠裏店裏搜查、大街小巷清理，登出了329家無證企業，清理了965間電器櫃檯、門市部，取締了225個生産偽劣電器産品的作坊，將所有營業戶遷入“柳市電器城”集中管理，同時，還有49家企業自動歇業。柳市電器遭遇第二次“信譽危機”。此次整頓過後，樂清縣政府在柳市重點扶持了28家企業，其中24家企業領取了生産許可證，迅速佔領了市場。
此後，産品品質成了柳市電器企業發展壯大的關鍵因素。一批重視技術創新和品質管理的企業如正泰、德力西等迅速成長為具有相當競爭實力的大型企業集團。現在，柳市擁有1000多家低壓電器生産企業，幾十家大型企業集團，成為中國最主要的低壓電器生産和出口基地。比如，森泰集團生産的低壓電器産品70%用於出口，用自有品牌銷往俄羅斯、埃及、泰國等全世界60多個國家。為了打擊全國其他地方的企業生産假冒柳市電器，當地許多大企業都組織專門的人員打假，如人民電氣集團每年用於打假的費用就達300多萬元。
資料來源：據史晉川等著《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溫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一書第七章《規模經濟、聯合兼併與企業家創新-溫州樂清柳市鎮電器産業案例研究》以及作者在柳市鎮的實地調查訪談編寫。
本世紀初，溫州市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建設“信用溫州"的口號，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建設信用資訊平臺，建立信用獎懲制度，完善政府、企業、個人、社會四方內在統一的信用體系，為企業誠信建設創造公平競爭、健康有序的市場環境。
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溫州誠信建設取得了可喜成果。為推進誠信建設，溫州人于1999年8月8日又一次在杭州武林廣場燃了“燒鞋”的熊熊大火，不過，這一次燒的不是溫州鞋，而是外地倣冒溫州品牌的劣質鞋。2000年秋，國家有關部門首次舉行全國鞋類優等品抽檢，溫州皮鞋全部達優。從2002年開始，8月8日被正式確定為溫州市“誠信紀念日”。2004年溫州誠信日的主題是：信用——品牌的基石。就在這一天，溫州市政府命名97家企業為“2004年度溫州市創建信用企業先進單位"，同時曝光了51家嚴重失信企業。
通過品牌建設、信用建設，溫州民營企業競爭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溫州民營經濟也得到了更快、更好的發展。正泰、德力西等上百家大型民營企業集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崛起的。截止到2003年，溫州已有7個産品獲全國馳名商標稱號，15個産品獲中國名牌産品稱號。溫州還擁有“中國鞋都”、“中國低壓電器之都"、“中國鎖都”、“中國金屬外殼打火機之都”等17個國家級基地。溫州的眼鏡、剃鬚刀、鎖具、塑膠、合成革等産品的全國市場佔有率都在50%以上。
溫州民營企業發展及其誠信建設的經驗表明，民營企業不講誠信或許能得利於一時，但不可能有自己的長期核心競爭力，甚至還會嚴重影響企業的品牌形象，最終破壞企業的競爭力，斷送企業的發展前途。只有講誠信，實踐誠信，堅持誠信，信守誠信，並將誠信內化為企業的核心理念，才能真正形成企業的長期核心競爭力和發展力，保證企業的長期成長與健康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供稿，摘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民營企業競爭力報告》）
中國網2004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