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１５日電 展現科學發展的生動實踐——“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型系列主題宣傳報道活動綜述

如果説近年來全國各地各部門探索科學發展之路的進程是一幅波瀾壯闊、絢麗多姿的畫卷，那麼作為新聞戰線今年報道重中之重的“落實科學發展觀”大型系列主題宣傳報道活動，則通過１２家中央新聞單位在全國３１個省區市為期１０個月的調研採訪，將這一壯麗畫卷生動傳神地展現在了廣大讀者和觀眾面前。

從今年３月開始，新華社記者就開始深入城鎮鄉村、邊陲牧區採訪。從熱潮翻涌的東海之濱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從謀求振興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到奮力崛起的中部地區，記者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盤點前後３個階段的集中報道，新華社記者從火熱的生活中總共採擷了近４００篇新聞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記敘了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歷史進程。

科學發展正當其時

（記者感言：日益嚴峻的資源、環境、土地、人口、基礎設施等因素的制約，使人們看到粗放經營、片面追求高增長最終將難以為繼，走科學發展之路是中華民族的必然選擇。）

“工業生産消耗了約四分之一的水資源、四分之三的能源。粗放增長方式已經成為浙江資源短缺、污染嚴重的根本原因。”

“中部六省是我國重要的煤炭、有色金屬、磷化礦生産基地，一段時間以來，在一味追求ＧＤＰ等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方‘靠山吃山’‘有水快流’，大礦大開，小礦小開，出現供大於求、惡性競爭的局面，資源浪費十分嚴重。一度輝煌的贛州鎢業甚至到了‘捧著金飯碗討飯吃’的地步。”

“我國是世界貿易大國，但卻處於國際産業鏈分工的低端。加工貿易佔外貿的近六成，出口産品少有自主智慧財産權。高檔機電産品大量依賴進口。出口８億件襯衫所得利潤才能換回一架空客Ａ３８０飛機。”

這些帶有憂患色彩的沉重句子，來自記者在基層的所見所聞。記者在調研採訪中，通過對現象的觀察和數據的對比，深刻地體會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體現了黨中央的科學判斷和遠見卓識，是現階段國家發展的指南。

真實的場景、翔實的數據、震撼的對比，新華社記者運用手中的筆和鏡頭，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與此同時，也親身感受到走科學發展道路逐漸成了各級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識和統一行動。

“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這些詞彙提綱挈領地闡明瞭科學發展的內涵。陽春三月，參加第一階段報道的記者強烈感受到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正經歷著從“速度東部”到“效益東部”的新跨越。

“高速度，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被看作東部地區改革開放成就的顯著標誌。黨的十六大以來，尤其是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新實踐中，在環渤海京津冀地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在轉變增長方式中顯現出新的態勢和特點。”

在重慶市永榮礦務局，利用煤矸石發電早已是變廢為寶的高招。礦務局局長武中全説：“我們已經把挖煤、洗煤的所有附産物都熬幹榨盡了。每年煤礦挖出的３０多萬噸煤矸石和１０多萬噸煤泥，全部派上了用場。”盛夏時節，記者從深山礦區看到了企業自覺開展資源綜合利用的一幕。

“永興縣大小冶煉戶最多時有５０００多戶，在政府的政策引導下，企業減少到１０３個，集中到５個工業園區內。”記者通過典型解剖的方法，從一個縣的變遷透視了各地積極節約土地、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的歷程。

科學發展重在轉變觀念

（記者感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首先要轉變觀念，改變單純以ＧＤＰ論成敗的政績觀，切實樹立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過去２５年,深圳貢獻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發展模式——“深圳速度”。但今天，深圳不再陶醉於速度，而是要構建“效益深圳”。

用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的話來説，“效益深圳”的本質就是要用科學發展觀來決定發展速度、發展模式和發展方向。不再看重單純的ＧＤＰ排名，而是更加看重發展的效益指標。他打了個比方，就像一場馬拉松比賽，前面跑得快，後面跑不動或跌倒，只能是前功盡棄，不顧效益片面地追求速度如同靠吃興奮劑爭冠軍，得不償失。

一路高歌猛進帶來了“增長的煩惱”，轉變發展觀念和增長方式勢在必行。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幹部政績評價標準正悄然發生改變，“唯ＧＤＰ論”在一些地方不再受到追捧。深圳、寧波、紹興、湖州等地，在考核政績時開始更多地關注社會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

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在這幾片“得風氣之先”的東部沃土上，科學發展觀正更新著廣大幹部的頭腦。而在幅員遼闊、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廣大幹部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飯都吃不上了，奢談生態豈不等於自殺？”幾年前，西北某省一位地方官員曾這樣抱怨。而當記者今年再赴西北採訪，卻聽到了這樣的話語：西部大開發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絕不能搞成“西部大開挖”！

