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必須看到，城鄉協調發展仍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突出難題。

城鄉發展的不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速度、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居民受教育機會和就業機會、公共衛生和醫療條件、生活水準、社會保障和福利等方面的差距上。農村居民的收入，在1978年是城鎮居民的39％，1990年一度上升為城鎮居民的45％，1995年降為36．8％，此後基本上一路下滑，這兩個不斷擴大的差距不容忽視，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的重大隱患。

造成城鄉發展不協調的根源，是城鄉的二元結構。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雖然早已形成並有漫長的歷史，但成為一種體制，其形成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二元結構的消除，確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體制方面的改革必須從現在就開始，否則我們永遠也無法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

體制和制度方面的因素目前主要表現為：不一致或相互隔絕的戶籍制度、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金融體制、土地徵用和補償辦法、公共投資政策等。我們不能單純依賴經濟發展的自身積累來自然完成城鄉二元結構的消弭，一來過程太長、代價過大；二來體制本身也會形成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巨大障礙。

承認城鄉差距還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存在，並非説無法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並非簡單地指消除城鄉差距，其實質是經濟活動要素在城鄉間自由流動，做到這一點，城鄉差距的消除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強調從體制改革入手，就是為了消除城鄉之間經濟活動要素自由流動、城鄉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

從目前看，應主要從兩方面著手：轉移農村勞動力；推動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産業化。這兩方面之間有著一種內在的聯繫，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因為農村勞動力既要從第一産業向第二、三産業大量轉移，也要在第一産業內部，由分散的小農生産向産業化轉移，成為産供銷一體化、現代化的大農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量轉移，必須也只能以第二、三産業的發展為依託；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量轉移，既是城鎮第三産業發展的推動力，又是城鎮第三産業發展的結果。如何促進這兩個方面的發展，需要明確這樣一個認識：過去靠對農村的多取少予形成積累，支援了工業和城市的建設；現在我們已具備能力，同時，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所決定，必須開始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基本政策。

城鄉協調發展必然形成農村人口向城鎮的大量轉移。這種轉移，既需要改變現行的戶籍制度和城市人口身份歧視政策，也要求國家必須加大對農村教育（包括農民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入，以使數量巨大的農民轉移就業成為可能。同時，要使分散的小農生産成為産供銷一體化、現代化的大農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也要求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因此，對農村公共投資的失衡，既影響了農民的生活品質，也制約了農業産業化的深入發展。實現城鄉協調發展的艱巨性，決定了國家政策必須具有穩定性和傾斜性，政府必須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加大對農村的公共事業投資。（摘自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發言材料）

《人民日報》2005年0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