“如果只開挖不保護，這個寶庫遲早會變成包袱。”陜北高原蘊藏著一個世界級的能源寶庫，石油、天然氣、煤炭儲量相當可觀。但只要是向地下取寶，必然會破壞地表環境。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陜北的煤礦越建越多，公路越修越長，項目佔地面積越來越大，但由於採取種草植樹、退耕還林等措施，生態一直在持續好轉。

觀念的轉變使西部人開始走出開發睏境。在新疆，一度河床朝天的塔裏木河水面重現，而且越流越遠。在甘肅，清澈的黑河水重新流進胡楊遍地的額濟納綠洲。嘗盡生態惡劣之苦的西北人轉變觀念，開始編織山川秀美的夢想。

黨政幹部的思想觀念在變，企業領導幹部的思想觀念也在變。

“東北的企業再也不能躺在歷史的功勞簿上等、靠、要，要解決好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積極內部挖潛，提高自身素質，這樣國家的政策和投入才能産生真正的效益。”

到東北採訪前，有人曾提醒記者可能會碰到兩大難題：一是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經常“跑部進京”，人難找；二是喜歡借記者之筆反映本地區本企業的困難，希望上級給予支援。而記者到實地採訪，發現情況並非如此。

記者在瀋陽機床集團公司採訪那天，公司董事長正飛赴日本談判兼併事宜。公司紀委書記張偉明説：“機床集團經營一度處於低谷，但我們３萬人的企業，‘等、靠、要’是沒有出路的，只有積極轉變觀念、大力創新才能求生存。目前，企業有了生機，還進入了世界前列。”

科學發展之風，如今已吹進了廣袤的牧區。畢力貢是東烏珠穆沁旗烏裏雅斯太鎮達布希拉圖嘎查的牧民，他最多時曾養過１４００多只羊，如今草場上只養了４００多只羊和６０多頭西門塔爾牛。畢力貢説：“多養牲畜不行，超載後草場退化等於自絕生路。”

今天的內蒙古大草原正在實施禁牧、休牧和劃區輪牧，“新三牧”極大地轉變了農牧民經營觀念。

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不苛求“人定勝天”，要追求“科學治理”。這些來自基層幹部群眾的話，體現了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辯證關係，表達了人們走科學發展道路的堅定意願。

科學發展需要建立長效機制

（記者感言：實現科學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從根本上消除影響科學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建立一種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我們在採訪中也發現，儘管每到一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都成為地方幹部耳熟能詳、脫口而出的政治詞彙，但許多地方違反科學發展觀的現象卻不時顯現。”參加報道的記者顧立林説，這説明發展觀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政績觀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缺乏制度的保障。

要改變不正確的政績觀，除了要改革政績考核制度外，還需要按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精神，繼續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譬如需要深入改革投資體制，建立科學評估、科學決策、民主監督的機制，以抑制盲目投資，避免重復建設和大搞政績工程。

記者最近在長三角地區採訪時發現，這裡的銀行、能源、交通、環保和市政建設等諸多傳統投資“禁區”開始向民間資本開放。上海社科院經濟與區域經濟研究所主任陳維説：“長三角投資領域的創新將使資本的配置更加合理。”

“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體現在財力分配上。”仙桃市委書記馬清明在談到“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時對記者説。這個市大力倡導龍頭企業、連鎖超市、基礎設施、先進文化和萬名黨員進農村，旨在用政策促使各種生産要素向農村集聚，全面反哺“三農”。僅２０００年以來，仙桃就累計投入近１０億元新建和改造農村公路，現已形成以城區為中心的“半小時經濟圈”。

初冬時節，報道組記者又一次調研湖北鄉鎮機構改革。這個省以制度的形式，大幅度減少了鄉鎮機構“吃皇糧”人員，從體制上解決了“收費養人，養人收費”的問題。此舉從消除農民負擔反彈的根源入手，為農村發展提供了體制保障。

目前，許多省市啟動了城鄉一體的保障制度，為農民上低保、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山東省１３４７萬人參加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累計報銷醫藥費１．２７億元，受益農民４２３萬人。浙江有１１６萬被徵地農民參加了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其中有４９萬名符合條件的參保對象領取了基本生活保障金。

“如同鬆軟的沙灘不能建萬丈高樓一樣，一個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的國家，難以實現強國富民的偉業。”記者在調研我國自主創新現狀時，生出了這番感嘆。

自主創新需要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還需要改革科研體制，建立新型的産學研結合關係。把“中國製造”升級為“中國創造”，必須依靠政策推動和制度推動。

“過去，我們害怕與國外的産品同臺競技，因為差距太明顯；現在，我們再也不害怕了！沈機在科技創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近三年開發出具有國際水準的産品１００多種。”瀋陽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張偉明説。今天，他們生産的數控機床已經佔到國內市場的２０％。

即將到來的２００６年，是“十一五”的開局之年。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品質，科學發展觀為國家的健康快速發展提供了正確的路標。（記者劉心惠、齊中熙）